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羊绒之殇.doc

1、中国羊绒之殇那木吉勒策林，78 岁，原阿拉善左旗畜牧处处长，阿左旗双峰驼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近日，我们在阿拉善左旗见到了他。 凝望着远处的草原，老处长不无感慨地说：“2012 年阿拉善下的两场大雨使草原恢复了几分生机，眼前绿油油的景象不由使人起了昔日的草原？1958 年以前阿拉善的牧民还保留着游牧生活，当时全盟的人口只有 3 万人。19581982 年期间，羊群在 23 个牧场之间轮牧。然而到1983 年以后，移民人口增加、牧民定居、草场围封、农牧业过度开发等因素使得沿袭了千百年的草原文化消失了。 ” 阿拉善的沙漠与羊绒 2008 年的一场沙尘暴，让阿拉善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北京人早上起来

2、发现外面停放的汽车成了黄颜色，屋顶和树木上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黄沙；日本人说东京的空气中闻到了羊粪的味道；美国人说风沙刮到了西雅图和洛杉矶的大街上。不论这些说法有没有可靠的依据，据当地的官方统计，在 1996 年到 2004 年期间，阿拉善的土地荒漠化面积以每年100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从全国范围看，可利用草地面积以每年2.6%（4.3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退化。 在地球的另一端，离圣诞节不到两个月，来自中国的廉价羊绒衫已经充斥了各大卖场。这种曾经具有贵族血统的产品在大卖场里的售价最低的时候只有不到 20 美元，一般情况下也只卖到 4050 美元。进入 21世纪，每年从中国输入美国的羊绒衫高达 1

3、000 万件。然而同样是来自中国的原料，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产的羊绒衫价格却是中国产的 510 倍。 自从羊绒的价值被英国人开发出来以后，技术和品牌长时间被欧洲人控制，原料的定价权自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上。尽管那时价格低，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市场开放后，它催生了如雨后春笋般的“创业者们” 。激烈的竞争导致了对外竞价销售，对内压低价格的局面。曾几何时，绒贩子拿着公斤称从牧民手里按市斤收购羊绒；曾几何时，绒贩子用假币向牧民支付绒款，搞得牧民一度只敢收取十元面额的钞票。看似活跃的市场，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地惠及到牧民。 1988 年爆发了所谓的“羊绒大战” ，竞争直接导致了羊

4、绒历史上最严重的掺杂使假的行为。起初，有人往成品原料中掺入棉花、羊毛、滑石粉等；后来，来自牧区的原绒中发现了砂子、重油等物质。这种行为注定使得大批个人和企业付出惨重的代价，亦使整个羊绒行业衰落了 5 个年头。到 1992 年下半年，优质羊绒的价格才达到每吨 30 多万元，是曾经市场高峰期的四分之一。 1993 年的美国经济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经济时代，经济几乎翻了倍。活跃的市场，再次刺激了羊绒消费。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无异于又引发了一轮新的对市场秩序和自然环境的冲击，利益的驱使得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前仆后继。然而，原料却没有那么强的可持续能力，1994年原料出口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此时，一种秘

5、密武器，经过分梳的土种绵羊细毛（俗称绵羊绒）乘机而入，为平衡供需矛盾和维持低价格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直至一两年后，意大利人和英国人才得以认识这种纤维，并调侃地称之为：sheepmere 或 cashwool。这时，已经有上千吨的这种羊毛被他们当作羊绒消费掉。其实，直到 1999 年另一轮羊绒消费热潮到来时，这种情况还在持续。2000 年前后，新兴起的尼泊尔市场消耗掉了上千吨的已分梳绵羊细毛。这些原料经过和娟丝混纺制成披肩，然后被尼泊尔人和印度人贴上自己的标签“pashmina” ，输入美国和日本等市场。 各环节的逐利和竞争彻底改变了大众对羊绒的看法。有朋友曾经对我说，穿惯了羊绒衫就不再想穿毛衫

