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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应该如何捍卫英雄【编者按】 近期，一场有关英雄人物董存瑞的名誉权诉讼案，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与这场官司的是是非非相比，更具意义的是如何解读这一案例所蕴含的深意。曾就“孙志刚事件”上书的三博士之一、青年学者许志永从宪政、法律、言论自由等层面所作的思考，就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解视角。 一场诉讼的丰富意味 5 月 25 日，一场沸沸扬扬的名誉权诉讼案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董存瑞的妹妹将中央电视台和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告上法庭，起诉其侵犯了董存瑞的名誉权。 对无数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国人而言，董存瑞是教科书上的一个经典英雄人物。教科书上说，董存瑞左手举起炸药包，右手拉响了导火索，高喊着“同志们，冲啊

2、” ，在爆炸声中壮烈牺牲。但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却向媒体表示，没有人亲眼看到董存瑞举起炸药包，炸碉堡的细节是根据现场遗物推测出来的。这成为本案最为关键的争议点。 在本案开庭前，据称原告方找到了 3 个亲眼目睹董存瑞举起炸药包的证人，而被告一方则低调沉默，据传还努力寻求和解。耐人寻味的是，这场诉讼激起了许多人的激烈反应，他们愤怒指责郭维导演的言论“亵渎”了英雄，网络上的个别激烈言辞甚至不亚于“追杀令” 。亦有人强烈呼吁制定一部中华英杰保护法 ，要求将孔子、孙中山、董存瑞、雷锋等人列为英杰，运用立法手段制止人们对他们的任何批评或质疑。 无论谁是谁非，也无论结果如何，董存瑞名誉权诉讼案都有着丰富的意

3、味。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诉讼的是非之争并不重要，董存瑞英雄事迹有无目击证人也不关键。更重要、也更关键的是，面对历史和英雄人物，我们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在捍卫英雄和言论自由之间，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平衡？ 美国案例的启示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 1704 年，一个英国法官声称，如果公众都可以任意批评政府，那么政府的荣誉将丧失殆尽，哪个政府还能存在下去？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觉得这话有道理？ 在美国，萨利文案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经典案例。1960 年 3 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政治宣传广告，强烈谴责蒙哥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镇压非暴力示威群众。由于这则广告中的个别细节

4、不够真实比如马丁路德金被拘捕了 4 次而不是广告所称的7 次，蒙市市政专员萨利文控告纽约时报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要求赔偿 50 万美元，并在阿拉巴马州法院胜诉。但在 1964 年，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州法院的判决，理由是：批评官员涉及公共利益，为了维护言论自由，有必要给公共言论一定的“呼吸空间” 。此次判决确立了“实际恶意”的重要原则即使媒体报道不准确，但只要不是故意虚假报道，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在此后的判例中， “实际恶意”原则又从官员扩展到体育明星等“公众人物” 。而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生的焚烧国旗案，则使表达自由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度。 事情发生在 1984 年，詹森等大约一百名

5、示威者在达拉斯市市政厅门前点燃了一面美国国旗。事发后，德克萨斯州法院依据该州法律，判处詹森 1 年监禁和 2000 美元罚款。经过一番波折后，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1989 年，最高法院以 54 的表决结果，认定詹森无罪。 要求惩罚詹森的法官大都慷慨陈词，在他们看来，亵渎国旗伤害了很多美国人的情感，违反了公共利益。但是，更多的法官却认为，焚烧国旗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应当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写道：“我们惩罚亵渎，并不能使国旗变得神圣，因为如果这么做，我们就淡化了这个令人崇敬的象征所表达的自由。 ” 当时，许多普通美国人也无法接受焚烧国旗案的判决，甚至发动了一场修宪运动，试图在

6、宪法里写上保护国旗的条款，但终无结果。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已普遍理解并接受了这一判决所内含的宪政理念。 为什么法律对英雄更“无情” 布鲁诺因“异端邪说”被送上火刑柱，刘少奇曾被宣告为叛徒、内奸、工贼历史无数次证明真相多么容易被掩盖！经历了无数次愚蠢的错误后，人类才意识到，面对历史，任何人都有怀疑的权利，也都有言说的权利。这才有了人权宣言 ，有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也有了我国现行宪法中保障言论自由的神圣条款。 当然，言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比如，针对个人的诽谤、侮辱、披露隐私等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言论，夸大其词的药品广告等危害公众利益的商业性言论，都应在法律禁止之列。但是，在民主、文

7、明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不会禁止对历史真相的反思和追问，更不会禁止对包括英雄在内的著名人物的怀疑和批评。按照法治发达国家所通行的“公众人物”原则，法律对公众人物的保护往往比对普通人的保护更少，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法律对英雄等公众人物更“无情”？原因就在于，无论公众人物为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他们在客观上比普通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享有更多的精神甚至物质利益，许多公众人物的声望本身就是借助公共舆论获取的，他们理应接受更多的批评和挑剔，他们的隐私权、名誉权理应具有更大的开放度。只有这样，法律才显得公平。 从更深层面而言，对公众人物的怀疑或批评，本身也符合公共利益。许多人从娱乐明星、体育明

8、星们的花边新闻中得到快乐，也有许多人被英雄人物的细节所感动。可见，公众人物的传奇故事乃至看似纯属个人的悲欢，都可能牵涉社会的公共利益，而英雄人物更是社会性的财富。对公众人物尤其是对英雄人物的批评或怀疑，如果是正确的，将有利于发现真相，如果是错误的，同样有利于从反面证明真理。的确，当某些言论侵犯了一个普通个人的名誉权，将构成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理应承担公平赔偿的责任。但是，当某些言论侵犯的是一个公众人物的“名誉权” ，那么很可能牵涉到公共利益，需要法律在个人名誉权和公共利益之间作出合理的平衡。 真正的英雄经得起历史的追问 就董存瑞名誉权案而言，真相和是非有待法庭的最终判决。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

9、试图捍卫英雄时，应当采用何种方式？是否必须剥夺别人怀疑、 “不敬”的权利？ 每个人都会本能地捍卫自己的偶像、信仰、价值观等等，每个人也会追求表达的权利，但是，如果因为别人对自己心中的偶像有所怀疑和“不敬” ，就非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堵住别人的嘴，是否合适呢？ 其实从某种程度而言，真正的英雄活在人民心中，并不需要法律的“刻意”保护。孔子是文化英雄，不会因为曾经被人辱骂为“孔老二”就失去先圣的光环；孙中山是民族英雄，不会因为历史学家考证出“孙大炮”的称呼就丧失先驱的英名这些都是简单的常识，真正的英雄是不可能被亵渎的，亵渎英雄的人只会自取其辱；同样，虚假的“英雄”也不可能被永远遮蔽，因为再强大的“保护”也经不住历史的追问。 在一个民主法治、表达自由、公民理性的年代，我们并不需要在温室里过度包装的“英雄” ，也不需要脆弱得承受不了半点风雨的偶像。我们应当坚信，无论经历怎样的颠覆，烟消云散的只会是虚假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只会更加荣光、更加扎实地植入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