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漫论魏晋时期士人审美精神【摘要】魏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同时也是思想最活跃，感情最丰富多彩的时代。在这个环境里，中国士人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提出了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 【关键词】玄学 士人 审美精神 自古以来，人类对美一直有不尽的追求，从上古至今，从未间断。而魏晋作为我国美学思想形成与开始繁荣时期，对美的解读有着重要的内涵，尤其是当时士人的审美思想着重体现了时代的思潮。司马氏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表面打着“尚名教”的旗帜，其实，背后却干着权术打压的高压政策，不断的杀罚，让社会一直处在动荡焦虑之中。而“士人”作为
2、知识分子，不论在庙堂之高亦或处江湖之远，都抑郁葱葱，社会也显得没有活力。但是随着经学的束缚逐渐解除以后，其一直以来的思想尊一的局面被打破，随之，各种思想就活跃起来。因此，玄学就产生出来，用以填补儒家学派失落后的思想位置。 魏晋士人以玄学为武器，使自己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进人名流清谈，就如同道了广阔的天地，大到宇宙本体的探求，小到言意之辩、才性之辩。所有事物仿佛都能成为玄学所能把握的对象。从而大大突破了传统儒学对儒者恪守伦理道德的狭小精神领地，大力赞扬了人的主体性，更接近一种精神的自由境界，所有尘世的限制、禁忌、规范都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竹林七贤”才能在极度的失意之下，一边狂饮高喊“越名
3、教而任自然”以示反抗，一边又放浪不羁去追寻自由以此来抒发内心的苦闷。这种思想的打开，是魏晋士人思想突破的前提，才有助于找寻新的适合当时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才有可能推动文学、美学、艺术等领域的思维碰撞发展。 这种以主观的感受追求自由，并以感观的好恶来评价美与丑，直接促成审美精神的形成，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信号。因为自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审美精神让人们不论对什么美或丑都抱着一种伦理规范的尺度，要用“比德”的眼光来看。魏晋士人借助玄学的威力，将意识延伸到天地万物，将自我意识延伸到个体生命的存在。这种以个体感观直后的美也是一种体验，一种文化的自觉。推动着玄学更哲学化的思考，而玄学的发展又反作
4、用于这种审美价值的判断，两者互为依存又相互促进，不能分割开来，这种现象是文化进步互融的一种表现。可见，哲学与美学在以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空间里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就是这一典型的代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山水之美。玄谈士人常常喜欢游山玩水，借以借景抒情或者融情于景，尤其是到了魏晋后期，更是士人借此清谈的必备手段。王羲之曾经邀约近百人游览会稽山阴之兰亭，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他们作诗写赋，互相交流。 “山”本是玄学源头道家提倡的出世之场所，而“水”则是文人雅士融情的外界感观事物，清谈士人喜好山水，外物与内心交融碰撞而出诗，着就是玄学哲思
5、与美学审美的和谐共融之体现。 诗文之美。自诗经以来，诗所反映的本是当时生活现状，而魏晋时期，则出现了以田园诗为代表的陶渊明和以山水诗为代表的谢灵运。这无疑是把诗文推向了另外的一个高度，开创中国田园诗和山水诗之先河。如陶渊明之诗文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的写作与个体的体验是分不开的，是外物的直觉感受和内心的情感抒发结合而生的。杨惠休日：“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 。可见诗文意境之高。谢灵运诗文陇西行：“昔在老子，至理成篇。善歌以咏，言理成篇” 。诗本身含有哲学的玄思如佛教里的经
6、文，都使以哲学诗的形式出现。诗文的美和哲学的思考是合为一体的，诗文的美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哲学思考的深度，玄学哲学的思考也推动了魏晋诗文的发展与美的体现。 书画之美。魏晋后期书画的发展也是空前绝后的，王羲之被后人誉为“书圣” ，其书法造诣玄凝高深，卫夫人赞美日：“卫氏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道媚” 。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是这样评价王羲之的书法：“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展则意涉玫瑰奇， 黄庭坚则怡怿虚无， 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 。顾恺之评伏羲 神农二画曰“虽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属冥芒，居然有得一之想” 。书画无非是墨与纸的相互结合，如此
7、给人以美感，是因为虚与实的衬托。老子道德经里强调事物的“空”之大用，是书画的完美体现。纸的“空”衬托墨的“实” ，合理得当，自然而然。就能出绝好的功用。这正体现出魏晋士人玄学哲思的高明之处，融外物与内心地体验为一体，发展了审美精神。重诗文、讲形式、侧文笔文辨，此证明了魏晋士人正一步步用以美学的形式去发展填充哲学的高度。 魏晋士人清谈的文人雅趣与玄学的学术探讨之间相得益彰又相互激发，终于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清玄世风。魏晋时期的大哲学家和大文学家，他们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这种精神源于以王羲之等为代表的士族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有着舒服优越的生活，又有极好的文化素养，许多士族知识分子有苦闷，有对浊世的不满。他们寄托山水，指点江山。他们利用诗文和书法、绘画用以寄托理想。他们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从东晋士人所追求的宁静心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学与佛学合流的理论趋向。玄学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既反映了士人心态的变化又推动者士人心态的进一步变化，随着新的时代的到来，而新的时代精神也其必然会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李春青.魏晋清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孔繁.魏晋玄学和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