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影响分析.docx

1、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影响分析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但使农民的经济压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的积蓄，也为传播先进的城市文明和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渠道。文章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输出地和输入地的社会经济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如：阻碍“三农”问题的解决、给城市就业带来更大压力、干扰正常生产秩序、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等。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不利的影响就不能真正落实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更不能实现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 下载 关键词

2、农村劳动力；转移；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4-0101-03 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换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农业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从已有的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来看，更多的是分析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及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种种促进作用，给人的感觉是解决“三农”问题“一转”就灵。当然，这么多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文化、技术、人才和信息的交流，促进农村土

3、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为农村青年提供发展舞台，造就一批新型产业工人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加了城市和社会管理的难度。如何正确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充分正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消极影响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农村和农业带来不利影响 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大多数是受教育年限相对较长的中、青年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全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

4、教育程度。据统计，2000 年 21-25 岁的农村劳动力中有 67.2从事非农业活动，年龄段在 26-30 岁、31-35 岁、36-40 岁、41-50 岁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比例依次为 52.5、47.6、43.3、37(王萍，2008)。根据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 年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 61，31-40 岁的占 23，41 岁以上的占 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28.6 岁(罗民忠，2008)。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会带来诸多问题。 1 由于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留在农村的更多是老人和儿童，大量出现了小孩要承担照顾老人，老人被迫承担教育孙辈的“

5、隔代责任”的情况。许多家庭孩子的教育和管理处于空白状态，严重影响到了农村儿童的教育和培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汲取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随着欧盟的东扩，加快了东欧人到西欧打工“淘金”的步伐，罗马尼亚许多父母将孩子留给老人照顾，他们认为这么做可以带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以挣更多的钱给孩子买课本和玩具。但罗马尼亚政府表示，在家庭新添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许多常年见不到父母的孩子成了“孤儿”，变得性格孤僻、生活非常的不快乐，有些变得无法与父母相处或自暴自弃。2 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我国人均耕地仅1.5 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对农业资源利用率要求较高(惠宁、翟丽

6、，2007)。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了耕作质量下降，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的大量“撂荒”现象。农村劳动力迁移使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更加得到强化，会导致农业产出降低。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土地既有生产功能，又具有保障功能，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不断增加，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渐强化。而生产功能逐渐弱化。由于进城打工者的收入在目前仍高于农村的农业生产收入，农户就会选择把农业中的投入减少，而且仅把农业生产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样必然导致农业产出的降低，长期还可能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3 当前的农村劳动力迁移状态还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机械化进程以及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由于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是非永久性迁移人口，大

7、多不愿或不能在城镇定居，他们在外出打工时也不愿退出农村的承包土地，导致农村的土地不能有效集中，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不能扩大，这不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机械化；另外，留在家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更多是老人和小孩，以他们的观念和能力也不可能很好的接受和使用现代农业技术，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以后，农田水利建设、防汛抗灾、修建道路等基础建设很难完成，又会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会给我国城市就业带来更大压力 农业劳动力不断从传统经济部门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经济成长过程的重要标志。计划经济时期，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任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

8、通过“城市化抑制”形成了轻视农业和歧视农民的“超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种抑制在小城镇开始松动，引起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向城镇的流动和集中。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企业招工制度、粮食购销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相继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使“城市化抑制”在大中城市开始松动和部分解除，引起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大中城市流动和集中。1994 年以后，由于国家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没有给予优惠，乡镇企业在负债上升的压力下出现了大规模私有化的趋势。私有化导致乡镇企业必然把过去的“社区就业最大化”目标改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减少劳动力使用数量。同时，为提

9、高市场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乡镇企业也不断购置一些更好的设备，导致出现了资本排斥劳动力的现象。由此可见，单纯依靠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不可能。因此，在“城市化抑制”松动的情况下，向大中城市流动并寻找就业机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愿望的主要选择。 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的同时，由于城市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城镇职工下岗情况也日益严重。据统计，1997-2001 年的五年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达 4700 多万人，平均每年超过 900 万人(胡鞍钢，2002)。 尽管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在许多就业岗位的竞争中不在一个层次，甚至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劳动力的需求能够起到

