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饥饿”的记忆.doc

1、寻找“饥饿”的记忆草场地艺术区 105 号。 没有多余的开场白，吴文光径直走到工作室中排成一溜儿的招贴板前。这位“50 后”的知名纪录片独立制作人、戏剧舞蹈剧场制作人，指着招贴板上贴满的出生于上个世纪 20、30 年代的乡村老人的头像，告诉记者，就在这些老人各自的老屋中，他们对吴文光和与他一起进行“饥饿计划”的年轻人们倾诉了饥饿的过去。 这溜招贴板背后，是一个黑色调打底的剧场空间，就在刚刚过去的10 月 1 日，这里上演了以 15 个“85 后”为主力的剧场表演。历时 7 个小时的摸爬滚打，他们用年轻的身体，重述了那些乡村老人的饥饿经历和他们自己在寻找饥饿记忆后的思索。 回忆饥饿的剧场照。 饥

2、饿，1959 年至 1961 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三年饥饿，这段渐渐被模糊的历史，被吴文光，带着一帮年轻的“85 后”们，用影像和剧场的双重形式展现着。老人们对饥饿的回忆和年轻人对饥饿的思索，在这个“饥饿计划”中反复交织着、纠缠着。 吴文光像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当人们忽视那段饥饿历史时，他想把那段历史细细地咂摸下来，更想让那段历史在年轻人心中形成烙印。饥饿的年代虽然过去了，但过去的岁月并不是仅仅用来被遗忘的。 寻找公共记忆 吴文光的“饥饿计划” ，是一场对三年饥饿时期的普通人的记忆寻找。灵感源于两年前他对文革的回忆的剧场项目，当时他曾排练了一个 8 小时的剧场表演，展现了他和他那代经历过文革

3、的人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的个人成长经历。 吴文光在乎私人历史和私人记忆，顺着那个有关文革的剧场作品，他的视角转移到“三年饥饿”的年代。 为了做这个“饥饿计划” ，吴文光曾经找到过两册历史教科书，一本是 2002 年版，一本是 2004 年版， “2002 年还在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是在还苏联的债，但是到 2004 年这一版这些词都没有了，说这是因为经济过左导致的一个困难，开始稍微面对这个历史。 ”吴文光说。可能在教科书中看到的三年饥饿也就仅限于此，再也没有更具象的表达。 哪里能有更具象的表达？ 吴文光想到的是，到农村去，去采访经历过饥饿时期的老人，让普通老人讲述饥饿的回忆，

4、 “如果有更多的人去采访，去做，变成一种集体寻找，这个记忆会更有效果。 ” 2008 年下半年的一场饭局，吴文光把他的“饥饿计划”的灵感说给身边的“85 后”年轻人听，其中一个年轻人立刻拎起了自己的相机，跑到老家农村，挨家挨户寻访经历过饥饿时期的老人。 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卷入到这个项目中，有吴文光工作室的年轻助手们，也有他所兼职任教的艺术高校的学生，这些从未品尝过饥饿滋味的年轻人开始尝试着让自己跟过去的饥饿发生关联。 这帮“85 后”们，带着自己的小 DV 扎到各自老家做起了对饥饿的“口述历史” 。农村老家，那个他们走出来后就不想返回的地方，或者哪怕回去都会让他们索然无味的地方，这一次，

5、成了他们的观察对象和影像资源。 那些老人的记忆在他们的镜头前复苏了。要知道，没有人关心过他们的饥饿，更没有人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耐心地讲述饥饿， “他们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活在那个地方，跟家里面忍不住唠叨两句，家里人就会嫌弃他们又来唠叨这些事，就这样，他们大多对那段记忆保持了沉默。 ”这是吴文光印象中那些老人的境遇。 吴文光 沉默久了，他们反而不敢开口，或者不知该如何讲述;经历得多了，他们也对讲述饥饿这回事，心怀不安。 1986 年出生在湖南的罗兵，在一位同乡老人的引荐下，找到其他老人。引荐者非常小心地游说其他老人说， “国家允许了，可以说，现在说了没事了。 ” 老人们开口了，可罗兵觉得，有些老人

6、的讲述还是像挤牙膏，问一句，蹦出几个字，再问一句，再蹦出几个字，这让罗兵觉得这样的对话有点无法继续。把一村子的老人采访完毕后，他甚至觉得老人们的记忆有些雷同， “他们的记忆模糊得一塌糊涂，采访大概十个左右的老人后，我就非常纳闷，说的都太雷同了，都是挨饿，都是吃草根，都是吃树皮，你再问他细一点的东西，他们就不再继续了，或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了。 ” 回忆历史成了打捞历史，这让罗兵有点无奈。 1985 年出生在山东农村的女孩邹雪萍遭遇的情绪则是震惊。她曾经看过讲述饥饿的定西孤儿院纪事 ，书中描绘的那种让人胆战心惊的残酷历史，她始终不肯相信。 “说的是真实的吗？”抱着这样的疑问，邹雪萍开始了自己的走

