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隐性成本分析.docx

1、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隐性成本分析摘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隐性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认识和重视对这些隐性成本的分析和计量，将会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决策理性，对政府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配置政策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下载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隐性成本；机会成本；政治成本；留守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7)03-0090-03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9781998 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 GDP 增长贡献了0.951.32 个百分点，而最显著的 19851992 年间达到 1.382.06 个百分点

2、。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动力，人们多以转移的成本收益来分析，即转移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而进行成本分析时，又多强调交通成本、培训和证卡成本、交易成本等易于用货币来计量的显性成本，对一些不易用货币计量和不易被人们察觉的隐性成本却不予重视。对这些隐性成本的忽略，往往会影响到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大大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的判断理性，极易造成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失误。 一、机会成本 就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讲，机会成本就是农民转移出当地、放弃了原有的农村工作，从而失去原有工作可能获得的收入及附带福利，它是农民转移过程中的损失。所以，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转移的机会成本越小越好。很多学者认为

3、，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远远大于真正需要的人数，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所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剩余”的，其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为零。笔者认为，外出务工人员虽称“剩余”劳动力，但他们与留守的劳动力有较大的质的区别，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剩余”，相反，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恰恰是当地年富力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且市场意识较强的人员，他们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他们在家务农的劳动生产率比留守在家的老弱病残、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和老人要高得多，他们在家务农所创造的价值要比顶替他们做该种工作的人创造的价值要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 w 舒尔茨就否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

4、他说：“我没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把农业劳动力中的一小部分，比如说 5移出农业，不会减少农业产量。当然我也不同意再向农业投入新的非劳动力的资源，如用资本替代转移出劳动，或者推广更好的技术。农业的特征就是各种要素之间的广泛的替代性，在这样的条件下就绝对不可能构造一个模型可以允许劳动供给零边际产品。”“穷国农业中的劳动边际产出非常低，原因在于资源没有集中利用，但边际产出并未为零”。笔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应该是劳务输出人员在家时与家庭其他成员共同创造的价值减去劳务输出人员转移后其他成员创造的价值的差。 另外一个机会成本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支付的显性成本的利息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5、移外出必须支付交通、证卡、培训、中介等费用。在理论上，如果不外出，这部分资金可以存入银行而得到一定的利息，现在却不能，从而造成利息损失。不过这个数额很小。 二、情感成本 情感成本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付出的一个重要的隐性成本。调查发现，情感因素是造成农民工回流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才是低工资收入(Lu，Song，2004)。情感成本主要来源于群体差异。转移前农民世代生活在农村，非常熟悉和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生活和办事比较自然、顺利。转移后，他们远离亲人，远离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原有的人际资源丧失，想念亲人的孤独和寂寞，遇见艰难事情的无助与无奈时刻折磨着他们。如果进入城市，由于

6、其存在与城市居民在文化素质、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会，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同工不同酬，从事着城市居民不愿意做的脏、累、险、难等工作，拿着城市居民不愿意拿的低工资，工资拖欠现象时有发生，权益受到侵犯无处申诉。外出生活的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往往引起农民工的心理不平衡，进而可能导致他们对人生、社会的态度看法的变异，最后可能诱发犯罪。据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统计显示，在城市的刑事犯罪中，外来人口占 60以上，这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三、政治成本 一般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伴随着某些政治成本，即离开家乡后造成的某些政治范畴权利的丧失。由于受我国目前户籍管理制度的约

7、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外地，即使为输入地做了很大贡献，也很难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形成所谓的“经济接纳，社会拒绝”现象，在输出地失去的一些政治权利在输入地不能得到弥补。政治成本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参与政治生活权利的丧失。农村劳动力转移，原有的社会资源基本丧失，联系网络中断或半中断，加之昂贵的交通费用，致使外出务工人员在家乡应该享受的一些权利无法行使(如选举权、被选举权、村民活动的参与权等)，导致自身合法权利的丧失。第二，公民权利的丧失。在输入地的人看来，外来人员即使对当地做出了很大贡献，也还是外地人。为维护本地居民的利益，当地政府会对流入的外地劳动力进行抵制，以法律、法规等各种形式排斥

8、外来劳动力应该享受的与当地人同等的劳动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外来劳动者的政治权利。 四、留守子女付出的成本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多数无力解决孩子的随转问题，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托付他人(多为年迈父母)代为照看，这样就形成农村社会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儿童。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未来扭转家庭经济局面的关键。对劳动力转移的家庭来说，父母外出务工得到的那么一点点工资相对于留守孩子发展出现问题而受到的损失，无疑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近 2000 万人，每18 个孩子就有一人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而且还有增长趋势，其

9、中 14 周岁及以下农村留守儿童占到 86.5。 调查显示，我国留守儿童监护类型主要有四种：隔代监护、父亲或母亲单亲监护、亲戚监护、同辈监护和自我监护。其中以单亲监护为主，占所有监护人的 792；其次是隔代监护，占 16.9；亲戚监护、同辈监护和自我监护占 3.9。而广东省妇女研究中心 2005 年 10 月的一个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状况与教育对策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广东 省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构成比例中，由爷爷、奶奶、外公或外婆隔代监护的比率高达63.6，住在学校的占 12.3，其他亲戚托带的占 9.8，还有 5.9的要自己生活，六成半在外工作的父母平均一年在家不到 10 天。 由于远离双亲，缺乏

