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3G时代下的人际传播审视.doc

1、1手机 3G 时代下的人际传播审视摘 要：3G 手机正在悄悄改变了人际传播中信息的接收方式和信息的表现形式，本文拟从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以及传播的信息本身三个维度探讨 3G 手机技术给人际传播带来的新发展。一方面 3G 手机极大地扩展了媒介的个性传播能力，使人际传播能按照传播主体自己的方式和形式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人际传播效果，但另一方面它的高要求亦使得现代人进一步被媒介所束缚，使人们在信息传播行动中更加注重“关系” ，影响人们对人际传播中意义模式的认知。 关键词：3G，人际传播，手机 较之 1G 和 2G，3G 手机改变了人际传播中信息的接收方式和信息的表现形式，因而必将影响信息接

2、收主体对信息传播相关要素的理解。这些相关要素，既包括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也包括传播的信息本身。 首先，从对传播主体的认知上看。作为传播过程中传播行为的承载者，传播主体在大众传播理论中主要指传者，而在人际传播中，则没有那么明确的界线。所以，人际传播中对传播主体的认知也即自然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对方主体的认知，二是对自我主体的认知。 3G 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手机的新功能视频电话，使人类通过媒介进行真正的面对面交流成为了可能。虽然现在也有一些网络即时通讯工具（QQ，MSN 等）和极少的一部分固定电话，但是它们和 3G 手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3G 网络极高的传播速率保证了图像的清晰度，而手2

3、机的便携性和较高的普及率则保证了面对面交流的方便性。因此，3G 手机所提供的面对面交流方式的质量是现有的其它人际传播媒介不能比拟的。 然而，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却又是保证主体认知度的重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人际传播学者看法保持了一致。麦克罗斯基认为在人际传播中讯息的传播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意义的引发。因此他强调交流双方的面对面，认为只有面对面的方式才能突出“人”的首要位置，从而在交流中创造意义。同样，米勒等人也从情景出发，强调了人际传播中交流双方的面对面，他们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在交流中最大限度的使用感官渠道，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传播的质量。我国学者王怡红也在总结了前人的相关研究之后，做

4、出了人际传播关键在于“直接性”的结论，认为直接性概念的本质特征是“朝向人的，直面人的和指认人的” 。这也就意味着，3G 手机提供的随时随地面对面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应有的主体认知度。 同时，3G 手机极大地扩展了媒介的个性传播能力，使人际传播能按照传播主体自己的方式和形式进行，从而能更好体现其独特的个性。美国学者约翰?斯图尔特认为，人际传播的核心在于，人可以在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对方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存在，并表现出自我的独特个性。对约翰?斯图尔特来讲，能在人际传播中认识到对方的独特个性是极其重要的，它直接标明了人际传播与其它人类传播的不同，是人际传播的本质所在。而且，越个性的传播方式，越能使

5、交流双方突破角色的限制，建立非角色的关系。因此，3G 手机个性化的传播方式，无疑也能为交流双3方创造较好的主体认知条件。 在 1G 和 2G 时代，人际传播媒介的非面对面和非个性的形式，造成了主体认知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因而，3G 技术的应用无疑带来了一道曙光。当然，或许它还不具备那种能打破束缚、开创新天地的力量，但从主体认知的角度来看，可能的是，它会像一缕清新的空气，我们在其中与他人“相遇” ，然后发现他人，进而发现我们自己。 其次，从对传播环境的认知上看。社会学家戈夫曼曾在其戏剧理论中，论述了传播情境对于人际交往中自我表现的重要性。他认为，任何的人际传播活动都是处在传播情境中的，一定的情境

6、就像戏剧表演的舞台一样。每一个讲话者都处于一个舞台的中央，他们不是在向信息接收者提供信息，而是在根据自己对舞台的理解向观众演戏。因此，全面的把握传播情境对于人际传播主体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它对传播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人际传播的情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包括双方的身份、双方的亲密度以及所在场合等方面。对情境的认知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结果，它是一个持续的变化过程，因而需要交流双方在传播过程中对情境不断地进行认知。其中，对身份的认知和前一节论述的主体认知不同，尽管二者有重叠的部分。主体认知中也含有对身份的确定成分，但是它并不关注双方具体将彼此定位在了什么身份中，而只是关注双方是否能在传播中发现对方的人性所