7、访。“一个爷爷跟我说，当时村里面一天死两个到三个人，死了人，整村的人抬不动一个死人。一个奶奶说，她儿子 11 岁饿死，饿死的时候就躺在那个床上，说临死的时候看到床边上有饭，问娘说你怎么不把那个饭给我吃。 ” 随着对 16 个老人的采访，邹雪萍有了一种心理的变化， “我从一开始的惊讶慢慢变得特别沉重。 ”她把自己的采访素材剪辑起来，做成了一部 70 来分钟的纪录片饥饿的村子 。 1987 年生于湖北的女孩章梦奇下乡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对于过去岁月的细节，她不震惊，但她不解。 章梦奇对饥饿的追寻，更侧重于饥饿的原因：种田的农民怎么会没粮吃？他们自己怎么看待那三年的饥饿？ “我说你们那时候没粮食吗

8、，他说有粮食，都收上去了。有一个奶奶说，她就看到那些粮食在粮库里面，那些人来弄粮食，把谷子的谷壳都磕出来，她就眼睁睁看着心里则想我要是有这些粮食该多好啊。 ”章梦奇不解， “一群人，没有一个是出来反抗的，后来越听越觉得他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反抗的，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个意识去反抗。 ” 再问那些老人没粮吃的原因， “有一部分说的是基本上很多人说的那种，要还苏联的账，是过渡时期，国家很困难，这段时间要过渡过去。还有一些是说当时浮夸风特别严重，那些小队队长到处谎报粮食产量，明明都没有粮食吃还要说有粮食，硬撑着。 ” 章梦奇无法忘记她的乡亲们给她讲述的情景：“开会时，有人在上面说你们要不要粮食，然后有一个

9、队长就说我们有，不要。其实，社员们早就饿得连开会的劲都没了，都在那躺着。 ” 她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出讲述中的画面，她不解为何当时的人们像工具，像木偶。 每个参与“饥饿计划”的年轻人，都在诸如这样对记忆的探寻中，探寻到真实，也探寻到自己的无奈、震惊、不解，那段跟他们无关的历史，的的确确在这样的探寻中跟他们发生了关联。 续接个人记忆 吴文光也去拍了，扎到了云南他曾经下过乡的地方，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收获没有那帮年轻的“85 后”们多。 对于那些“85 后”们来说，普遍的做法是从自己的家庭中和养育自己的村庄中开始对饥饿记忆的探寻，恰恰是这种出发点，让他们真正开始“回到自己的村子，回到自己的家人”中去。

10、 “我们不是谈我们要记住三年，记住什么，太空洞了。就从自己家庭开始回忆起， ”吴文光说，“回到自己的村子，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它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这样，以往他们习惯忽略的，以往习惯不去追究的，现在他们都会去重新追究。” 比如，在饥饿的记忆之外，那些年轻人开始思索关于家庭和村庄的历史这个村子跟自己真正有多大关系？一个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历史上是如何度过的？ “每个人多多少少会有这些反思，他们面临的是一种成长，他们渐渐诞生出一些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习惯，所以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能量，一种新的东西出来。 ”吴文光毫不吝啬地赞美那些参与项目的年轻人，在打捞历史记忆的过程中，也打捞出让个体记忆重新

11、建构的东西， “我们说国家民族的大历史是被断掉的，被遗忘掉的，因为官方，因为意识形态，因为政治等种种原因让它断掉了，但是它波及到、影响到我们家庭和个人的记忆也是断掉的。 ” 似乎断掉的这一环在这种追寻中被续接上了。 1987 年出生在河北的唐志，为了做这个饥饿计划的拍摄，第一次从大姨口中知道了自己姥姥的“要饭史”“大姨跟我讲那时姥姥去要饭，要走到山东去，很早出门，很晚才回来，那时我妈还没出生，我大姨、大舅、二舅每天蹲在灶火旁边等着，看着那个月亮都出来了姥姥还没有回来，就一直等着。 ” 这是唐志第一次听到姥姥当年要饭的事情，她活了 23 年以来的第一次。 “在此之前，整个就是一个空白，完全不知道

12、这些事情。 ”听着听着她哭了， “23 年了，为什么我现在才第一次知道，家里所有人都去回避，都不愿意说，不愿意讲？” 她回到河北乡下的老家，听老乡们谈起饥饿的历史，顺便谈起她未曾见过的爷爷，爷爷的样子、名字她一无所知，老乡们像是在说一个陌生人，但那个人跟她又有莫大的血缘关系。那种荒诞让她记忆犹新。 就这样，自己的家庭记忆的空白，成了让唐志感到最饥饿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想想其实挺恐怖，不真实的感觉，现在 23岁，23 年了才知道我们家是怎么来的，觉得很不真实。 ” 对饥饿历史遗忘的恐慌，以及对个人历史遗忘的恐慌，并不只是唐志一个人的感受。 罗兵也有同感，之前他拒绝在自己的村庄久留，

