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千万智障人安置困局.doc

1、内地千万智障人安置困局智障人士经训练可以胜任劳动，但极易受到侵害，需社工辅导。 1 月 6 日，四川达州渠县新闻网发布消息称，在去年底引起广泛关注的“智障劳工”事件中涉嫌犯罪的曾令全等 3 人被刑拘，渠县民政局局长王勇等 6 人被问责。关于该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有关责任人得到惩处，但这结局远非皆大欢喜。被解救的智障劳工有多少安全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有多少无家可回，安置情况如何？ “智障人士被解救之后”这个省略号后的内容，远比“解救”更难书写。 安置不易“妥善” 近日，多家网络媒体转发四川某官方媒体新闻称， “智障劳工”事件涉及的智障人员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安徽的李时辉因觉得媒体刊登的照片

2、里.一人与自己 20 多年前走失的哥哥很像，专程到达州寻找。李未能找到他的哥哥，民政局有关工作人员告诉他，照片中的人叫王利，思路清晰，说话顺畅，已经按他本人提供的家庭住址，送回了黑龙江。 另外，据了解，重庆万州救助管理站也协助达州救助管理站，将从新疆解救出的智障人员杨仁得、李立全护送返乡。记者分别致电杨仁得、李立全所在村委及乡镇，对厅均表示两人已安全到家。 李时辉在寻找哥哥的过程中了解到，没被送走的智障人员，目前主要由达州市民政局分别安置在达州市社会福利院、达州市民康医院及达州市通川区社会福利院。记者致电达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一杨姓科长以不清楚情况为由，拒绝透露智障人士安置的相关细节。达州市

3、社会福利院和民康医院均以没有资格接受采访为由，拒绝透露情况。 一位近期接触到达州市市长何健的媒体人士称，何健曾表示， “智障劳工”目前都在达州和渠县的医院接受救治，后期将送当地福利院，由政府供养。目前渠县正在研究，经费怎么出，具体的方案还没出来。 李时辉表达了他对暂时被安置的智障人士的担忧， “时间久了，又不知道被他们撂哪儿去。说不定又像原来那样。 ” 去年 11 月底，山东平度一加工厂被发现强制智障人士劳动，该“黑作坊”被端掉后，青岛大众网将未能提供家庭住址的智障人士的照片公布，截至目前，还有两名无法告知家庭住址，无亲属认领。 2009 年，安徽界首警方从“黑砖窑”解救出来的 30 余名劳工

4、中，也出现了有家不能回、有家不愿回或者无家可回的现象。此外，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还有智障人士在遣返途中再次走失。根据救助站遣返属地划分政策，界首市民政局派专人把一名家住安徽六安市的智障者移交给合肥市救助站。但合肥市救助站给智障者买了一张车票后便置之不理，导致该智障者再次走失。据报道，在送往合肥市救助站的智障劳工中，共有 8 人走失。他们也是极容易受到再次侵害的人群。 专业服务匮乏 据了解，达州市民康医院也叫达州市精神病医院，针对目前达州民政局将智障人士安置在福利院和精神病院的做法，北京市亦能亦行残障研究所张巍表示，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作为所谓的应急措施，在民政体系下，当然也只能往福利院或者精

5、神病院送。但我认为，对残障人士服务的机构，一定要有专业的服务能力。因为精神病院对患者的治疗手法通常就是肢体限制，这并不适用于智障人士。 ” 问题在于，中国火陆目前十分缺乏专门针对智障人士的服务机构。中残联常务副理事长王乃昆在 2010 年 9 月份的中国特奥高峰论坛上透露，截至 2009 年底，全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共 3474 个，仅能为全国包括智障人在内的约 11 万名残疾人提供服务。这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中，专门服务于智障人士的则更少。 新疆采石场的智障民工。 “目前的救助体系中，救助站是民政部门的机构，是过渡性的。没有收入来源也无监护人的智障人士，政府应该管起来，但我们的政府在智障人士

