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國研究學者訪談陳明2008 年 1011 訪談,12 月校訂與定稿訪談者:葉路凡學經歷 美國麻省大學政治學博士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著作 1985,國際關係與國際問題。台北:亞洲與世界社。 1986,開發中國家的社會發展與民意。台北:亞洲與世界社。 2001,布希新政府之兩岸政策走向。台北:遠景基金會。 1973. Law and Justice: The Legal System in China 2400B.C. to 1960 A.D. New York: Dunellen Pub. Co. 1986. Prospects for the Pacific
2、Century. Taipei: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1986.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 US-ROC Trade Area. Taipei: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1988. Economic Growth with Political Stability: A developing mode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訪談記錄問:老師您如何進入教職或研究職務? 那時候我們到美國去留學,外文是主要工具,在美
3、國念的是政治。先到 Marquette University,這是天主教耶穌會辦的,在那邊拿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碩士。本來是馬上要去念博士(PhD),耶穌會的大學有大有小,有個規模小的大學需要一個講師,他們的經費不是很充裕,需要一個國際關係的講師,而不是助理教授,Marquette 系主任就推薦我去,我說我行嗎? ,他說我認為你可以去,而且敎兩年書對你再唸博士也有幫助 。我2就開車去了阿拉巴馬。人家都說南方校有種族歧視,那時年輕,不相信我是教書的,都以為我是學生。敎了第一年後我就想離開,因為急著想念博士,想早一點唸完就可以回國了,但是教務長說, 只敎一年不好,會認為你是
4、因為敎得不好,所以不跟你續約,所以我希望你再續三年的合約 ,我說不行!三年實在太久了,我最多再答應你多敎一年 ,後來就又多敎一年,兩年完了我就去麻省大學念博士。 在三年內全部唸完拿了文憑走,因為是拿獎學金所以沒有經濟上的問題。我當時破了麻大的紀錄,三年當中等於是沒有禮拜天,沒有假日全部在那裡拼,這樣三年才能完成。美國人可以一邊寫論文、一邊教書、一邊做事,我們要一口氣念完,自己也很得意。 後來我就在那邊申請教書,教書的目的,是我們那時候的留學生,都想證明一下自己可以。因為以前待過阿拉巴馬,他們那裡黑白分得很清楚,我記得我在那裡開戶頭的時候,它上面有個Color(種族) 叫你填,我就填了個Y (非
5、白人) ,結果女職員就把我擦掉,改成W ,我說Im not white(我不是白人),她說在我們這邊你不是 white(白人)就是 black(黑人),只有這兩種 ,這一句話也證明了我在那裡待了兩年的時間。他們的確因為中國人少,因為我們是受高等教育,美國南方受得教育水準比較低,因此我們就備受禮遇,我很喜歡那個城市。拿了博士以後有個新的州立大學成立,就在阿拉巴馬那個地方,叫做南阿拉巴馬州立大學,因為我很喜歡那個地方,我又回到那個地方去敎。我那時候其實有幾個很好的工作機會(offer),一個是緬因大學,我去面試的時候因為他那邊下大雪,我們台灣去的喜歡熱帶一點的天氣,阿拉巴馬在南方是比較溫暖的天氣,
6、所以我就選擇去那邊。我在那裡敎了第三年,校長就給我升了終身教授,我那時候還是副教授,他希望我留下來,我到現在還覺得欠他人情。後來宋時選先生,就寫信給我,非常熱忱、誠懇要我回國服務。 (是李先生還是宋先生?)宋先生。所以我非常的感動,那時候還很年輕,雖然學校給了我終身職,這很不容易,後來還是回來了。回國後在國關中心,我回來主要就是成立一個美國研究所,3在淡江大學,因為那個時候想在政大成立,政大擔心政治上有一些敏感,他們對於美國研究並不了解。那個時代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太密切了,很多從政的人對美國不是了解得很深入,我是說從外交方面,所以我希望能夠訓練一批年輕人,將來對美國真正深入的了解,這樣才不會吃虧
