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经不叛道”的经济学家何伟.doc

1、1“离经不叛道”的经济学家何伟何伟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生于 1926年，1944 年参加八路军，1946 年入党，1951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任教该校，1991 年离休，2012 年 10 月 9 日逝世。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为的是打败侵略者和推翻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建国后历经各次政治运动，促使他独立思考， “离经不叛道” ，在教学和科研中独树一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他是主张和坚持市场化改革主流团队中的一员，不惧排挤打压，艰难辛勤地探索，为的是推动中国走上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大道。可是，他因现实

2、与为之追求终身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而深深地失望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绝望，在得知已是癌症晚期的生命最后时光，奋笔疾书，写下了名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 10 万字书稿。何伟先生是我的恩师，他的离去令我无比悲痛，时时怀念；对他的追思，不仅仅出于个人感情的表达，更有着时代和现实的意义。 脱离斯大林之经未叛马克思之道 何伟先生就学、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是建国后的 1950 年按照莫斯科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当时主要由从苏联各高校选派的红色教师和专家任教，学生除读马恩原著外，学的都是苏联教科书。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中，何伟反思，当年所学的苏联教科书不是2正宗的马克思

3、主义，而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 “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换成他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政治经济学是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主要内容是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科学社会主义是联共（布）党史 ，主要是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领袖的作用，树立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这样，就把斯大林的这些理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凡是与这一理论不一致的，一律被指责为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斯大林的理论就成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

4、标准” 。他提出，斯大林“如何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党专政，把一党专政变为一人专政。他如何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科学倒退到空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名义下，实行国家垄断。他违背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实行专制统治，把本国人民害苦了，最后导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或成为改革对象。各国共产党人应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他说：“正因为这样，我的治学原则概括为：离经不叛道 。这是指离斯大林之经，因为他把马克思的经念歪了。不叛马克思主义之道，即立场、观点、方法之道。 ” 何伟以其学习马恩原著特别是资本论的坚实理论功底，改革开放伊始，积极勇于独立思考，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现

5、实，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真知灼见。 1.以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商品经济理论为基3础，摆脱了斯大林消灭商品经济的理论，论证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指出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化经济，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目前全世界还处于商品经济阶段。提出商品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称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主张摒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作为中心环节，凡是不适应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各种管理制度，都在改革之列。 2.坚持马克思的公有制是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观

6、点，批判了斯大林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理论和实践，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 3.以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指出斯大林将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简单、抽象地归结为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又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提出改革由国家上层建筑直接经营管理的国营企业，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从国家所有制变为企业所有制，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经营者。 4.以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价值规律的客观调节作用，指出斯大林在不具备商品经济消亡的条件下，用指令性计划调节完全代替

7、价值规律的调节，结果加深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矛盾。提出要对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整个国家计划的总基础由原来的产品经济转到商品经济上来。 4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界讨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我国的经济形式应是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企业是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还是隶属于国家政权机构的国营单位，以及调节经济运行的是客观的市场机制还是国家的计划指令。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实质是朝市场化改革还是坚持旧的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改革取向的论战；其理论基础，前者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后者坚持的是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何伟是最早冲破斯大林经济理论束缚，提出并一直坚持摒弃计划经济体制、

8、建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对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市场化改革目标确立之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何伟继续探索，为坚持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1.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理论，进一步批判斯大林关于两种公有制的理论，提出要重新认识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指出只有国退民进，才有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才能建立起自主经营、平等竞争、公平交换的市场秩序。针对国企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效益低下和贪污腐败，指出今日国企已发生变异，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以事实和数据说明“国进民退”现状，尖锐地指出这是改革不到位、甚至

9、倒退所致。 2.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制的论述为依据，指出和论证了股份制是社会生产对单个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社会所有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体。群众自己创办的股份经济、合作经济是实现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好形式。坚持主张以股份制改造国有经济和大力发展民营经5济。 3.以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论证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公平合理性，说明了分配不公的要害是政府行为，是非市场因素所造成，不是发展非公有经济所导致，回击了对市场化改革的非议。 4.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原理，提出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关系的客观要求相应地进行政府职能转换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改革的

10、关键，因为它是旧体制的核心，政府转变职能的关键问题是产权与政府脱钩，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指出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应把党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明确指出党的改革是改革自身，有切肤之痛，要有坚定的决心和毅力，才能克服党内保守思潮的阻挠和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因此这一改革任务比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 5.以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提出和坚持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指出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是由市场经济关系所形成的普世价值，不以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为转移。不尊重这些由客观的市场经济关系决定的价值观

11、念，就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和融入世界体系。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形成普世价值。 6.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认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重新评价斯大林，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自然历史产物，马恩并没有为未来社会设计一个完整的、固定的蓝图，他们认为只能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确切结论。提6出要区分晚期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晚期，恩格斯指出了一条通过普选权掌握政权的路线图，又通过股份制指出了一条由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路线图。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把马克思讲的只限于“过渡时期” 、随着阶级消灭、国家消亡而不复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又变为一人

12、独裁专政。斯大林确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大特征，是他从头脑中发明的一套社会制度，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没有体现自由、平等、共同富裕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本质。斯大林将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自由人联合体，变为建立全民（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违背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思想。斯大林使大家都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的两种公有制理论是城市剥削农村，导致体制、制度、政策上的不平等。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官僚统制经济，一切进行垄断和配给，形成短缺经济。所谓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平均分配，使贫穷普遍化。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人们没有言