6、的托管机构方面做得很不够。 ”中国智协主席张宝林说。 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研究院副院长孙树菡介绍，一直以来，有关中国大陆智障人士的法规都强调家庭养育，社会保障部分规定形同具文。 中国大陆民法通则规定，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直系亲属时，应由其原监护人所在单位或者当事人所在社区作为监护人，如果所在单位或社区不负责，民政部门就应该作为监护人。但照近几年智障人士连受侵害的情况看，一旦智障人士离开家庭，其他单位及相关部门作为监护人的制度并没有起作用。 张巍介绍，大陆民法里的监护制度修订未能跟上时势。 民法通则1986 年颁布时，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如今，私企已经占中国企业

7、的 90%以上。 “哪个私企还愿意担负替员工监护智障后代的责任？” 在农村，智障人士的监护制度可操作性更差。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冰认为，目前对智障人士的监护人制度，更多倾向于落实责任，而非保障权益。 据世界精神科分类手册，智障人士是在 18 岁之前被评估出智力明显低于普通人，既不是疾病，也不是精神病。智障人士可以经过训练而发展其有限的潜能，增加其独立及正常生活的能力。 但智障人士极易受到侵害，尤其是涉及劳动时，必需社工辅导。杨冰认为，智障人士只是智商比较低，有的相当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在社工的辅导之下，可以自己做出决定，是否去工作。做出决定后，社工的作用就是辅

8、助他们实现愿望。 从北京回来的曾令全自强队队员在房间休息。 目前大陆缺乏完善的社工机制。张巍介绍，长期以来，社会工作行业在大陆不受重视，直到 2004年，社工才被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各高校的社工系学生，毕业后大多改行。 这和香港社工的状况反差明显。据了解，香港有 7 所大学，基本上都有社会工作系，毕业生 95%会从事本专业的工作。香港有 2 万多名社会工作者，他们收入稳定，一般初级社工月薪在 1.21.8 万元港币，高级社工年薪可达 40 万元以上。 “中国的社工太不值钱了。社工是做人的工作的，其地位应该是和律师、医师一样。所以我建议，民政部门在录用工作人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专业人员。

9、 ”张巍说，有足够专业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类似救助站参与贩卖智障劳工的现象。 “自强队”合理性 原中残联理事、智协主席张宝林介绍，据中残联 2006 年的调查，中国 8000 多万名残疾人当中，纯智力残疾的人数 554 万，加上多重残疾人中 400 多万名也有智力残疾，我国智力残疾人士达 1000 万左右。 近两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先后建立了“阳光之家” 、 “温馨家园”等政府背景的智障人士康复机构。早在这些机构出现之前，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已艰难运行多年。 “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 ”孟维娜说。25 年前，孟在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为智障人士服务的民间机

10、构慧灵社区，采用社区模式培养智障人士的生活技能。工作人员会带学员去图书馆，教学员使用电脑，带他们去商场购物买菜，教他们怎样用钱，和人打招呼 相对大陆 1000 万名智力残疾人来说，类似慧灵社区的努力是杯水车薪，且集中在城市。近年来曝光的智障劳工，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 张巍的团队曾到一个县做调查，该县光残障人就有八万名，但所有的低保名额一共才两万个。孟维娜直言，在一些落后的农村，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还未启动。 上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农村兴起“打工潮” ，家族生活解体，农村残障人士原有的生活体系被打破。 “传统社会中，农村的残障人士是在熟人社区里生存，周围的人就算歧视他，总会给他一口饭吃。但当熟

11、人社区这一互助共同体被打破，残障人士的弱势就凸现出来。经济不富裕的家庭，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也能出去务工。 ”张巍说。 大陆残疾人保障法提倡残疾人就业和创业。为鼓励企业录用残疾人，一些地方法规规定企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一定比例的，要交纳残疾人保障金。据了解，一些企业虽然显示录用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规定，但实际上只是借用了一些残障人士的身份信息，以免交残疾人保障金。 大陆各地也建有一些庇护性工厂，但针对的依旧只是城市的残障人群。 “庇护性就业要求建立工厂，和有社会专业的支持力量辅导残障人士劳动。这些在农村都做不到。 ” “从某个层面来讲，曾令全的残疾人自强队其实是农村残障人士就业的一种尝试，

