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oc

1、1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摘 要：运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从不同收入层次、不同收入来源两方面分析重庆市农民不同收入层次的内部差距，并建立线性或非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影响因素的作用轨迹。研究发现，重庆市农民不同收入层次的内部差距稳中有升，主要归因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的扩大。经济增长总量和农村固定投资额度将有助于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但是现行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工业化的加速将扩大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进而持续扩大农民内部收入差距。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内部差距；倒 U 型关系；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222-05 引言

2、直辖十七年来，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递增，由 1997 年的 1 692 元增加到了 2012 年的 7 383 元，特别是“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提升，从 2006 年的 2 873 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5 276元。在 20022011 年间区县农民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14.6%，渝东北翼地区和渝东南翼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15.1%、15%。农民收入的提升，不仅直接加速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正向地影响着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且农民增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总体购买力和市场的总规模。但是，当2人们关注重庆市农

3、民人均纯收入上升的同时，其内部收入分配是否平等，内部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更值得引起重视。 农村居民群体的收入平等问题直接关系着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和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许多学者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等刻画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比如对全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不平等（唐平（2006） 、叶彩霞等（2010）等）12、城乡收入不平等（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等）3、行业收入不平等（李娜等（2013）等）4、省市间收入不平等（万广华（1998） 、孙慧钧（2007）等）56等问题进行研究。当把某地区或某省市农民收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差距研究时，采用的农村居民收入数据为全部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

4、这将不能反映出不同农民收入层次的内部差距。 关于农民不同收入层次差距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分析不同收入层次农民的消费模式，比如卢方元和鲁敏（2009）选取五个不同收入组作为横截面，建立了九个消费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7，马薇和杨超（2002）中分析了城镇居民收入层次与消费弹性的关系等。而对于农民不同收入层次差距度量的研究并不多，李政（2004）给出了定性的分析，但未进行内部收入差距度量8；黄祖辉等（2005）通过微观调研，对村庄内部和村际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9。 对于大城市与大农村结合体的重庆市，农村地域广阔、基础薄弱、人口众多，有 100 多万贫困人口集中在三峡库区、大巴山区和武陵山区，还有

5、40 余万人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深山陡坡峡谷地带。在重庆市 38个区县中有 19 个区县处于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其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3结构等受到生态环境制约，约束了部分农民收入增收途径。处于一小时经济圈范围内的农民收入明显高于两翼地区，而受主体功能区划、土地流转、城镇化、工业化等政策的影响，圈内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两翼地区。这表明在重庆市农民平均收入提高的同时，部分农民收入被平均化。针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情况，黄应绘（2007）将重庆市分为三大经济区，利用泰尔指数从区内、区间对农民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10。那么，目前重庆市农民收入内部差距是怎样的，其收入来源的差距如何，对收入内部差距起主要

6、作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已有研究成果寥寥。本文将从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收入来源两方面去探究重庆市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算 1.数据说明与描述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52013） ，考虑到每年物价水平变动幅度不一致，采用 1997 年为基期（1997=100）消除物价因素影响的农民人均收入。根据所有调查户依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队，按五分位数 20%、20%、20%、20%、20%的比例依次分成：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等五组。由于重庆市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数据统计是从 2004 年开始

7、的，所以本文研究时间范围为 20042012 年。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四组。 鉴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占比达到 86%以上，表 1 给出 20042012 年这两部分收入的原始数据。 4图 1 给出了重庆市农村居民家庭总体收入来源趋势。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在农村家庭中占比最大，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占比最低。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之前都是工资性收入低于家庭经营性收入，2010 年开始前者高于后者，说明受城镇化、工业化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开始渐渐大于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但是从图 2

8、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群体看，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收入群体从 2008 年开始，其工资性收入大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而高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在样本期内一直低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这说明真正能提高农民收入的来源是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 2.收入差距测算 目前度量收入差距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采用绝对指标，比如收入的标准差、极值等具有量纲的指标；二是采用满足匿名性、齐次性、总体独立性、转移性原则、一致性的相对指标，比如没有量纲的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等。在研究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时，本文将从收入层次差距和收入来源差距进行测算。收入层次差距采取泰尔指数进行刻画，收入来源差距则采用基尼系数进行刻画。 泰尔指数（

9、Theil index）是 Theil （1967）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的衡量个人或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指标。广义熵指数定义为： 其中，n 表示总的个体个数，yi 表示第 i 个个体的收入，y 表示平均收入。参数 表示对收入差距的厌恶程度。 取值越小，厌恶程度越高；反之，厌恶程度越低。当 =0 时，为泰尔第二指数，也称为泰尔 L 指数；当=1 时，为泰尔第一指数，也称为泰尔 T 指数。 5泰尔 T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1，当收入绝对平等时泰尔指数值为0，泰尔指数值越接近于 1，说明收入差距越大。 基尼系数采用矩阵的方式进行计算11，公式如下： GN=PQI （3） 其中，P 为行向量，研究不

10、同收入来源的收入差别，将每种收入来源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算出来，按照人均收入由小到大排列得 P 矩阵。I为列向量，获得步骤与 P 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包含的是收入比例。Q 是一个方阵，上三角元素是 1，下三角元素是-1，对角元素为 0。 采用公式（2）和（3）计算重庆市农民收入差距的结果（见图 3） ，泰尔指数反映的是重庆市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反映的是重庆市不同收入来源的农民总收入差距，两种差距折线变化趋势总体一致，都呈现出在波动中整体逐步上升的趋势。 从图 3 中看出工资性收入差距在波动中具有明显的缩小、放缓趋势，这得益于“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大力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政策，为农民