6、了。国内的大小毛衫厂要是不生产几款羊绒衫，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干这一行的，毛衫则很难进入卖场。在意大利，中国公司把原料运送到当地工厂的家门口寄卖，低廉的价格降低了这一特殊商品的门槛，使得以前只加工羊毛的工厂也涉足到羊绒领域上来。过剩的产能再次导致竞争加剧，供求关系失衡。 有数据显示，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里，经中国加工出来的羊绒原料由每年 5000 吨激增到 15000 吨。如果刨去从皮毛上挖掘出来的羊绒（这部分原料以前是被扔掉的）以及从蒙古和及中亚国家进来口过来的羊绒，国产原料的增量仍然在 5000 吨左右，这个数字也已经翻了一倍。 被忽视的环保成本 由于环境保护的压力，牧区政府加大了封山

7、禁牧的力度。大家一致地把矛头指向山羊这一罪魁祸首。事实上，人类活动使得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 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才是造成草原退化的真正元凶。中国 18 亿亩农田中有近 3 亿亩是由草原和干旱区绿洲垦“荒”而来的，内蒙古的矿产资源开发覆盖了大面积的草场。外来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导致草原资源减少，从而引发草场和牲畜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将所有的罪过归结到山羊身上是有失公平的。不管怎么说，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过度放牧造成草场和牲畜之间互相消耗，使得已经非常脆弱的草原生态雪上加霜。 每年 7 月、8 月是羊绒衫集中发货的季节。宁夏某针织厂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往一

8、件件成品上缝吊牌。产品是出口美国的，客户提供的吊牌上预先印制上了零售价格，一件普通款的男套衫的标价是 49 美元。当我们单纯计算这件衣服的用工和用料成本时，由于量大，勉强能算得下来。但如果我们把在环境上所付出的代价计算进去的话，吊牌上标的绝不可能是这个价格。至今，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很少有人愿意将这二者关联起来。 事实上，国家在保护草原生态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乌拉特中旗的同和泰牧场的草片已经承包给了牧民，每户拥有草片三四千亩。自 2007年实行严格的禁牧政策以来，禁牧期间每人从每亩草场上能得到政府 4元的补贴。阿拉善左旗八音浩特镇的跃进嘎查，人均草场面积五六百亩，每人每年能得到的生态补贴是

9、 12000 元。2011 年，内蒙古自治区全面落实生态补助机制，实施的禁牧面积为 4.5 亿亩，涉及到的补贴资金 25 亿元。另一方面，治沙固沙一直是我国环境治理的一项重大工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对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进行了几十年的治理，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草方格固沙法” 。按 2006 年的核算，扎一亩的草方要花费 500 元的工本费。如今，人工成本上涨，这个花费已经远远不够了。 杂交的优质基因 如果说我国羊绒产业发展的前二十年是以透支环境为代价，那么，后十年则是以牺牲优质的绒山羊基因资源为成本。 牧民和养殖户想尽一切办法弥补由于禁牧所导致的减产。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商家的鼓励和帮助下，

10、通过“增绒技术”提高单产。无控制地使用辽宁绒山羊改良当地的山羊品种，使得祖辈留下来的优质山羊的种群走向灭绝。内蒙古三大绒山羊品种，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二郎山白绒山羊、阿拉善白绒山羊则无一幸免。过去细度在 14.5 微米及以下的羊绒几乎见不到了，平均细度接近了 16 微米，相当于优质澳毛的细度。 那木吉勒策林老人将导致山羊“倒改良”的过错归结到了某些大企业低价收购原料和某些地方政府单纯鼓励经济发展的短视政策上来。“1992 年我到蒙古国引进骆驼时，对方曾提出以山羊作为交换条件，但我们的政府以保护山羊资源为理由不予批准。结果 20 年过去了，我们自己却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山羊。 ” 2011 年鄂尔多斯

