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DOC

1、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作者： 李汉林/渠敬东/夏传玲/陈华珊自从西式的现代性猛烈地渗透、撞击和攻占传统的中国社会以来，这个社会就始终陷入在被迫的动荡和主动的变革之激流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始终作为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把合理合法的标尺。无论是旨在彻底颠覆现有社会结构的革命或变革，还是在中国社会基层曾经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和改造运动，且不说它们立场和方法如何，都是符合“变“这一基本精神及其主流话语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虽说社会变革的方式少了那种革命性的颠覆色彩，但其参照现代化模式彻底改造社会体制之流弊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

2、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老百姓进行日常判断所依据的价值形态。我们所要考察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和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换言之，在这样一个改革本身成为社会惯性或习惯、改革本身作为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时代里，“变“（change）也就成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常态（regularity） 。不仅如此，这样的常态或常规性，从根本上说并不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涵义，许多社会现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变化和变迁，并不首先具有具体的、实在的意涵，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变而变“这种形式上的动力促成的。变迁已经成为我们社会首要的形式规定。因此，要考察这

3、些年来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首先必须对变迁本身做深入的思考。换句话说，在没有充分理解变迁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之前，我们尚不能奢求去直接找到组织变迁的具体内容或是制度创新的具体项目。若究其实质内容，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所谓的“变迁“都有哪些形式上的特征：或许，政府推动变迁的坚决程度，人们的意识中渴望变迁的迫切程度，变迁一词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合法化程度，以及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变迁实际发生的速度，对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产生更为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中国组织变迁的研究，一开始就会面临一种困境：在这样一个在变动中融汇着各种复杂因素、且各种复杂因素时刻处于

4、无穷变动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必然会面临现有的理论解释力不足的状况，而就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变迁格局和态势，很难让我们有机会针对一种具体组织形态作长期的结构性的考察。换言之，我们曾经所刻画的某些组织形态的结构性因素，也往往会在变迁之潮中迅速地流失或转移掉，继续成为有待观察和刻画的新的因素。因此，要想对中国社会组织变迁过程进行一次完整的结构性考察和形态学分析，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这样一来，我们的组织变迁研究就要换一种有别于静态上的结构性考察的思路了，它并不囿于刻画和描述组织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或者是对制度安排及其社会行动效应的分析，而

5、是要从组织的内部，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去寻找组织在社会变迁意义上的规定性。超越类型学，意味着超越类型学的分析前提，面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变迁与创新，我们很难用一种特定的制度模式来确定我们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而应该回到构成社会组织之特质的一个更原初的起点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超出制度主义或类型学的研究范式，却寻找一种更切入社会组织之性质的范畴。超越类型学，也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地回到事情本身上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在变迁过程中，不同的组织既有其本土的生长基础，同时也主动或被动的吸纳了外来的制度因素，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的社会组织既有它的原生形态，又有他的次生形态，甚至还夹杂着许多成型或不成型

6、的制度移植的形态。正因如此，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从必须克服纯粹的类型学所带来的各种局限。从上述角度出发，在分析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时，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要认识到，制度的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使一种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步地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第二，把嵌入性看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第三，承认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第四，强调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将沿此思路，分析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硬核与保护带的互动：组织和制度分析的一种维度拉卡托斯在

7、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中指出，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个理论系列中各个理论结合而成。科学研究纲领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硬核“，表现为某种非常一般的、构成纲领发展基础的理论假说；2比如哥白尼纲领的“硬核“是行星的公转和自转，牛顿纲领的“硬核“是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硬核“是唯物史观。 是“硬核“周围的保护带，不仅包括各种辅助假说，还包括初始条件时所依据的假定以及观察陈述。当“硬核“遇到反常或否证的时候，即当科学研究纲领与观察实验资料有矛盾的时候，就要调整作为保护带的辅助假说和理论，以保护“硬核“不受否证

8、。保护带的调整可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可导致进步的问题转换，说明这个科学研究纲领是成功的；另一方面，也可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说明这个研究纲领就是不成功的。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是每一个环节都能预见新的事实，事后在人们知识生产的实践中能够得到证实。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有两种方法：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是告诉科学家哪些研究途径应该避免，告诉他们不应该干什么。它具体要求科学家们在科学研究纲领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修改或触动其“硬核“，任何修改“硬核“的企图都是等于放弃整个科学研究纲领。正面启发法是告诉科学家们应该遵循哪些研究途径，表现为一些关于如何改变、发展科学研究纲领，如何修改、精

