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贫困农民生存境遇与国大党沉浮关系探析及其启示.doc

1、1印度贫困农民生存境遇与国大党沉浮关系探析及其启示【摘 要】建国后，国大党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不彻底性、农村民生改善式微、社会公平缺失、贫困农民政治意识觉醒与利益诉求满足受阻以及党内腐败都与国大党沉浮关系密切。为此，科学而审慎地处理土地问题、政策措施的制定充分考虑农民利益、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改善农村民生的关系、实现社会公平以及防治腐败不仅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国大党 印度农民 生存状况 执政合法性 执政地位 一 问题的提出 毫无疑问，国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不仅顺应了印度人民的意愿，而且在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印度人民包括亿万农民也当然地站

2、在了国大党的一边。自 1947 年印度独立法案 （也称蒙巴顿法案 ）通过后，尼赫鲁出任总理的 5 年自治领政府工作取得了显著业绩，国大党在印度人民包括亿万印度农民心目中树立了极高的政治威望，使印度国大党拥有了最初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毫无悬念，尽管有 70 多个政党参加竞选，国大党在 1951 年 10 月 25 日到 1952 年 1 月 21 日举行的首届人民院和邦立法院的选举中都取得了胜利，成为了独立的主权共和国的执政党。然而，从 1952 年 5 月 13 日共和国首届政府成立到 2004 年印度大选后国大党重返执政舞台，国大党三度下野，几度沉浮，其中的原因值2得从多方面加以研究。为什么当

3、初的国大党风光无限，其后却在执政道路上几经浮沉、风雨飘摇？国大党的政治进退与其农村政策究竟有何关联？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执政党的反腐倡廉与执政合法性的关系怎样？印度国大党执政沉浮的命运历程对人们究竟有何值得借鉴的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印度与我国比邻而居，两国不仅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都是农业大国，这些相似的国情令本文对国大党的研究颇具意义。本文仅以印度贫困农民的生存状况对国大党沉浮影响的维度作一探讨，并试图对执政党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有所启发。 二 追根溯源：印度贫困农民生存状况与国大党沉浮关系探析 作为执政之初在印度亿万民众中拥有极高的政治威望的政党，印

4、度国大党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沉浮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渊源和执政的内在逻辑的。 1国大党组阁之初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不彻底性为农民的长期贫困埋下了隐患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印度农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近 80%，其中，70%的人口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与农民问题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往往是执政党在农村施政方面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印度来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国大党在执政之初即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然而，这一政策的推行却很不彻底。国大党政府于 1952 年实行土地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宣布废除封建剥削的柴明达尔地主所有制；

5、改革租佃制，保障佃农租期，3佃农有权购买地主土地以及降低租率等；推行“土地最高限额法” ， 规定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出限额的土地由政府征收，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 卖给农民。然而，印度的这一场由政府自上而下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历经 30 多年，但是收效并不明显。除了在废除封建剥削的柴明达尔制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以外（比如，限制了部分封建特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地主对土地的高度集中） ，由于遭遇了地主们的顽强抵抗，“这项法律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全国农村原有的封建土地关系，占全国农村人口约 4.5%的地主和 10%的富农仍然占据着农村 75%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和无地的农业工人占到农村人口的

6、25%以上” 很显然，对于一个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因为对于土地的高度依附，也由于土地改革政策实施的不彻底性，这一制度性根源对生活在农村的包含小农、边际农和农村雇工阶层在内的印度广大社会贫弱阶层生活长时期内处于窘迫乃至悲惨境地产生了重大影响。执政党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的缺陷为农村的持续贫困埋下了制度性根源，也使执政党面临失去农民支持的隐忧。 2印度农村长期民生改善式微滋长了农民对国大党的失望情绪 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不仅国大党执政之初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印度经济发展整体上受阻，而且，印度农村长期民生改善式微。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像许多刚刚执掌政权的政党一样，励精图治、奋发

7、图强。执政之初，国大党政府即开始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计划。尼赫鲁政府组阁仅 2 个月后便开始连续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然而，印度国大党执政之初实施的两个五年计划所采用的都是以加速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4的发展模式。尽管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印度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农村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与“二五”计划期间制造业年增长率为6.28%，采矿业为 6.96%，能源和供水为 12%的发展情况不同的是：“印度粮食供给的增长则显得相对不足。印度政府无法依靠国内粮食生产满足国内需求，而不得不经常从外国主要是美国进口大量廉价粮食。印度年均粮食进口额一五计划期间为 12 亿卢比，二五计划期间增加到 16.1亿卢比” 。

8、 这一局面造成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因为粮食短缺，尼赫鲁政府不得不以挤占工业生产资金为代价，花费巨额资金进口粮食，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迟滞了印度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印度劳动力大军中，农民所占比重高达 2/3，由于农业发展缓慢，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既无法在农业的缓慢发展中被吸收消化，又不能在发展受阻的工业生产中被转化接纳。毫无疑问，很难要求在一个建国不久、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第三产业能发达到足以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程度。到“二五”计划完成时，包括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内，印度有 710 万人口失业。 “三五”计划的执行同样不

