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董事长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相关性的研究综述.doc

1、1公司董事长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相关性的研究综述摘要：企业为什么会选择某种战略，比如多元化经营、收购、增加研发支出等，现有很多研究集中探讨了企业董事长个人特性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比如董事长的年龄、学历、任期、持股比例等。本文集中论述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了相关研究的后续研究方向。 关键词：董事长特征 持股比例 研发投入 Hambrick 和 Mason（1984）提出了著名的高阶管理理论，其主要观点为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战略的执行结果，某种程度上由管理者的背景特征所决定，如：高管人员的价值观、认知水平等。但是由于高管人员的价值观、认知水平属于心理学范畴，具有不可观测性，不能准确的衡量；同时

2、若要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如：选拔任命企业内部高管人员，分析竞争对手的高管特征，预测其战略动向时也必须拥有一些可以准确衡量的指标。因此，Hambrick 和 Mason 将高管人员的价值观、认知水平等心理层面因素用一些容易观测的指标代替，如：高管的年龄、高管的工作经历、高管的教育背景、高管的经济状况等。 对于高阶管理论，我们应该持有一种辩证的观点。一方面，高阶管理理论存在其局限性，仅仅将可观察层面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征如：高管年龄、高管工作经历、高管的教育背景、高管的社会背景、高管的经济状况等作为其价值观及认知能力的替代解释变量，这是不严谨的、不科学的，两组变量之间实际上不能完全等价替代。另一方面，

3、我们应该2看到高阶管理理论的提出，弥补了现有的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企业为何会选择某种战略时的不足；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选择、培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分析竞争对手高管的特征，预测其战略动向也有极大的帮助。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缺陷，只要其能够合理的解释一些经济现象，为现实世界的企业实践提供一些指引，这就值得肯定。 高阶管理理论的提出为学者们研究高管特征与企业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之后的文献中，产生了大量的关于高管特征与企业行为的实证研究，但是其中大部分研究仍旧没有涉及到 CEO 特征对于研发投入的影响。如：姜付秀（2009）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从高管的学历、高

4、管的教育背景、高管的年龄、高管的工作经历、高管的薪酬等方面研究了管理者的背景特征与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Lee 和 Park（2006）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公司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多样性（教育程度、工作背景等）与公司的国际化战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多样性与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存在正相关性。 关于高管特征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是国内最近几年才有文章关注该领域的研究，但研究结论莫衷一是。国外最早的研究是 Urs S. Daellenbach（1999）做的关于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在该行业的平均工作年限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

5、有相关性；高管团队中拥有技术工作背景的高管比例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越高；高管团队成员工作背景的多样性与高管团队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相关性。随后3Carmen（2005）也做过类似关于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结论如下：并不是各种高管团队的多样性都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正相关，其中高管团队中其成员任期长短的多样性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负相关，高管团队工作背景的多样性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正相关，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企业战略的影响；不同于 Urs S. Daellenbach 的研究结论，Carmen 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有企业的研发强度显著正相

6、关。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 Barker 和Muller（2002）研究了上市公司 CEO 特征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都以此为模本，Muller 的研究结果表明：CEO 的任期与企业的研发投入负相关，但是不显著；CEO 的年龄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CEO 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CEO 的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相关性；拥有销售、技术工作背景的 CEO 倾向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具有法律、生产工作背景的 CEO 往往倾向于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但是其研究比较粗略，只是简单的分析了 CEO的各个特征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没有进一步的进行详尽的分析。

7、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刘运国、刘雯（2007）研究了上市公司高管任期与企业研发支出，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篇文章是模仿了 Barker和 Muller 在 2002 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些段落是直接翻译过来的，不同的是其增加了高管离任前一年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与高管的任期显著正相关，但是在任期前一年的研发投入会相对于以前年度迅速减少。但我们认为该研究结论是充满4矛盾的，或者说是不完善，因为既然研发投入随着任期的延长而增加，那么最后一年的研发投入应该很高才对，但研究结论却是最后一年的研发投入相对于以前年度减少。文芳、胡玉明（2009）研究了上市公司 CEO特征与

8、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 的年龄与企业的研发投入负相关，但是不显著；CEO 的教育水平与企业的研发强度正相关；年轻的 CEO 的任期与企业的研发强度不相关，年长的 CEO 任期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该研究结论与刘运国、刘雯的研究结论明显相冲突；CEO 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强度不具有相关性，但是 Barker 和 Muller的研究表明高管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有职业技术背景的 CEO 往往倾向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刘伟、刘星（2007）以2002-2004 披露了研发支出的 524 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

9、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在区分了高科技组企业与非高科技组企业之后，对于高科技组企业该结论依旧成立，但是对于非高科技组的企业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相关性，该研究结论与文芳、胡玉明的研究结论相矛盾。 我们认为有关上市公司 CEO 与研发投入的研究，有很多重要的解释变量没有涉及到，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补充、完善。比如：（1）现有的研究大都研究了上市公司 CEO 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但是研究比较粗略，没有将 CEO 持股比例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比如在不同的学历、年龄背景下 CEO 持股比例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会有何影响，这都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2）现有研究涉及到了 CEO 持股比5例及货币薪酬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但是却忽略了以在职消费的隐性薪酬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实行薪酬管制，在不同的企业性质下，以在职消费衡量的隐性激励对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影响又会有何不同，会不会出现 CEO 的在职消费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以上所列示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值得理论界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