9、炼保护带的提示或暗示，它是人们预先设想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研究方向、次序或政策。正面启发法中有三个功能。首先，它决定科学家对所研究问题的选择。科学家们在提出第一个理论或模型时，他们已经预计到会有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次，通过建立辅助假说“保护带“来消除反常，保护“硬核“.最后，由于任何科学研究纲领一开始总是陷入反常事例的包围中，所以，通过正面启发法可使人们集中精力，按正面启发法所规定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日趋复杂的理论或模型。在这里，正面启发法使人们能不依赖已知的反常，而且先于这些反常而采取行动。1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 ，查汝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8897

10、页。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研究纲领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研究纲领不能因为它遇到一时不能解决的反常或它内部自相矛盾就把自己加以摈弃，但是也不应该看不到这种反常和矛盾。当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或理论与某些经验和事实不符时，作为科学研究的战略，人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可以把这种不一致先置之一旁，或用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作暂时的特设性处理。人们继续按正面启发法所规定的研究方向、次序和政策去实施。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们期望这些“反常“会随着科学研究纲领的进步得到解释，“反例“变为“证例“.一个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严谨性，从而有可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确

11、定的纲领；其二，能够导致新现象的发现。一个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在进步的和退化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对抗和竞争中，科学家们总是趋向于参加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这即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这样，当科学研究纲领处于前进的时期，它就有足够的启示指导的能力去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当它处于退化的时期，其“硬核“在经验和逻辑的压力下，也可能破碎，但是，新旧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仍然可以有某种嫁接的关系。在科学研究纲领中，拉卡托斯强调了“证实“新预见的证实作用。他认为，只有新的实最终得到证实，知识才能增长，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才能持续地进步，并在与对立纲领的竞争中战胜对手。与此同时，拉卡托斯也提出了一个

12、摈弃理论的标准。当一个新的理论较之原来的理论具有超量的信息内容，而且这一事实通过检验得以确认时，原理论就会被抛弃，被新理论代替。拉卡托斯强调指出，威胁某种理论生存的不是否证和反驳，而是另一种理论，一种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有超量内容的理论。依此理论出发，我们来看看组织和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制度看作是在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得到认可和强制执行的、并内化为相应的社会角色的某些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和取向。单位作为一种制度，即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些行为规范，融于人们在单位中所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之中，调整着单位中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和保证

13、着单位成员间的社会互动，并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互动的最基本的组织和制度的结构条件。从理论的角度看，一种制度主要具有四种结构性要素 1Hermann Korte und Bernhard Schrfer（eds.） ，Einfhrung in Hauptbegriffeder Soziologie.Opladen ，1995； J.A.Sch lein，Theorie der Institution ，Opladen， 1987.H.Schelsky，“Zu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Institution.“Zur Theorie derInstittution，D

14、sseldorf，1970.W.Powell and Dimaggio ， （eds.）The New Institutionalism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Victor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54：663-681；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15、 SociologicalAssociation ，Boston，Mass.August.Victor Nee，“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Vol.101：908-949.：（1）制度建构的主导思想（Leitidee） ，或这种制度建构的意识形态。这种主导思想或意识形态被人们所内化、所承认以及被正式地确定下来。 （2）制度中所规定或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这种社会角色在制度或组织中行为

16、的内在规定性。 （3）制度中的规则和行为规范，依此来定义人们在一种制度或组织中交往与互动的方式。 （4）制度中被物质化或形象具体化的象征（Symbol）和设置。那么，在制度的这四种结构性要素中，哪一种又是最核心的要素呢？从理论上讲，这四种结构性要素在抽象层次具有差别，意识形态的抽象层次最高，其次是规则和规范，再次是社会角色，最后是象征符号。随着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整合系统的机制也必须更抽象。2N.Luhmann ，Social systems.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由此看来，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最有可能成为制度最核心的

17、要素，其次是规则和规范。也就是说，处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结构，最核心的结构性要素可能是不同的。对于总体社会而言，或者是试图代表总体社会的政治组织而言，意识形态，即第一种结构性要素，可能是最核心的制度要素。而对于处于中观层次的组织，一种被人们所认可、被内化或者被强制执行的规则和行为规范，即第三种结构性要素，是制度的结构性要素中最核心的东西。了解了制度的结构性要素以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我们这里所指的这种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与保护带究竟是什么呢？组织和制度的硬核，应该是从根本上决定组织和制度区别于其他的组织和制度的特征属性，它类似于 DNA 的特质，从根本上决定着组织和制度的性质以及这种组织和制度