7、,跟美國關係才能維持得好。張建邦先生是非常有遠見的人,他那時候在美國就跟我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想成立美國研究所,我們那時候就在淡江成立,宋先生也幫了忙,就在淡江成立了美國研究所,當時是全國唯一的,現在文化大學也有一間,所以我算是創始的第一任創所的所長。我們一邊教書一邊在做政治上的東西,慢慢的我就到處演講,因為回國的不多,我們變成物以稀為貴,不像現在碩博士很多了,從前回來沒有多少人,所以人家就很喜歡邀我們去演講,甚至於上電視,比美國的生活要豐富多了。問:老師您的研究經費來源? 我的美國研究所幫了很大的忙,那時候張建邦校長,我說我們要用美國研究所,我們美國研究所最重要的工具就是 New York T
8、imes,紐約時報那時候台灣連外交部都還是海運的,沒有空運,我說我們要空運的,張先生就答應了,那時候一年空運很貴的,局裡頭都沒有。那時候我們跟局裏面的關係真是好,很多東西我們看到局(國安局)裡沒有,沒有我們就要,他們只要推薦我們就買,有的是錢買,只是沒有人把這些東西找出來。所以那時候我就去找了關中老師、張京育老師我們就開始,到後來經濟方面就找王作榮,王作榮的回憶錄就有寫, 陳明兄找我去開會,我還猶豫,去了之後大家真的是言無不盡知無不言,是我一生當中非常愉快的時候 。所以當時在禮拜一之前我們就很辛苦,很多東西要送過來,禮拜五晚上我們就沒有辦法休息了,就是從拿到資助開始,腦袋就一直轉到禮拜一。那時
9、候關老師也在政大教書,都是教書匠,京育兄在政大外交系,我們所貢獻的從來不對外講,多少年來沒有人知道。我們很愉快,局裡對我們非常好,常常諮詢我們,比現在國安會的諮詢委員,更能提意見。 我覺得這種作法,領導人很重要,他覺得沒什麼好怕的,難道4你跟學者在一起就代表你沒學問了嗎?不是這樣的,因為你們每天看的資訊,你怎麼知道哪個點你要抓住,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情況讓上面的知道,這個就是我們來做你的眼睛、鼻子。 (包含推薦給李先生?)這我不敢講,我不敢誇大,至少那時候我拉他們回來,就變成海外的幾個領導的學者。你說有沒有關係?我想多少有點關係,不過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能居這種功,是希望這些人都有種愛國心,真正的愛
10、台灣。這種愛台灣不是放在嘴上唱的,所以現在的政治人物真的是遠不如我們那時候的人。局裡對我們非常好,常常對我們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雖然沒有到那樣子,可是過年過節局長對我們真的是很禮遇,都會送我們很好的禮品,表示謝意。我們也從來沒有洩露過任何事情。經國先生接受了我們,那時候召開了一個會議,國內四個外面四個,那時候在旅館裡,大家聚在裡頭不出來,關在裡頭,吃住都在裡頭,做什麼?大家腦力激盪,就是想想台灣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在你們山上處長也好、副局長也好都是一時之選,所以他們才會有這個心胸去接受學者跟他們在一起工作。有這個心,就是愛台灣的心。所以就領導人最重要的,第一大功夫就是識人,懂得找什麼人做什麼
11、事,這個不對就全盤錯,再好的政策也沒有用,這不是政策好壞的問題,老實講這種好壞是相對的,沒有什麼絕對的,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危機在這個地方。我說我講多了不好,就是點到讓他們注意,讀書人只有盡這個責任,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明明德而已,要明明德一個人不夠,要幫別人明明德。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看了這種事情真的很著急。 比方說你看現在的歐亞、遠景,當時成立都是很好的想法,怎麼現在搞得像什麼樣子,大家都公開說成是外圍組織,這個就失去功能了嘛! 剛剛講到,後來我們就越陷越深,就給經國先生提出 20 幾項的大建議,包括了解嚴、解報禁等等。經國先生的資訊來源有很多條線,不能說我們是唯一提出這樣建議的,我只能講我們建
