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通盘考量.doc

1、1改革需要通盘考量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情，很多工作具有探索性。因此，当初不可能有全盘的计划，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目前，改革遇到一系列问题，现在是加以总结回顾的时候，不可能有一套现有的改革方案。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有些是在问题出现之初，没有得到重视，后来越来越突出；有些是当初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想到对策。 如何理解“稳中求进” 国家提出“稳中求进”的政策思路，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目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如何理解“稳中求进”的政策思路？当前，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转型？ 全

2、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观点是：“稳中求进”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环保、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等都是为了提高经济质量。 他说，当前经济主要有三个问题要关注：一是在经济保持平稳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二是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现在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并没有缩小，有些地方还有扩大的趋势。三是在出口订单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仍要依靠小微企业。国家2已经在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小微企业，各地也正在部署相关工作。 租铺等个体工商户都是小微企业，可以享受小微企业的优待，比如减免税、融资等。 从改革层面来看，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厉以宁认为改革的突破口是：第一

3、，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度需要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否则，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相配。改革可以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也可以有统一的规划。这个改革可以先走一步。第二，趁现在国内正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应该把资源税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上来，但多年没有很好做。如果资源税能够提高到合理的范围，对于提高经济质量、节能减排都很有好处。第三，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还包含改革问题。要把农民变成创业者，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发展前景和地位。 改革的核心是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改革的核心，这是解决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向以消费为主导转变的措施之一。这

4、实际上是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增加居民消费能力，要把低收入者变为中等收入者，必须加大收入分配改革。满足低收入者吃穿住用等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中等收入者多元化消费需求。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呼吁多年，改革方案始终未能出台。厉以宁认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最突出的是城乡收入不平衡，改革过程中要缩小城乡差异。城市居民有房产证，可以抵押、转让。但农民没有产权证，没有3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让农民拥有产权证，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他说，提高农民收入，应加快城乡统筹步伐，这一领域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加快，不能慢下来。城镇化是一项重要任务，但一定要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如

5、果就业问题不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会变慢。第二个问题，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让二次分配更公平。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城乡不仅在初次分配有差别，二次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第三个问题，农村出现一种新现象，叫做能人外迁，弱者沉淀。凡是有能力、有手艺的人都进城求发展；而文化、体力、智力的弱者都留在农村。这个问题怎么办？政府要尊重农村自愿，把社会救济问题解决好。对于能人外迁，可以鼓励创业和更好发展。 城镇化是农民的城镇化 目前的城乡统筹发展，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解决城市发展用地不足问题，通过带有半强制色彩的农村土地城市化，为企业扩展提供土地；另一个目的是完成城市化率的目标，中国各级政府的社会

6、经济发展规划里面都有相关指标。但是，各地尝试的城乡统筹模式从本质上看，倾向于比较重视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就是说，在解决农民的城镇化问题上，强调得不够。 土地的城镇化不能等同于人的城市化，农民的城镇化是一个更为丰富的概念。给一个农民城市户口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是城镇化了。这个人进城之后的生活、工作、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解决。 4郑永年认为，在城乡统筹上，综改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众所关注，不仅是因为综改试验区开启了内地百万农民工进城入户的先河，而且在于开创了“以户口换土地”的模式，解决了众多城市建设遇到的土地瓶颈问题。 从整个国家来说，当地方政府只是着眼于土地财政和 GDP 数字时，城镇化就

7、会出问题。城镇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构成人的城市化的诸多要素中，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土地之外的因素，土地应该作为最后城市化的因素。土地应该是农村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城镇化的要素，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城镇化之后可以保留土地，等到第三代的时候，再让土地城镇化，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好，否则容易像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出现的，由于人的城镇化没有解决，而产生大量的贫民窟和社会问题。 因此，承担城乡统筹综改试验的城市也应当加强土地之外的城市化要素的建设。当然，全国其它城市也一样。 市场需靠法治来维护 在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离开了法治的约束，市场经