13、无非是逢年过节回老家点个卯转个圈，然后再匆匆逃离。这一次，他带着拍摄目的扎根村庄一个月之久，听他熟络的或者不熟络的老人讲述村庄的饥饿史，那种曾经对自己村庄无所谓的态度，渐渐转变了， “对这帮农村老人的挨饿的遗忘，对于发生在自己家附近的事情的遗忘，甚至不知道自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名字，我觉得以前我也是很正常的，很坦然的，现在我会觉得越来越奇怪了，你不知道就算了，干嘛还不知道得那么理直气壮？” 现在还很难讲清楚，这种对饥饿回忆的寻找和对个体家庭史的寻找，能够带来什么，但邹雪萍心里知道，这个项目已经给她带来了什么。 就像唐志一直想逃离乡村，邹雪萍也一直想擦掉乡村人的身份烙印，而现在，从对乡村饥饿记

14、忆的寻找中，她也似乎找到了对自己的乡村人的身份认同。 “之前的想法是，不想回到乡村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会有自卑感。 ”邹雪萍说。为了拍摄，她得不停地回到自己的老家，一开始的被动返回渐渐成了一种主动面对，甚至她从对自己乡村的拍摄中找到自信。要知道，她的那部饥饿的村子即将参加在台湾举办的纪录片双年展， “我能找到我自己，感觉是能找到。但是从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我就是个农村人，我要接受这个现实。 ” 直面村庄的饥饿故事渐渐让人觉得踏实。对邹雪萍来说是直面乡村，并从中找到归属感、成就感;对 23 岁的章梦奇来说，是找到了摆脱自己作为学跳舞女孩的飘渺小情绪的社会责任感， “我去采访这

15、些老人的时候，在这个村子里面特别踏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是在做一个和这个社会有关系的事情。 ” 自省自救面对真实 就这样，十几个“85 后”和吴文光一起，利用寒假或者暑假的时间，在各自农村老家驻扎， “85 后”们把拍摄中的种种困惑和思考都通过邮件组的形式，跟吴文光交流。 八月底，这些年轻人们陆续返京，把拍摄完的素材拿给吴文光，他们找到一种组合形式，就是把这些素材做成一个持续放下去的影像，固定在一个地方播放，那些饥饿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在影像中被讲述出来，谁愿意去看就去看。 最终的成果是，一个长达八个小时的纪录片影像，十一期间，连续7 天，在吴文光的

16、草场地 105 号的院子中从早放到晚。放映影像的房子被称为“记忆之屋” ，进入那个房间，你就迈进了 50 年前的历史河流中。 在影像放映的同时，是那场被称为回忆饥饿的剧场表演。整整一个白天，7 个小时内，十几个参与拍摄的“85 后”们，在“记忆之屋”旁边的剧场内，上演了一场“记忆之舞”他们把自己拍摄过程中最让自己震撼、惊讶、纠结、无奈的故事和情感，都通过肢体和语言痛快地表达了出来仿佛这个剧场是他们直面饥饿真相后最直接的情绪出口。 有人如此描述这场饥饿的表演： “十几个年轻无辜的男女，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押，作为人质和物证，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在舞台上呼号着，翻滚着，挣扎着，企图赎回和证明一段上一

17、代人早已说不清楚和忘得差不多的历史事实。 ” 在把“饥饿计划”的阶段性成果展出后，吴文光愿意把这场对饥饿记忆的寻找称为“自省自救”：“不要再惊讶去到村子里采访饥饿时遭到的拒绝，不要再不理解为什么那时的人没有反抗，不要再奇怪我们一代一代人麻木地接受历史教科书的灌输。我们都是这个冰冷麻木现实的一份子，要抱怨要反对要反抗的，就对准自己吧。自省自救从现在开始得这么继续下去。 ” 在吴文光看来，面对被模糊的、没有人耐心记录的历史，面对 5 年或 10 年后就会消失的人群，抱怨毫无意义，就去做好了。 去做直面真实历史的事情，对那个年代、那些人，这是一种义务和承担，对现在的时代、现在的我们，是一种自省和反思寻找历史的过程，似乎也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 饥饿的项目远未完结，对普通老人的寻访和拍摄还会继续。吴文光和“85 后”的年轻人们，试图去赎回一段上一代人早已说不清楚和忘得差不多的历史事实，而那些被找到的事实和反思，无论从公共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角度来看，都在提醒着，在这个脚步匆匆的社会，我们遗忘了太多弥足珍贵的东西。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