12、議的東西,我們從來不問結果,但是最後 14 項全部被他採納,都是大事情,包括解嚴、報禁還有黨禁,有好多事但是我們不敢講,好像我們在膨脹自己,反正事情都過了那麼久,自然而5然就是有介入。問:老師歷年是否有得意門生? 我感到得意的一個是令狐榮達,駐外外交官。另外在學界的有淡江大學美研所的陳一新教授,哥倫比亞博士,還有淡江大學美研所的戴萬青教授。問:老師您如何進入中國領域? 我真正跟大陸工作,完全直接發生關係的是,你知道蔣老先生在世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叫做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屬於現在陸工會的一部份,那時候是中央第六組陳建中負責,蔣老先生欽點的。蔣老先生在的時候中六局權力大的不得了,那個時後陸工會連副主
13、任都可以下條子直接押人,所以後來在李先生的時候,他要我去陸工會那個單位做副主任,那個時候的主任是黃副局長。 做這個工作(國安局長)不能隨便亂派的,你不要看許惠佑還是不錯的,敢做事情,我們一直想辦法讓他留著,可是沒有留成,我們沒有權利可是我們打邊鼓,因為他肯做事情,這個工作一定要肯做事情,因為他不用擔心經費問題,最主要的是他有那個力量(power) 去做,你沒有意志力(will power) 去做就沒有用,一大堆的工具擺在那哩,人、錢都有了,有什麼用呢?看你怎麼運用,蔡得勝不錯,希望他,我對蔡朝明不是那麼熟悉,不敢評估他。 所以我就擔任中央陸工會的副主任,本來是去國安會當了副祕書長,因為那個時候
14、吳東明調查局下來以後,當然要先安排他的位置,說得不好聽,等於他搶了我的位置,這個是絃外之音,我講了好玩的,因為我不喜歡作官,要我做什麼事情只要跟學術有關的我就比較有興趣,我到陸工會也不錯。陳建中不敢放任何人在中國大陸研究所董事長的位置,他說老總統交給他的,他從來不給任何人,知道我去了,他認識我了,同意給我(董事長) ,我等於是從他手上接下來,就是副主任兼董事長。這兩個事情是我開始直接跟大陸有關係,你不是問我跟大陸的關係嗎?這兩個都是對大陸工作的事情。當時的陸工會和中國大陸問題6研究所不是隸屬關係。問:老師現在還常去中國大陸嗎? 不常去,偶而去,一年一、二次,邀請開會才去。若是旅遊就是跟家人一起
15、去。我在遠景基金會任職時反而去得少,他們來得多,退休後我才去的。問:您去中國有遇到特別的經歷嗎? 我第一次去大陸在 1987 年之前,那時還未開放,開放以後我去上海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開會。他們的上海台辦,派人來請我們把早餐時間空下來與他們見面,這是意外的,我不是因為教書,而是因為擔任國民黨陸工會的副主任,我猜想是這樣受邀。他要我幫忙開個最新的書單,大約是一些智庫出版的書,像是保羅甘乃迪強權的興衰 ,就是一些關於未來發展的書,我是後來回飯店開的書單。我很欣賞他們的作法和思想,完全嗅不出來共產黨的統戰思想,而是從方方面面著手,完全是和我們交流。 有一次是唐樹備與李炳才專程從北京來,談九二共識 ,那時
16、大約是五、六年前。那是我沒預期到的事,讓我印象很深刻。更早之前與唐樹備在美國華府有見過面,當時唐樹備在中國大使館任副館長,後來我去華府,住在五月花飯店,那時唐樹備來找我談兩岸關係。 九二共識是一個教訓,它是很具有共識性(consensus)的,但要說是雙方有共識也不太對,綠營的人也很生氣。 後來我跟大陸上面,我是自己先去上海訪問、開會,我去那裡我都不露自己的身分,他們都知道,因為我是真正的學者,如果你是冒充的學者,你總會露出來的,我們是真正的學者,參加的都是學術性會議,所以我等於是把上海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台灣研究所、東亞研究所,作為我們的對口單位。我們在那邊開會的時候,汪道涵先生來找我,就這樣
17、子見面了就談事情,所以這樣子就跟大陸上就接近了。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有關大陸問題最緊密的事。我在美國的時候,就是還在阿拉巴馬教書的時候,那時候的國務卿是羅傑斯,7邀請我叫做 scholar-diplomat seminar,他就發出了邀請函,找了13 個都是助理教授,就像你這樣剛剛拿了 PhD,剛出來的年輕教授,我是唯一的中國人,去了之後還要宣示,就是你看了那些情報資料,將來是可以用,但是不能講在哪裡看到。他們問你喜歡在國務院的哪個部門,你都可以選擇,13 個人都可以選擇在你喜歡的部門,我就選了東北亞,就是 China Desk(中國科),我們兩張桌子的辦公室,他所看到的情報我都可以看,他們跟