8、济就会走偏方向，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 郑永年说，具体到国家动员发展模式，地方政府通过运动式执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改善了城市治安，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事实的认定无法与法律中的合法与非法、道德概念中的对与错对应，其理解是很主观的，也就是说法律因素的政治化。运动式5执法是为了追求公平和公正，但是容易在执行中走样和变形。 有人说运动式执法是为了整顿市场秩序，惩治贪官污吏，但是如何保证这种行动不越界？这种越界的风险很大，怎么保证不越界，应该依靠严格的法律程序。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郑永年认为，这表示中国的未来，要解决问题，必须向前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是对的，

9、这个方向不能改，不能走回头路。现在社会中出现了很多不公平和不公正的问题，但是解决办法不是走回头路。解决的办法在于尽快推进社会改革，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社会公正。 结构性失衡经济才放缓 由房地产投资放缓引发的经济减速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导致中国经济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根源可能是金融抑制，其最明显的表现是从 2003 年持续至今的负利率，即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低于通胀率；而 19972003 年，年平均实际利率为 3%。负利率从两方面影响了消费增长：一方面，负利率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越是在负利率情况下，居民储蓄越是增加，二者导致消费占 GDP 比重下降。 受负利率影响，很多家庭将储蓄转到其它投

10、资品上，如黄金、珠宝、艺术品等，其中最典型的是房产。然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首先，在过去 10 年中，中国的房产占家庭财富的比重已翻倍，2010 年达 40%；而美国在 2005 年房价最高的时候，房产占家庭总财富的比重才刚超30%。所以未来中国家庭将会寻求投资多样化。现在中国家庭持有股票和债券比例仍较低，随着股市的完善和发展，更多的家庭会选择投资股票，增加这部分投资占家庭财富的比例。与此类似，目前中国公司债券市场6也在快速发展，未来居民在债券上的投资比例也会提高。其次，过去五年中，银行的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额都已翻倍。在此情况下，银行继续在房地产领域增加贷款的风险可能已经超过收益。

11、因此，银行若加强风险管理，房地产贷款增长就会受到限制。最后，近年来中国家庭的负债收入比也增长了一倍，而新增负债主要是房贷。中国家庭负债额占 GDP 的比例比同等发展水平国家高出了 50%。现在很多城市房价已开始下跌，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贷款买房的风险已大于潜在收益。 以上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房价上涨放缓。三种情况叠加将会使房价发生明显回调。对中国来说，房价下跌不会导致贷款违约，进而引发金融风险，因中国家庭的杠杆率远不及发达国家那样高。房价下跌给中国带来的主要风险是房地产投资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放缓。房地产投资减少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冲击相当大，间接影响更大。分析表明，中国钢产量的 40%都直

12、接或间接流向房地产领域，水泥、铜、铝等工业产品也主要被房地产业吸纳。所以，房地产投资下滑将不仅影响建筑和房地产开发行业，而且会波及诸多行业。 改革促进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若要拥有更平衡的结构和更持久的繁荣，就必须尽快推进改革。 和财政货币刺激相比，应对经济放缓更为有效的途径是加快改革。在房地产投资放缓的同时，欧洲债务危机也继续恶化，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和财政货币刺激方案相比，应对经济放缓更为有效的途径是加快改7革。改革可鼓励私人部门消费，以抵消投资和外需下降对增长的冲击。以下四方面是最为重要的：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减少对制造业部门生产要素（能源、资金等）的补贴；三是增大汇率波动空

13、间；四是加快“社会安全网”建设，完善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体系对全体居民的覆盖。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非常关键的，实际利率提高将增加居民收入。2003 年以来，负利率的持续存在使居民利息收入骤减，而利率市场化将扭转这一局面。此外，正利率将降低居民储蓄率，扩大消费存款利率上升将传导到贷款利率。现在很多投资项目之所以能够盈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价格的低估，导致过量的信贷需求和过度投资，这一现象在资本密集产业尤其突出。中国要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必须提高贷款利率。电力和能源等行业改革，对结构调整来说至关重要。现在用电价格过低，导致政府需对电力企业进行补贴。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将减少重工业企业享有的优惠，让