7、在。情境认知中的身份认知则只关注传播主体通过对情境信息的认知所确定的对方身份。 3G 实现的视频通话，使交流双方能通过媒介进行面对面交流，从而使交流双方能通过媒介充分感知交流所处的情境。以往的人际传播媒介4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并不能很好地传递相关的情境信息，导致交流主体不能达到应有的情境认知度。以电话为例，通常，我们在电话交谈中，不能获取到除声音外的其它任何信息，因而很难对所处交流情境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可视电话弥补了这一欠缺，与以往人际传播媒介相比，它向我们传递了更多的情境信息，使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对方的身份、对话所处的场合、氛围和对我的亲密程度等，从而能据此拟定最佳的自我表现方式，达到相对较

8、好的人际传播效果。 不过，它所造成的影响却还不止于此。通过可视电话，人们可以进行异地的面对面交流，这样，交流的双方虽然并没有共享同一个交流情境，但是却能相互感知彼此所处的情境（特别是场合） 。因此，他们在交往中不仅需要随时注意自己所处的情境，还要随时捕捉通过 3G 手机传输过来的情境信息以对对方所处的情境有所认知。这就意味着 3G 背景下的人际传播给交流双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于是，3G 手机仿佛变成了麦克卢汉所描述的冷媒介，需要我们深度参与。而这种深度参与的要求又使我们更加注意对方所处的情境。这样，我们本就越来越少的私密空间，在这种注意中，就被 3G 手机进一步蚕食了。因此，从传播环境的认知

9、上看，3G 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人际传播效果，但是它的高要求却将现代人捆绑了起来，使他们进一步被媒介所束缚。 最后，从对信息本身的认知上看。在人际传播中，我们通常会接收到两种来自对方的信息符号：语言符号（表达语言信息）和非语言符号（表达非语言信息） 。以往的人际传播媒介都主要使用语言符号来表达信息，接收方接收到的也主要是语言信息，因此，大5量的非语言信息就被媒介过滤掉了。但是，非语言信息在人际传播中却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正如施拉姆所说：“传播不是全部通过言词进行的，一个姿势、一种面部表情、声调类型、响亮程度、一个强调语气这一切都携带着信息” 。 帕洛阿尔托学派认为：人际传播五项基本原则

10、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任何人际交流都包括两种信息，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其中关系信息主要通过非语言符号来传播。可见交流双方要想在人际传播中正确定位彼此关系，就必须接收到足够多的关系信息，非语言符号在中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往的人际传播媒介在传递非语言信息方面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们在非语言符号传播方面的乏力直接影响了关系信息的传播，从而导致了关系定位的偏差。另一方面，它们非面对面的形式直接否决了通过“透视”进行的关系感知的可能性，从而割裂了关系认知的连续过程，易使交流双方处于关系不对称的境地当中。与其不同，3G 手机在表达非语言信息方面则显得游刃有余。它不仅可以通过可视电话和多媒体

11、短信等功能来传递非语言信息，还可将人们使用相关服务的行为本身作为一种个性化的非语言符号，通过其来传递具有个性的非语言信息。通过 3G 手机进行人际传播，人们能更即时地感知更为丰富的非语言信息。然后，通过这些信息，交流双方能即时定位彼此关系，从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特别是那些曾被媒介所丢失的不可言传的情感内容。无疑，在通过 3G 手机进行的人际传播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将会变得更真挚紧密，更直接可靠。 此外，还需强调的是，3G 的应用，对人际传播中意义模式认知也有6不可低估的影响。 “媒介是身体的延伸” ，麦克卢汉在抛出这个著名论断时可能并没有想到会有一种媒介会真正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

12、分。我们可以说，3G 实际上并不是改造了媒介，而是直接改造了人的身体。人类好像经此而成为了“超人” ，能不受限制地进行人际传播。然后，在技术赋予人的超凡能力逐渐成为人们共识的时候，媒介方显现它影响意义模式识别的能力。比如，在固定电话时代，被呼叫人不能接电话会被认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也会自然将此类情况归入“被呼叫人出门了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听见”等意义模式中；而即使在 2G 时代，我们通常也会比较自然将其归结于“手机没信号、话费贵或者忘带手机”等意义中；但是，3G 技术将这些常见“理由”从技术上否定了，因而在 3G 时代此类情况就很难再被归入类似的意义模式。 因此，在人们通过 3G 手机进