12、如果去除其中对智障人士人身侵害成分的话。 ”张巍说， “我们现在更应该思考他这种就业模式中合理的成分，以及如何进行规范和改良，真正服务于农村智障人群。我：作常担心的是，这次事件出来之后，一切自发的残障人士就业探索都被视为残疾人自强队被棒打。 ” 张巍介绍，国外残疾人就业模式上，瑞典的国家福利企业 Samhall公司当为首选。这家企业共有员工 30000 人左右，其中残障人占 90%。公司的创举是将不同类型的残疾人组合成一个团队，让他们互相配合扬长避短，可以完成一半正常人能完成的工作单元，接受外包业务。 近年中国大陆对残疾人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仅河南省 2010 年对残疾人就业培训的投入就达 6

13、000 万元。一些地区也十分重视残疾人补贴的提高，但收效并不显著。 盂维娜称，目前的状况是政府有钱，资金投入也有来源去向，但中间环节的细化无人着手。细化、专业的工作，是民间机构在做，但类似机构大多只能进行工商注册，导致其要将有限的收益拿出一部分交税，也很难向公众募捐。申请政府有关资金支持也常常没有资格。为此，慧灵社区曾一度陷入资金困境。 “政府没有那么多专业的服务人员，但可以支持那些专业的服务人员，给他们政策，给他们资金，让他们去做。 ”作为前残联理事，张宝林建议。 残障法不可诉 张巍认为，政府给残障人适当的补助，并不能代表国家完成了它要做的所有事情。它还有一个职责，就是保障残障人和非残障人一

14、样享有人身基本权利，也就是他的物理安全不受侵犯。恰恰是这一块保护得不好。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残障立法处于国际先进行列。2006 年残疾人保障法修订，将先前的原则性条款细化，问题却随之出现。张巍认为，修订后的残障法变成全世界比较落后的，因为“越说越保守了” 。 修法之时，张巍正在海德堡大学写论文，他致信残疾人保障法修订委员会，建议吸纳更多专业人士和残障服务团体参与立法。国内一些民间残障人士服务团体联合有关法律机构，也制定了一个民间的残障法修订版本。这些意见最终在修法中缺乏反映。 张巍称，现行残疾人保障法缺乏可诉性。所有条款中，除了残疾人保障金一条，其他均不可诉，其约束力必然出现问题。

15、另外，公益团体诉讼的内容也被忽略。针对残障人士的犯罪触犯刑律可提起公诉，但在民事阶段，由于智障人士行为能力受限制，不能成为诉讼主体，就应该由公益团体代理提起诉讼。张巍认为，在中国大陆，残联应是代表残疾人提起诉讼的法定首选团体。 “很多事情我们残联都做得不到位。基本上是听到公众消息后发表一个说明。 ”张宝林说， “政府也有责任。很多事情是在政府眼皮底下做的。出事了，把主要管事的人处罚一下，不解决根本问题。 ” 多年前，孙树菡到某地做课题，曾溜进当地一家福利院重残区了解里面被救助人员的情况。 “回来之后，我好几天没睡着觉，福利院里各种硬件都很齐全，但服务很难说是好。 ” 采访过福利院的媒体人士说，

16、目前福利院的管理、监督非常不透明，也大多不愿意对外界开放。媒体有报道的，多是在硬件、管理等方面都表现不错的福利院。 而救助站的运行也相对封闭，管理人员和受助者在一个利益分食的链条中相互冲突，造成救助站经营“奴工基地”的现象。亦能亦行研究所研究员张熙政介绍，在西方国家，类似中国大陆救助站这样的机构如果对残障人士的权益造成侵害，或者对他们的权益保护不力，就形成玩忽职守罪，量刑很重。而大陆刑法并无此条史。 “很多伤害智障人士的事件经媒体报道后， （政府方面）就没有下文了。为恶的人怎么处置，受害的智障人士怎么安置的，都应该让公众知情。同时也给全社会释放一个信号，我们的社会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维护起码的底线意识。 ”孙树菡说。 编辑 袁凌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