14、各行业的市场地位更为平等，同时，也可促进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比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度高，其发展将扩大就业，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并扩大消费。 汇率浮动也对结构调整有利。过去十年人民币低估造成了制造业的过度扩张。人民币低估提高了出口企业和进口竞争性企业的利润，而它们大部分是制造业企业。因此，政府应逐步取消央行对汇率市场的干预，最终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价格。 “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将给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保8障。调查表明，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实际是给大额医疗开支存的一份“保险” 。若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能更加完善，这方面的储蓄需求就会降低，也会增加个人消费。 结构调整目标已提了十多年，除社会消费增加之外，

15、其它方面的效果甚微，如多年来要素价格扭曲持续存在。 “十一五”规划中，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已提出，这也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但除了短期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外，很难看到其它方面的改革动作。 此外，对改革滞后更好的解释是：金融抑制、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一些行业和地区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性行业受益于结构不平衡，其利润建立在服务业等行业的损失之上；沿海地区出口行业和经济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内陆地区的滞后发展之上的；受益于低利率政策，房地产业的利润率较高；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也是央行所制定的存贷款利率所带来的高额利差收入。以上群体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极大的影响力。迄今为止，

16、长期呼吁的多项改革仍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经济若要拥有更平衡的结构和更持久的繁荣，就必须尽快推进改革。 提高生产率是主要任务 对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而且都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相吻合，这背后主要体现的是体制改革的红利。而随着改革红利释放完毕，三个快速增长期后，都伴随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得农9业生产率大幅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从 1980 年的 8.7%快速上升到 1986年的 9.8%。这 7 年平均增速达 9.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 41%。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邓小平南

17、巡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力度加大，潜在经济增长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9.8%上升到 1994 年的 10.3%。这 5 年潜在增长率年均为 10.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 30%。 21 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潜在经济增长率从 2001 年的 9.8%上升到 2006 年的 10.7%。这 6 年平均增速为 10.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 37%。 体制改革可保经济增长 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需对驱动增长的各个要素走势做出分析：投资增速不会大幅急降，对增长形成支撑；劳动力增速会随着人口老化而逐渐降低，但对增长的影响主

18、要体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造成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从而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但针对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的改革，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正面作用。 中国在快速增长中累积了大量资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但是否会出现未来 10 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呢？不会。 首先，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目前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差距，如 2008 年，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日本的 17%、美国的 18%左右，也比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人均水平低，这说明和经济追赶效应相关的投资需求仍较强。 其次，人口结构造成高储蓄率，从供给方支持投资。我国生产者10（2564 岁）/净消费者（除

19、2564 岁以外的人口）的比例目前为 128%左右，到 2015 年前仍处于上升阶段，这意味着储蓄率在未来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即便在国际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仍然相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中国更是如此。 劳动力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但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粗略测算，1990 年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还有 1.3亿，2000 年减少到 0.8 亿，2010 年仅有 0.3 亿。随着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未来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还将下滑，因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最低需求，劳动力转移空间越来越小。这不仅和劳动力总量、年龄结构有关，也受城乡户

20、籍管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城镇居住成本等因素影响。 量化劳动力转移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既存在数据上的困难，也存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劳动力转移历史中得到启发。过去 30 年，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大致有两个政策偏紧期，两个政策宽松期：第一个政策偏紧期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1 年） ，农村改革刚起步，户籍管制还很严；第一个政策偏松期是 19821993 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放宽城乡移居，劳动力大量在部门与城乡间转移；第二个政策偏紧期是 19941998 年，诸多省份对农民工进城新设限制；第二个政策偏松期是 19992005 年，地方限制进城的措施取消，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据观察，这两个政策偏松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 3.4%，比政策偏紧期高约 0.4%。扣除其它因素，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