10、来自父母的呵护和家庭带来的温暖，尤其家庭教育等方面的严重断层或缺位，造成留守儿童们轻则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和思想道德问题，严重的则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留守儿童，特别是“双飞”家庭的留守儿童，一般都存在严重的自卑心理，性格孤僻，自私冷漠，行为懒惰，我行我素，厌学倾向突出，学习成绩差。一些儿童还会因心灵空虚而盲目寻找其他精神支柱，如迷上电子游戏，打麻将、赌博等。据广西南宁妇联对宾阳县的调查发现，该县农村留守儿童中只有 18.2的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一般的占 20.9，高达60.9的留守儿童的行为习惯较差。在中学，留守学生是早恋的主要群体，他(她)们不知节约、大肆挥霍父母给的零花钱。 留守儿童绝

11、大多数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过渡年龄阶段，个性正在形成，独立性迅速发展，而认识能力发展滞后，精力过剩，活泼好动，但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如果受到不良影响，极易出现行为问题，甚至违法犯罪。据广西南宁妇联对宾阳县的调查，宾阳县 2004 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 46 人，其中农村未成年人刑事犯罪 31 人，占全县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 67.3。浙江省苍南县破获一个由农村未成年人组成的“五街帮”犯罪团伙，涉案 300起，其中包括绑架、抢劫、强奸、盗窃、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 目前，人们通常用“小富一代人，垮掉几代人”来形容父母外出务工挣钱和留守儿童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在我国，农民工的代际转换业已发生，农民

12、工群体的趋固化现象也已初显端倪。 五、留守老人付出的成本 家庭养老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子女对老人的照顾不可替代。父母辛辛苦苦大半生将子女养大成人，年老时本该颐养天年，享受生活了，可是由于经济原因或脱贫致富的愿望，也不得不允许子女外出务工。在劳务输出家庭，尤其是“双飞”家庭，留守老人不得不承担起更沉重的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和抚养孙辈的任务。即使子女家庭一方外出(多为男性)，另一方也由于繁忙的农业生产和照顾子女而没有更多的精力细致入微地照顾他们。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劳作，加之对外迁子女及孙子女的想念和牵挂，导致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过早恶化；子女外出导致潜在的供养照顾人数的减少，使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

13、严重降低；子女对父母照顾的缺位即使用经济来补偿(有些补偿可能还不能到位)，也无法解决留守老人普遍存在的情感支持减少和精神孤独问题。据南方某贫困县 2003 年调查统计，外流人口占该县农村人口的 46.8，72的留守老人依然干农活，90的老人需要照看子孙，83的老人没有任何积蓄，还有的老人不堪生活重负，导致极端事件发生。 六、留守妻子付出的成本 在留守家庭中，夫妻双方中只有一人外出的情形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男性外出务工在力量、应对风险能力、安全等方面有相对优势，而妇女们心细，更会照顾家庭，还有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思想的影响，故留守的多半为妻子。据统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口中7

14、0以上是男性。丈夫外出后，留守妻子要担负起生产劳动、家庭劳动、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重任，承受着劳动强度大、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的三重压力，身上的负荷成倍甚至几倍增加，对身体造成很大的损害。夫妻长期分居造成妻子的生活寂寞和精神苦闷，担心丈夫受外界影响对婚姻不忠、婚姻不稳定使她们整天担惊受怕，丈夫对婚姻的违背、家庭破裂使她们受到的身心伤害更大。据某劳务输出大省统计，在农村离婚人群中，夫妻一方外出打工的占到 50以上；因丈夫长期在外，妇女难以提供分割财产的法律依据；性骚扰案件中，70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即使是夫妻同时进城的农民工，因居住环境差，也严重影响家庭生活质量。 七、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

15、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一些学者在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本收益分析时确实忽略了一些隐性成本，有些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一些学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劳动边际收益为零、甚至为负的观点是偏颇的；第三，在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留守家庭无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尽管这些代价不易甚至无法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也是广大留守成员的贡献。 对于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忽视隐性成本现象，我们可以用“即时愉快的吸引力”理论作一个全新视角的解释。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戴维?莱布森(DavidLaibson)等人把经济决策和心理分析有机结合

16、起来，研究市场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提出了“即时愉快的吸引力”理论。认为，在人们的时间偏好中，短期贴现率往往大于长期贴现率，人们通常对即时愉快有着强烈的愿望，可能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其决策，显示出前后不一致的偏好。实际上，在我国农业边际收益率很低、农民收入持续走低、家庭生活状况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心里时刻有着“只要出去就不吃家里的，不定还能挣大钱”的即时转移愉快的强烈愿望。这种强烈的愿望，往往使他们成为不完全的决策者，思维上丧失自我控制力，采取一些基于短期利益考虑而不顾长期利益打算的不计成本、尤其是隐性成本的转移决策。目前我国大量的农民工回流现象可以说明了这一点。作者简介王凡恩(1969-)，男，河南民权县人，商丘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参考文献 丁霄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中国农村观察，2001，(2)：18-24 华伟，王雪萍，侯光明基于理性与博弈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悖论J科技导报,2005，(4)：52-55 西奥多 w 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姚志勇，刘群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张亚辉从文化冲突的视角解读农民工犯罪问题J荷泽学院学报,2005，(1)：4246 沈淑济农民工家庭“386199”问题不容忽视J小康，2006，(4)：17 责任编辑：陈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