18、与其他组织和制度的区别；同时，它也是组织和制度中稳定的和深层的内涵，从根本上抗拒变迁，而且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也不易发生变迁。1N.Luhmann ，Ausdifferenzierungdes Rechts.Frankfurt am Main ，1981.N.Luhmann，Soziologische Aufkl rung.Opladen，1982.E.E.Lau，Intention und Institution.Mnchen ，1978.R.Lepsius ，Interessen，Ideen und Institutionen.Opladen，1990.H.Hartmann ，Funktio

19、nale Autorit t.Stuttgart，1964.因此，组织和制度硬核具有隐含性（深藏在日常的组织行为和制度表述之后） 、抗逆性（面临灾变性环境变化时也不会轻易妥协）和稳定性（不会因为时空的延伸、内外的变故而数变其身）等三个基本属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制度的硬核。一个方面，制度的硬核主要是指制度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institutionalized culture ） ，是一种被特定制度深刻影响和内化的文化。这种制度的硬核包括某种制度安排的合法性、某种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制度文化不完全是一种信仰，更确切地说是人们实际行为过程中所遵循的行为

20、规范和规则。另一方面，制度的硬核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取向。这种制度化的行为取向可能隐含在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中，也可能通过一种合法化的程序固定下来。在一个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和制度中，各种不同的角色有着特定的行为规范，人们在其中的资源分配与消费有着特定的规则。这种组织和制度内有着各种不同的机构设置以保证规则的实施。人们认同这些规则，在其中社会化。通过一定的程序和仪式，这些规则被合法化，要求人们强制性地执行，并以此来区别于其他非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和制度，进而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内核。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制度的硬核具有隐含性、抗逆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所以，一般的改革所涉及到的只是制

21、度的表层或表现。制度的内核常常被厚厚的一层保护带包裹着，维护着。那么，我们这里指的保护带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制度的保护带主要是指围绕在特定制度周边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或直接对应的组织行为和规范。所谓保护带的调整，主要是指人们相应地改变政策、改变行为、改变规范以及改变局部的制度安排，以期达到保护制度的硬核不受外部变化或压力的影响，维护自身，免被改变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组织是制度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指的是特定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从量（quantity）和质（quality ）两个方面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首先，这

22、种变化来自于宏观环境的压力：1）支配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及其连带的失范效果；2）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3）全球化的压力及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和制约。其次，这种变化来自于外部的压力：1）示范效应。在和外界环境比较的过程中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了不满意和相对剥夺，从而愈来愈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2）模仿机制。改革开放使人们更容易了解和感受新鲜的和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在模仿过程中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学习的愿望，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出了对现状的不满意。最后，这种变化也来自于组织和制度内部愈来愈强烈的改革要求：1）当一个组织内部社会团结程度较低、运行状况也不理想的时候，组织和制度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2）不同

23、所有制状态下的组织之间的竞争以及这种竞争所造成的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上愈来愈大的差距，也迫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依照各自不同的角度产生愈来愈强烈的要求变迁的呼声与动力。组织和制度的硬核不可能在上述压力下即刻发生变化，最先作出反应和变化的是这种组织和制度的保护带。或者说，保护带在这种压力下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断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路径依赖所造成的一种行为惯性；一是行为的嵌入性，因为人们的行为，哪怕是一种人们自身极力想要改变的行为，都难以摆脱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人们主观上想要调整的组织和制度的保护带，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行为之路径依赖和嵌入性的

24、影响。组织和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就是在不断受到这些影响同时也不断试图摆脱这些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1从逻辑上讲，调整保护带所带来的结果有三种可能。首先，调整保护带的策略成功，此时，制度硬核得到成功保护；第二，调整保护带的策略只获得部分成功，使制度硬核部分直接暴露在外在环境的直接压力之下；第三，调整保护带的策略完全失败，全部制度硬核均暴露在外在环境压力之下。当制度硬核面对环境压力时，它可能作出适应性调整，从而发生渐进性变迁（这是本文所要考察的情形） ，也可能由于制度硬核表现得过于刚性而无法适应，因灾变而消亡，整个制度安排发生革命性变革。 嵌入性：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环境嵌入性理论的提出，归功于三

25、位学者：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White ） ，以及怀特的学生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当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将他们的研究兴趣与热情倾注到讨论制度的构成、制度的起源、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时，却往往忽略了在特定社会中产生这种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环境。嵌入性的理论恰恰是在这个方面为制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波拉尼首先指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联。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功能由此产生相应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政治形态。在这样一