13、论、出版、结社、集会、迁徙自由，缺乏民主，人权得不到保证。所谓选举都是党内预先决定，民意机关都是橡皮图章，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人们无有监督政府和罢免官员的权力，掌权者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集团，是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目前世界上已无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表明其失败已经尘埃落定。指出斯大林的理论对我国的误导还远远没有清除，甚至还根深蒂固。必须彻底摆脱斯大林的束缚，进行一次如同改朝换代的“伟大革命”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协调进行，才能取得成效。 7何伟提出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见解、主张很多，这里只是大致简单的梳理概括。从中，可见他都是以马

14、恩的理论为立论依据，他是认真熟读马恩著作、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同时，他又是不拘泥于马恩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将其科学的理论原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勇于批判和创新的先知先觉的改革者。 马克思主义是马恩认识自然、思维和社会的学说。当然，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能够成为构造一种社会的圭臬，但科学的学说能够成为后人认识的起点和理论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以其科学的经济学原理和研究方法，探寻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内在联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是何伟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信仰和追求，符合人类思想认识传承创新的规律。 也许，当下一些年轻人会对何伟这样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治学不以为然。可是，必须明确，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

15、的理论沿革！正是由于何伟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遵从马克思的理论而又不拘泥于个别结论，才从理论上突破了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教条，推动了改革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然而，何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大学里，没有受到尊重和欢迎。社会的现实就是：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其实根本就没读过或读懂过马恩著作，不过是将其只言片语作为标签或套语谋取私利。他们坚持斯大林以权力意志从上而下主宰和掌控的社会构架和思想体系，不能容忍何伟这样的学者。 病中争朝夕写书愿景自由人曙光 82012 年 6 月，何伟被诊断胃癌晚期，已扩散。此时，他想的不是治病保命，而是只争朝夕写书。 在改革开放之初，何

16、伟就提出一个早被人们遗忘了的 100 多年前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理想，得到许多人的赞许，但认为是遥远未来的理想。在后来特别是在病中，何伟把它重新提出来。因为他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看到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社会因素，像雨后春笋一样自然生长，连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将消灭三大差别都出现了；二是信息化促进全球一体化，原先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关系为产权社会化所改变；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将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纪元，所呈现的社会现象，很像是马克思所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他下决心一定要在有生之时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写成一本书。他要把自己对马克思关于自

17、由人联合体的信念、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把中国改革开放中两大思潮的博弈、把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愿景写出来，留给世人，作为他人生最后的总结和期盼。 这本书是他在病榻构思，利用治疗空余时间完成的。从 7 月下旬到 8 月 31 日，完成 10 万字的初稿，对于一个身体健康之人都难以承受，可见他具有多么坚强的信念、意志和顽强的毅力！要不是高强度的写作极大地消耗了体力和精力，他的病情不会这么快地恶化，他的生命就能延长 在书稿中，何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的观点，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斯大林用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存在 70 多年还是覆灭了

18、；中国以9“阶级斗争为纲”建设社会主义，最后走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地步；瑞典社会民主党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平稳固发展。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阶级斗争学说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斯大林的观念长期主宰我国的意识形态，两股思潮博弈伴随着改革始终，“死人抓住活人”的局面还没有结束，中国人民还要付出昂贵的学费。他放眼世界，指出信息化推动产权社会化革命已成为世界潮流，资本主义正在和平演变，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世界面临从生产方式到

19、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将揭开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面纱，一个以个人的解放和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条件的社会共同体的曙光已在闪现。 这本书，集中表现了何伟信奉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治学理念和实事求是批判、创新的学术观点。可是，该书的出版因审查未通过而搁浅。据说，搁浅的主要原因，一是对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二是对“国进民退” 、国企垄断的看法，三是“四项基本原则”新内涵的提出。 爱心化春雨育人品德至高尚永存 我不是何伟先生名义上的学生，但我从 1980 年以来有幸实际上成为何老师的学生。那时我是昆明师范学院政教系 1977 级学生，从“文革” 、下乡、进厂的

20、生活经历中选定了学习、研究经济学，从社会的经济关系10出发去探寻社会关系真实的内在联系的人生之路。当时专业课都是读马恩原著，庆幸没学教科书，因而没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我关注并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讨。我把对我国商品经济的原因和价值规律的客观调节作用的认识写成文章，除请教本校和本地的相关老师外，还请教何伟老师和董辅老师，由此实际上成为受他们教益最多的学生。董老师推荐我报考四川财经学院刘诗白教授的研究生，何老师得知我考上川财的研究生，写信给在该校任教的同学要她照顾我。仅仅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选题，董老师给我写了不下 10 封信提出意见。在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后，董老师和何老师一直关心、帮助、指导我的

21、研究，我常将新写的文章寄给他们请教。董老师很忙联系少，但他只要一见着和我有关的人都要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我和何老师经常打电话交流思想和观点，每年他都通知我参加由他主办的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联谊会，一年中除这次见面外只是相逢在为数不多的学术讨论会上。尽管见面不多，可探索社会变革真理的追求一致，学术思想相通。董老师和何老师对我的教育、关爱，如春风化雨，滴滴润心，成为支撑我坚守学术人生的精神力量、情感慰藉和效法榜样，对我的人生具有决定性影响。能够成为董老师和何老师的学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他们不仅仅对我鼓励关爱，他们对所有的学生都是如此，大家有口皆碑，彰显出他们为人、治学的高风亮节和提携后学的无私情操。董老师和何老师同样是力主市场化改革的先行者和竭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又都同样遭致保守势力的打压。如今，两位恩师先后离世，我的悲痛和怀念更是难以言表！ 2012 年 6 月初，我得知何老师病情提出要去看望，他说我活蹦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