13、行的人际传播中，意义模式的识别将会摆脱一些既有的因素的影响，而更多集中于关系考虑的范围。这使 3G 手机在人际传播中具有一种透明性。一方面，它就像玻璃一样，信息在中间可以自由、完整的透过，而几乎不会产生“折射”和“屏蔽”现象。另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 3G 手机随时随地进行交流，而且它给人一种错觉，让用户在使用中逐渐忽略了 3G 手机作为一种媒介的存在，认为交流是直接、真实的。关系则在其中进一步显示了它的力量。3G 手机使人们在信息传播行动中更加注重“关系” ，这一改变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关系”对主体的束缚，使得社会中微观的人际传播交流结构趋于稳固。而越是稳固的交流结构，势必会

14、使人们的交往更频繁，也就使得传播主体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与他人亲密度的提高，无疑会为7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朋友多了，路好走”正是对此的真实写照。于是，传播主体无论出于什么样的传播动机，或者说无论他的传播行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必须考虑到关系信息传播对人际间亲密度的影响。因此，单纯的人际传播难免不会因为或多或少的利益诉求而带上些许目的理性的色彩。这样，在人际传播中价值理性类型行动具有了向目的理性类型演变的趋势。这种演变从理论上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它主要由媒介变迁导致，具有一定客观性。同时，这种演变也发生在其他非目的理性类型中，甚至是在目的理性类型本身中。那么，3G 手机给人际传

15、播的目的理性化打开了一扇演变之门，无论是什么行动类型都可能由此向目的理性过渡。 作为一种新型的人际传播媒介，3G 手机不仅可以出色完成既有人际传播媒介的所有功能，而且还拥有更多更强大的传播功能。因而，当众多的人际传播媒介摆在面前供我们选择时，同等条件下，无疑我们都会选择更优越的媒介。这是一个简单的推理。在实践中，特别是在 3G 技术应用之初，人们选择人际传播媒介的考虑因素远比此复杂。人际传播媒介的竞争力并不完全是来自它的业务功能，它还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简单认为每一种人际传播媒介除信息传播外还具有一定社会能力，它源于媒介自身的业务功能，是媒介在社会应用中的整体呈现，是媒介作为被选择对

16、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每一个人际传播媒介所有的社会能力都将培养出独有的使用者的交流意识。3G 手机在应用之后，造成了传播主体交流意识的改变，这是对主体在认知和行动方面的整体影响。8所以，当 3G 手机大规模使用之后，它势必会使各个社会群体的内部联系更加频繁。于是，依托于 3G 手机的多种传播功能就在每一个群体内部建立起一条快速、便捷、形式多样的信息扩散通道。从结果来看，3G手机在每个群体内搭建起了一个有效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个公共空间和目前被广泛看好的网络公共空间（BBS 等）相比有着更多的优势：在消息扩散方面，它更快速；在公共空间的参与性方面，它更便捷；在消息的可信度和来源方面，它更真实可靠；在

17、监管方面，它采用纯粹的人际传播方式，最大限度地避开了政府部门的监管。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以 3G 手机为媒介来彼此联系，又依靠群体内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来协调沟通的秩序。于是，3G 手机提供了建立信息流动空间的可能性，而传播主体间的交流关系则保障了此种作用模式的有效，这恰是目前的网络公共空间比较难做到的。这样，它好像又带上了点哈贝马斯的味道，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哈贝马斯曾论述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特质：其一是能形成一种独立于经济和国家的议论空间；其二是能建立一种大众通过群体方式普遍参与的联系模式；其三是这种议论空间将民众视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 基于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说，3G 手机可使一个群体内部

18、联系更紧密，就意味着可能会带来的另一个效果：使群体之间联系更紧密。因为在一些群体间是存在交叉点的，比如某个人属于一个单位群体，可能还属于另一个协会群体或者一个家庭群体。在“意见领袖”的作用下一些群体间无疑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且紧密的联系。于是，一条社会性的信息扩散通路仿佛形成了。而个人则在这条通路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具体承载者，更是群体传播的联结点。 9基于以上这样一些认识，我们认为，在 3G 及其后，以手机为媒介的人际传播在促进人的现代化方面有更多值得期许的地方，更多符合我们对传播愿景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怡红：西方人际传播定义辨析J，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 年第四期. 2. 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陈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P49. 3.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译，上海：学林版社，1999.P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