26、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被制度化。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1.K.Polanyi，“The Economy asInstituted Process.“in Granovetter and Swedberg（eds.）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Swedberg（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al Life.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

27、s，1992，p.34. 在这里，波拉尼首先提到了人们经济行为对非经济的结构与制度的依赖。或者说，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从根本上来看，往往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所影响的结果。在分析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的时候，怀特指出，市场是关系密切的企业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结构，而且，市场亦通过这种重复关系而自我复制和再生。市场的供给则是生产厂家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怀特认为，生产商们在一开始就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他们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特别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所以，生产商的社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营和价格信息。其次，处于同一网络中

28、的生产商相互传递信息，并相互暗示，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关系。按照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约定和信任，人们从事着生产与经营。最后，市场制度事实上产生于同处一个网络圈子里的生产商，而不是生产商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制度来行事的。换句话说，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他和他的同事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经济行为从内容和方式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会受到其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及其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Mark Granovetter 说：“we sug

29、gest that 1.economic actionis a form of social action；economic action is socially situated，and 3.economicinstitutions are social constructions.“In Granovetter，Mark and Richard Swedberg（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al Life.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2，p.6.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批评了关于人类行为概念的“过度社会化“和“低

30、度社会化“（over-and under-socialized conceptions of human action）两种极端观点，因为它们忽略了人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格兰诺维特进一步重提“嵌入性“，深入地说明波拉尼的观点，并明确指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网络，信任则是嵌入网络的机制。从根本上说，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产生有效率的互动。总之，在格兰诺维特那里，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

31、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嵌入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而非信息。1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1360-80；MarkGranovetter ，“Getting a job.“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Granovetter，Mark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al Life.1992.另外，按照刘世定的

32、理解，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讨论涉及到了两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的行动的视角，即以“嵌入性“挑战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行动的基本假设；一是在“嵌入“的具体内容上，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基本要素，从而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领域引入进来。这两个层面，正是格兰诺维特和波拉尼的有别之处。在波拉尼那里，一方面，他提出问题并没有达到人类行动之基本假设的抽象程度，另一方面，波拉尼注意到的只是嵌入制度，而不是人际关系网络。2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 72 页。 上文中，我们从硬核与保护带之互动作用的角度分析了组织和制度变迁

33、的社会过程。指出制度的内核本身具有抗拒变迁的特征，组织和制度通常会在保护带不断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不过，这样的研究尚未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制度与组织变迁的结构环境。中国目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其目的都是为了重新调整组织关系和制度安排，合理规范政府和企业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行为，重新定义人们在新的制度中行为的不同条件，由此能够提高组织行动效率，顺利实现制度目标及其社会整合效果。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创新和变迁离不开我们现实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资源所能提供的条件。换句话说，任何一种制度总是要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中。制度设计得再合理，倘若不能成功地

34、嵌入到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之中，或者说，倘若制度创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遭遇到强烈的“排异反应“，那么，这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则最终不可能带来效益和公益，也不可能为这个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和发展。那么，一种新的组织和制度嵌入社会结构环境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换言之，这种新的组织和制度是怎样逐步嵌入到社会的结构性环境之中的呢？首先，如上所述，这种创新与变迁的动力来自于宏观环境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对外部环境或群体的示范与模仿的过程中自身改革与创新的动力与方向。但是，外部制度以及人们行为的一些规则不可能简单地拿来和照搬，更多的是要按照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环境作出相应的修正和改变。对外部制度移植的修正和

35、改变，我们称之为“制度变通“，它是一种旧的制度安排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环境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次是制度适应。如果说制度变通是指一种已有的移植来的外部制度安排或规则逐步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环境的过程，那么，制度适应就是指，当这些外部制度成功嵌入本地社会结构之后，人们的行为逐步地适应这些制度或规则的变化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对于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主导作用；个人行为“嵌入“于制度、并被制度所塑造和指引，因而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在根本上离不开对制度的理解，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因变量。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方面，一旦某种制度建立起来，它就能够规定人们进一步的行动。制度规范行为，在这里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意味。人们在特定的组织中必须要遵守这一制度规范，否则就会因违规而受到组织规章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惩罚。制度按照角色和情境的关系确定人们行为的适当性，既包括对情境和角色的鉴别，也包括对某种情形下适当行为的确定，它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据此可以界定个人的适当行动、个人和情境之间的关系，制度促使个人去反思：当下是什么样的情境？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