10、“填平补齐”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在不断降低选择就业岗位的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寻找工作经验的提升和通过种种就业技能的学习，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又不断提高自身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这样，城乡劳动力之间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局面日益严重。“城市化抑制”松动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大中城市流动和集中的发生机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在城市期望工资水平即城市标准工资水平和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高于农村收入水平的条件下，只要体制和其他交易费用不足以阻挡农民对收入差别做出反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集中就无可避免。如果城市期望工资上升，与农村实际净收益水平的差距拉大，那么就会刺激更多的农村

11、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时，在没有制度性障碍的条件下，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城市工资水平下降和城市失业率上升。 虽然城市企业改革的实质推进会有效降低或至少制止城市期望工资的进一步上升，从而可能减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集中的速度，防止城市出现恶性失业高潮。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69)所描述的托达罗状态已经在中国出现并将继续保持。因此，城市失业和再就业形势会在一定时期内紧张下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集中，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隐性失业”公开化这两股力量结合，使中国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城市就业形势(王艾青，2008)。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容易干扰正常生产秩序和抑制产业结

12、构升级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城镇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从 2004 年 1 月广东东莞首次被官方确认民工紧缺至今，“民工荒”随后便波及整个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尤以珠三角地区形势更为严峻。有数据显示，仅广东省就有近 200 万人的缺口。据浙江宁波就业管理部门对 432 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开展的劳动力需求状况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缺工人数为 2.9 万，用工缺口达 12.6。湖北武汉的汉正街仅缝纫工缺口就在 9000 人左右，占总需求量的 1/3。西部地区的新疆地方和生产建设兵团也普遍面临着往年少见的“民工荒”。据新疆石河子垦区农业局有

13、关负责人透露，该地区 2005 年本来计划从内地招收的 18 万名季节性拾棉工，仅有0 万人到位(李海琼，2008)。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国农村劳动力不稳定和非永久的转移状态是突出的一个原因。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受农产品价格、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成本、城市丁资、农村非农业工资、农村的家庭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工业生产活动。 1 由于大部分转移人口在农村有承包土地，而农业生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季节性，大部分农民工必然会随着农业生产季节的变化在城乡间往复流动。农民工的家庭一般都在农村。每年春节期间，农民工回乡，使城市的许多企业在需要人的时候无人可用。

14、2 农村经济状况也会对劳动力迁移和回流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粮食涨价、农村经济状况好转时，农民工的数量就会减少；当农村经济不景气时，则进城打工的人数就会增加。 3 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和生存状况也是影响农民工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收入的增加、生活成本的降低及生存状态的改善，会导致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迁移，相反则会导致回流的增加。2004 年以来国家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加上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农村税费改革等支农政策的出台，再加上农民工目前在城市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态比较差，几乎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这些都会导致农民工供给减少。 4 农村劳动力转移被舒尔茨等经济学家认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投资过程

15、。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虽然会随着进城打工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但这种增加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增加，增加的数量和质量不一定能够适应城市企业的需求，尤其是针对机械、电子等企业的专业人力资本很可能是非常不足的。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由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非永久性，农民工经常更换企业，而企业因此不会和农民工签订长期合同，不会给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农民工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投资为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因为农民工频繁流动，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有很强的外部性，农民工一旦离开企业，企业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投资就难以收回。所以，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积累的速度较慢，且专业性和针对性较差，不能适应目前工业的产业结构进步。尽管外来劳动力供应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出现一支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没有形成新产业工人素质得以提高的培育成长机制(王国辉，2006)。 四、结束语 笔者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是想否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和作用，而是想在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践过程中引起专家及政府对可能出现的种种消极影响的重视，从而可以尽早从制度上做一些合理、恰当、有效的安排，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和谐社会的发展。 责任编辑：黄兴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