9、理想，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印度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大幅下降，由 4%下降到 2.4%。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入均收入年增长率由 2.0%锐减至 0.2%。失业人口有增无减，高达 960 万人，比之“二五”计划完成时的 710 万失业人口增长了 35.2%。建国后的国大党在改善民生上任务艰巨可是作为有限。虽然，多数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建国之初往往面临着类似的困难。但是，问题在于，在民生改善5的事业上，国大党长期疏于建树。时至今日，不仅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 “按每人每天生活费 1 美元计算迄今仍有 5 亿以上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而且关涉民生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资料显示：截至本

10、世纪初，在印度 10 亿人口中，近 1.5 亿人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5 亿多人用不上电；3 亿多人没有安全用水；7 亿多人没有卫生设施；1.3亿人享受不到医疗服务；4 亿多人是文盲。不难想见，社会事业尤其是农村社会事业长期发展缓慢，民众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难以保证，势必造成民众对执政党失望与不满情绪的日益滋长。 此后，国大党在政策上虽历经调整，在改善民生上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在农村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绿色革命的开展也取得了解决人们吃饭问题的重大成功等等，但却始终未见在印度农村问题上产生较大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缓慢，民生改善式微并延续数年，以致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村问题成

11、为了国大党一贯的执政软肋。这不仅意味着国大党执政伊始在国民经济发展策略上发生了偏差，也开启了广大农民对执政党失望情绪滋长的肇端，使执政党与贫苦农民之间的距离几度渐行渐远。关于这一点，在 1977 年大选失利后，英?甘地本人在总结失利的教训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计划委员会为了快速增长而实行的某些计划激怒了农民” ，尽管这不是导致国大党竞选失利的唯一原因。 3社会公平缺失造成利益受损增强了贫困农民对国大党政策的不满 客观地说，无论是出于竞选获胜的需要，还是基于实现长期执政理想的驱使，独立后的印度，国大党不仅把“实现社会公平”始终作为政6党竞选的口号与承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积极

12、的实践与探索。尽管有学者认为，印度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classical Marxist）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但是，独立伊始，国大党尼赫鲁政府即确立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尼赫鲁在论及他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思想时，明确提出：“从实际的观点出发，在印度的确没有很多的东西供人分配，因为我们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必须生产更多的财富，然后平等地分配这些财富” 。虽然，我们从尼赫鲁的论述中发现他希望实现社会公平的思想并不困难，然而，作为社会公平缺失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却是目前印度社会的真实写照。与印度广大民众对国大党实现社会公平

13、的政治口号曾一度寄予厚望不同的是，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执行的情况使印度的贫富差距不仅未能缩小，反而有所扩大，用作为总理的尼赫鲁自己的话说“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得益。 ”随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农业方面的情况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更加糟糕。因为延续了前两个五年计划以加速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穷人仍然无法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中受益。事实上，在国大党随后断续执政的全部历史时期，印度社会收入差距不仅一如既往地存在而且持续扩大。 尽管国大党在 1991 年第十届人民院选举中重返执政舞台后，拉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改革政策，但是，这些政策仍然只是有助于富人财富增长而无助于穷人生活

14、改善。 “国大党的经济改革政策，往往是中产阶级和大企业家受益，而广大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则没有实际7性的改变。像拉?甘地执政时期就被有的企业家称为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直到现在，全印富人阶层约占总人口的 10%，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 30%左右，近 50%的人口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拉奥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改革政策，由于客观上未能兼顾好社会公平，这使得民众缩小贫富差别、实现社会公平的希望再次破灭。 “经过十几年的经济改革， 印度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但是人们的贫富分化程度并没有降低，失业与赤贫者在印度城乡随处可见”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印度的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几乎无处不在。这

15、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也同时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社会的内部。 “印度低于贫困线和营养不良的人口约有 3.75 亿，占总人口的 37 %，其中 80%为农村贫民，约为 3亿。农民年收人不到城市居民的 1/5，并且八成以上要用于家庭开支。印度土地占有严重不均，绿色革命的成果多为大中型农户据有，无地少地的边际农、小农与占有土地较多的大中农之间的收人差距不断扩大。 ”政府为穷人谋福利的政治口号遭到了广泛质疑，这对国大党执政公信力和政治威望的损害不言而喻。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该党在其执政期间制定的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政策，如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平等、实施土地改革以及充分就业和消除贫困等等，实际上既没