18、我們一樣都是四個鐵櫃的那種公文櫃,我可以在裡面看所有的資訊,我們的分類就是,在機密的四個等級中,最高等級的 top secret 我們不能看,secret 以下的就通通可以,我看到有一份裡面還夾了幾張是 top secret,我還問了他們的官員,他說可以,夾在這裡面幾張你可以看沒有關係,是尼克森的備忘錄(memo) ,要季辛吉幫他全盤檢討中國政策,我看了覺得非同小可,這樣的情報太刺激了,但是我不相信,心想他會不會是故意要讓我看的。 我回到台北,經國先生在救國團總部就是松江路那邊召見我,他召見我的時候本來宋先生跟李先生都在旁邊,他們倆都退出去了,我跟經國先生單獨談。可是我沒有手稿我都是背下來的,
19、我跟經國先生說,我越是想背得好,腦袋就是不行,我說早知道我就請張秘書長給我一個手錶照相機我可以拍 ,季辛吉說要我們台灣政府起用本省籍菁英,不是放在地方政府而是放在中央,這就是開我們國民黨用本省籍菁英的先端,這就是他開始要一中一台政策明顯化。第二個更重要,美軍要撤離台灣。 我在想經國先生大概也懷疑我這些情報的正確度,他大概也覺得奇怪,為什麼派在美國的情報員都沒有這個消息,怎麼你一個教授會知道?後來就派了孝武來跟我談。我那時候都不曉得孝武他是管所有情報事務的,他跟我很好,別人看了都很吃味。他慢慢就發現我是一個真誠的讀書人,經國先生就取信了,所以我也在觀察他,你到底信不信我呢?等了大概幾個月,他讓李
20、煥先生辦了第一屆國建班,因為李先生要我建議名單。真想不到,在啟用台籍菁英的政策中,居然也有幸間接參與。問:您在中國大陸還有親戚嗎?有無來往?8 長輩是都過世了,親友也剩下不多。問:您認為中國未來會否走向民主? 中國人特別愛自由,這是因為中國過去歷史都是人治,沒有法治,所以特別在人治底下愛自由,但是缺乏法治,也因此這種愛自由很容易被煽動,也很容易被公權力取消。但是基於中國人非常強調自由的民族性,我應當覺得中國大陸共產主義是遲早要消失的,當然中國大陸的體制可以變成社會主義,現在已經是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中國大陸必須改革開放,她的政策是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目前改革 30 年,她的成果是全世界公認,這就
21、聯想到如果經濟改革,可以讓中國大陸貧窮慢慢消失,接下來就是政治發展,就是走向民主化,這就是發展的過程,所以我很高興中國大陸先發展經濟。問:所以您認為他未來是會民主化? 最大的問題可能是中國大陸消費世界的資源太多,這是大家擔憂的,中國人愛家庭,生育就多,自然就會消費多,如何進行生育控制,這是一個隱憂,其他的威脅應該是相對減少。像是他改採取了西方的金融制度,可以趁此機會好好改革一下。現在中國大陸外匯近 2 兆,買美國公債就 1.2 兆。中國大陸本身市場這麼大,就不容易被吞掉,發展潛力就更大。如今金融風暴後,美國政府大量補貼企業、汽車工業等,漸有社會主義趨勢。問:您對未來中國研究的看法? 研究中共一
22、開始面對的困難是,大陸對國際政治的理念與我們在台灣念的書、做的研究有點不一樣,不過大陸也慢慢受到影響,我預計再過十年,這些差異就越來越少。他們現在受到政治限制,所以講的不是真心的,這不是自由,等到他們政治自由了,學術發展也就會有自由,而且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越來越多元化,這種能力就會與國際接軌。 台灣的中國研究,最大問題是我們的本土意識是有敵意的,他本來是沒有敵意,可是台灣的是有潛在的敵意,去中國化成為9本土意識的一部份。像是白魯恂強調,民主發展過程中你的意識型態越重發展越慢,台灣就是這樣,有很多東西在開發中階段,有很多是已開發階段,就是因為本土意識,如果台灣改成國際意識就好了,可惜這麼多年來國際意識淺薄。最危險的就是有敵意的本土意識,就是排斥中國。綠營是兩大政黨之一,一講到中國就說賣台,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做研究工作最怕主觀,做研究就靠科學和客觀,現在我們有很好的優勢,我們的情報資源,可惜我們戴有色眼鏡,看什麼都是一個顏色。問:您目前最大的成就和遺憾是什麼? 要說成就就是多年來為政治制定者提供諮詢建議,以及教書,有很多好的俊秀的學生。遺憾是未能更積極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進一步為社會正義、社會公正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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