11、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周期循环趋势，尤其在 2008 年收入差距突然加剧，波动幅度加大。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引起的不平等在 2008 年发生了异常变化。在 2008 年由于 60%（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收入户共占比为 60%）的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提高，导致此年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基尼系数偏高，同时工资性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 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都呈现出平稳的波浪式变化，收入差距并6不明显。因为直到 2010 年，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才达到 2%左右，其收入渠道有

12、限、收入金额很小，而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在 10%左右，所以这两项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明显。 因此可以说，正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变动引起了重庆市农民收入内部差距的变化。 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上面的结果分析影响因素对重庆市农民收入总差距、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力。已有文献中鲜有对不同层次和不同收入来源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可参考，文献徐增海（2011）12，高连水（2011）13和潘文轩（2010）14中主要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城镇化、政府对基建和教育投资、人口负担率、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当地农民整体收

13、入也会提高，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红利分配不均也可能导致农民收入内部差距扩大；工业化发展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将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还将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带动农民经营收入的增长；城镇化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农业边际生产率和农业经营收入；农村固定投资的增加，无疑将改善农村生产经营和投资环境，有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产品价格指数有关，过于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不仅降低农民收入，而且会伤害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又由于重庆市不同收入层次农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无法获取，且没有按照县域地区进行划分，也无法获取不同收入层次的人口负担率。所7以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

14、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价格指数为主要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水平用实际 GDP 衡量，单位万亿元；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比重表示，记为 UR；农村工业化水平用乡镇企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之比表示，记为 GYH；农产品价格指数记为 API；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记为 RFA。泰尔指数计算的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收入差距记为 GE，基尼系数计算的不同收入来源的农民收入差距记为 GN，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工资性收入差距分别记为 JGN 和 GGN。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由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且为了说明每种因素对收入差距的独立影响，故针对每一种因素建立线性或

15、非线性回归模型。下面所列模型均为多种拟合模型中的最优形式，选择标准为满足模型整体显著和参数显著，且 AIC 值最小。考虑到 2008 年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突变，设定 D1 为 01 取值的工具变量。 1.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 进行多次拟合后受经济增长水平影响的最优模型（见表 1） 。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泰尔指数和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与 GDP 之间是非线性的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其对称轴分别为 0.75 和 0.738，重庆市 2010 年的 GDP 为 0.79 万亿元，即在对称轴的右边，这说明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持续提升，重庆市农民收入内部差距将缩小

16、。工资性收入差距与 GDP 之间是斜率为负的线性关系，随着 GDP 的增加，工资性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而家庭经营8性收入差距与 GDP 之间为非线性的不对称”W”型关系，GDP 的影响效应不明确。 2.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进行多次拟合后受城镇化水平影响的最优模型（见表 2） 。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城镇化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内部差距的作用都是正向的，意味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将扩大农民收入层次之间的不平等和农民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不平等。城镇化的提升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进城务工机会，将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大幅提升，缩小中低收入者与中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城镇

17、化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越大。对进城务工以获取工资性收入的农民群体，其家庭经营性收入必然下降，相对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主的高收入群体，进城务工机会成本较大，即其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远远不如家庭经营性收入。所以，城镇化是把双刃剑，吸引的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偏低的农户进城务工，虽然提高了工资性收入，但是却扩大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进行多次拟合后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最优模型（见表 3） 。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泰尔指数和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之间是非线性的倒”U”

18、型关系，其对称轴分别为 0.96 和 0.92，2010 年农村固定投资为 0.94 百亿元，2011 年为 1.06 百亿元，说明在 2011 年之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额度越大，反而会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当投资规9模达到一定额度以后，将逐步缩小农民收入的内部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村固定投资之间都是负相关关系，随着农村固定投资额度的增大，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将缩小，且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大于工资性收入差距，这说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固定资产的建设将有利于缩小农民的收入差距。 4.其他因素的影响 进行多次拟合后的最优模型为： JGN=1.48-1.

19、48D1-3.22GYH+4.5GYH*D1，R2=0.941， PF-statisitic=0.01 （0.01） （0.03） （0.02） 重庆农村工业化水平 GYH 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显著的，对其他收入差距的线性或二项式非线性关系均不显著。在 2008 年之后，工业化水平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即随着农村工业化水平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越大。这里的农村工业化水平选取的是乡镇企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例，被乡镇企业吸收的农村劳动力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减少的，但是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的增加并不会扩大其他收入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农产品价格指数 API 对所有农

20、民收入差距的线性或二项式非线性关系影响均不显著，在研究时期内农产品价格指数的波动呈现”W”型，与收入差距之间的统计关系不明显。这也说明现行统计数据中的农产品价格指数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民的主要收入变化。 结论 10本文对重庆市农民收入内部差距进行了研究，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收入来源的内部差距是稳中有升，在工资性收入差距逐年缩小、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变动幅度小且趋势不明的情况下，其主要因素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扩大。尽管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不大，但是其收入绝对数也很小，引导并支持农民增加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将有利于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总量和农村固定投资额度的提升，将有助于缩小农民

21、内部收入差距，但是现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村工业化将扩大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进而导致农民内部差距的扩大。所以，在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应当加强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妥善安置失去或减少了家庭经营性收入来源的农民群体；通过技术引进、政策鼓励等措施引导农民开展多样化家庭经营，缩小家庭经营性收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保障农民工工资等方面促使农民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缩小。结合村外保障安置和村内鼓励引导等措施以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保障农民的可持续收入，实现城镇化工业化的科学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唐平.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6， （5）：69-75. 2 叶彩霞，施国庆，陈绍军.地区差异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0， （10）：103-107. 3 王少平，欧阳志刚.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J.经济研究，2007， （10）：4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