16、有真正实现，也没能认真贯彻执行。几十年过去，广大贫困民众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这使国大党逐渐失去了人心和政治号召力。 ”自 1996 年到2004 年，国大党黯然告别执政舞台长达 8 年之久，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4贫困农民政治意识觉醒与改善生活的利益诉求受阻对国大党执政8沉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大党数度沉浮不同的是，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社会贫弱阶层”一旦意识到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政治上的权利、实现了政治上的觉醒时，其走向成熟直至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步伐是坚定而不可阻挡的。学者郑永辉先生的研究显示，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社会贫弱阶层”在政治上逐渐成

17、熟并开始利用人数上的优势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愿望。到 1977 年前后，贫困团体中间已经激发出了一种“达到危险程度的政治觉悟” 。而到了 80 年代，选民在思想发生变化后，政治结盟状况亦随之发生改变，农村贫苦者把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转化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低种姓印度教徒和农村贫困者，或者在其他政党首先是全国阵线左冀阵线找到了自己的新家园， 或者干脆组成自己的政党。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印度社会贫弱阶层政治上的觉醒和走向成熟的历程清晰可见。 广大贫困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日渐成熟，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无疑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政治上的觉醒和日渐成熟往往不仅使民众对“面包与自由”的利益诉求立场更为鲜明、态

18、度更加坚定，而且这种利益诉求的表达也更为遒劲有力。公正地说，关于这一点，在实行政党竞选的政党政治的国家，国大党对此的认识不可谓不清醒。事实上，1971 年和 1977 年的印度大选对生活在农村的印度社会贫弱阶层政治上的觉醒和走向成熟的力量作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在 1971 年的大选中，大批农民由于直接参与了全国性政治进程，更由于他们对国大党的选择直接帮助了允诺将实行激进经济改革政策从而能改善他们生存状况9的英?甘地击败了她的政治对手们。具有鲜明对比意味的是，在 1977 年第六届印度人民院的竞选中，执政的国大党提出的口号是：“消除贫困，减少贫富差别，铲除非正义” ，强调实现社会公平。面对这个充

19、满吸引力的竞选承诺，尽管英?甘地为大选几乎走遍了全国，也尽管她向民众反复保证：她作为一名“人民公仆”要献身给人民。然而，一方面，生存状况改善的长期滞后， “面包”的匮乏使印度民众包括广大的印度农民面对英?甘地的承诺没有为之所动；另一方面，英?甘地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而实行的专制和独裁对印度民众民主情感的伤害也是导致国大党在1977 年印度大选中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英?甘地上台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在政治方面，英迪拉甚至采取了苏联模式的专权” 。面对全国上下要求她下台的巨大压力，她于 1975 年 6 月 25 日独自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在短时间内逮捕了 10 多万名持不同政见者。通过此举

20、，英?甘地虽暂时保住了自己的执政地位，然而，时隔不久，在包括政治上已经觉醒和日渐成熟的广大贫困农民在内的印度民众面前，英?甘地就不得不为她的独断专行付出了惨重代价。最终，在政治意识觉醒和日渐成熟与生存状况改善滞后之间的反差面前，在政治意识觉醒和日渐成熟与对自由压制的对比之中，印度民众包括大批印度贫困农民毅然抛弃了国大党，转而选择承诺能给人民“面包与自由”的人民党。不仅如此，此后的事实也一再表明，印度贫困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日渐成熟，他们对全国性政治进程的参与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始终产生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5国大党的腐败对贫困农民的伤害不可避免地动摇了自身执政合法性基础 10如果我们把目

21、光投向 2004 年以前处于执政地位的国大党，不难发现，国大党的腐败不仅由来已久而且长期未得到有效地治理。直到拉吉夫?甘地执政后方开始厉行反腐。然而，面对持久而深重的党内腐败，面对党内阻挠其改革与反腐败的强大压力和阻力，终因积重难返，拉吉夫?甘地最终在纯洁党的肌体的反腐败行动上收效甚微。 政治上的腐败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危害常常是灾难性的。党内腐败的蔓延直接损害了印度贫困农民的利益，影响了他们生活改善的进程。仅以信贷为例。虽然，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积极支持、推动信贷业的发展，事实上，各种信贷机构也确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贫困人口要想真正获得信贷支持仍然是十分困难的。除了贫困人口因为接受教育程度低

22、从而缺少获取信贷的相关知识与经验以及银行为降低风险而对穷人的信贷附加十分苛刻的条件以外，一些信贷机构效率低下，官僚作风、贪污腐化现象的存在，使 70%最底层的贫弱阶层处于信贷的边缘。 腐败为害之深重，除了极大地削弱了执政党的执政力量并最终必然造成执政党人亡政息的恶果以外，整个社会包括农民阶层在内都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个党内成员只关心个人升迁、以腐败为本领的政治生态下，很难想象这些党员与官僚们会为了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竭尽心力。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民众对腐败的不满与痛恨与日俱增，最终直接动摇了国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 他山之石：基于印度贫困农民生存状况与印度国大党沉浮关系的启示 印度贫困农民生存状况与国大党沉浮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无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