11、集团公司产品检验中心的检测结果显示，阿尔巴斯绒山羊主产区鄂托克旗的羊绒平均细度达到了 15.715.8 微米。但这个数量极其有限。 听说阿拉善当地政府有限制引进辽宁种羊的禁令，阿盟境内 60%的山羊没有被“改良”过。在巴音昭克图十三道梁一家牧场，主人刘洪钟一家三口人，9 千亩草场，有 400 只山羊。他的羊在 5 年前已经杂交过两次，第一次是和所谓的红盖玉林的高产种羊杂交，第二次是和伊盟的新种羊杂交。两次杂交将单产从 400 克增加到了 600 克。这些种羊虽然不是来自辽宁，但已经和辽宁羊杂交过了。所谓未进行过改良，也只是指在左旗发布禁令后，没有直接再与辽宁种羊杂交的山羊，因此，刘洪钟的羊属于

12、二手杂交的品种。另外那 40% 经过“直接改良”的绒产量接近 1000克。刘洪钟承认，改良以前的羊绒产量低，绒层薄，抓起绒来轻松的多，羊绒的品质也好。 2012 年，老天爷把雨水恩赐给了久旱的巴彦淖尔盟，从临河一路向北，眼望着久违了的绿色草原，使人油然生起一种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可是，到了乌拉特中旗，却不见了著名的二郎山绒山羊的影子。 “二郎山型山羊个头小，活泼好动，不用人看管，早上羊群自己上山，傍晚自己回来。一只成年公羊的产绒量为 450 克，羊绒细度 14.5 微米，光泽柔和，呈冰糖色。 ”对于老牧民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也有记忆。1994 年我曾来到过乌拉山的大山里，至今怀抱小羊羔的照片还保

13、存在我的相册里。想不到这一切都变成了记忆。太阳落山时分，主人生起了篝火，客人们欢歌笑语，我站在一旁眼望着远处说不出话来。 要品质更要生态 2013 年 8 月初，我们顶着浓浓的烈日来到了阿尔巴斯高原的鄂托克前旗，这里是赫赫有名的阿尔巴斯型绒山羊的故乡。每翻过一道梁都能看到 23 个羊群，或许是由于下过雨后公路边上还留存着一些水的原因，羊群悠闲地漫步在靠近公路的围栏中。指着眼前的一群羊，当地的牧民马斌透露：“没有人关心这些羊体内还保存多少阿尔巴斯山羊的基因，重要的是，每只羊的产量必须在一市斤以上，这样才能达到牧民所期盼的每只羊 200 元的羊绒的最低收入标准。 ”马斌接着说：“事实上，2013年

14、本地区的羊绒单产大大超过了这个标准， 套子绒占到了全旗产量的50%以上。 ”所谓的“套子绒”是由于山羊身上的绒层生长的过厚，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抓绒的方法从羊身上取绒，而是像剪羊毛一样将羊身上的整个套毛剪下来。最初我们听说这种情况是在去年，发生在赤峰北部的巴林右旗一带。然而仅仅一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就蔓延到了陕西北部和鄂托克旗。我们发现“套子绒”的品均细度接近了 16 微米，上面的被毛和底绒在形态上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变异，品质明显退化。加工需要近 20遍梳理，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优质原料了。 吉林农大的马宁教授在她的著作中指出：“原种内蒙古绒山羊有着独特的对恶劣环境的抗应激能力，对低质草场利用能力强，能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对荒漠化土地资源的利用具有重大意义，其遗传基因有必要作为国家战略性资源得到保护” 。 中国的羊绒产业亟待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既要坚持对环境的保护政策不动摇，又要及时纠正对优质山羊资源的破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市场定价机制入手，使羊绒的价格构成里面包含有恢复和维护草原生态所需要的成本。不妨以天然放牧条件下的草原承载能力来计算畜牧量。这样，或许会导致绒山羊数量的大幅度减少，造成价格上涨。然而，这恰恰有助于恢复羊绒原有的奢侈品的地位，同时有助于形成新的产业秩序进而实现生态平衡。也许，那木吉勒策林老人还能有机会看到草原上策马扬鞭的放牧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