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doc

1、1“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摘要：章学诚一生治学处于“知难”的挑战下，而不被时人理解。在此心理事实基础上，针对考据学派、义理学派和辞章学派的解诗理论，他建构出以兴象和诗教解诗思想。包括重视诗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以礼约诗 ，设身处地的理解诗产生的时代语境。最终实现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家的学术理想。章学诚的这种解诗思想以明道的角度，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源流意义，贯彻了与之相始终的“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 关键词：章学诚 解诗兴象 诗教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67-72 自诩“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 （上钱辛楣宫詹书

2、 ）的章学诚，虽然近代声名大噪，如日中天，但于考据之学盛行的十八世纪却是另外一副面目，他在文史通义卷四知难篇中描述自己“知难”的境遇时，称“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 ”后来治章氏者并没有深究这段话的丰富内涵和它在章氏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这段话可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在考据风气影响之下，章学诚孤独无助、知音难觅心态2的反映，这种不为世人所理解所接受的论述于章氏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说：“辈朋征株，不

3、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惊诧为异类者。 ”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文史通义 “传稿京师，同人素爱氏文哲，皆不满意，谓滔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平日为汶布类。 ”这便导致章学诚“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 ”压抑封闭心态。由此可知章学诚一生面对着“知难”的生存境遇， “寂寞以致孤愤” 。其二由“知姓名”到“知声容之与笑貌” ，超越到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 ，反映了章学诚的洽学路数。即突破世人常规学术研究思维，深入到事物内在生成语境，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六经皆史”说，将载道之经置换成具体历史语境下“典章制度”之史。如将上述两点并观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深味理解之难的章学诚在现实压力下

4、，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解释学理论，其主要体现在对以“六经”为中心的经典的阐释，以应对现实极端的挑战。这里需补充一点，余英时先生大作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对章氏与考据学派的“考据挑战”关系论述详细，实为学术经典，但未涉及对解经思想的影响，更未注意到这种挑战实际上具有普遍性，不仅仅关涉到考据一派，与辞章、义理也有紧密关系。章氏据此形成的解易 书等思想需另外撰文论之，今就章学诚解诗缘起与内涵做一番考论，以窥一斑。 一、兴象对考据学派的反应 章学诚一生论学面对着考据学派的“考证的挑战” ，反对追逐时风，走出一条异于时俗的学术路数，他在家书二中对自己评价道：“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

5、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3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于自度也。 ”这一评价颇为中肯，大概章学诚以校雠明道，道降而为史。考据学派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必有渐。 ”因此，主张“圣人之道在六经” 。在此种学风异趣影响之下，两派解诗必有不同。 大体言之，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解诗主张以词通义，反对以志通词。戴震毛诗补传序云：“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节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之，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义，前人

6、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一臆见定也。 ”可以看出遵循贯彻了“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固有的解经方式，强调解诗的客观性和字义性。章学诚解诗完全是对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反叛的结果，他在朱先生墓志书后表达了对这种解诗的看法，云：“今之功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而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子日：凡为文辞，亦略识字。韩之之立言，如五原 禹问诸篇，昔人谓与孟、杨相表里者，其中仁义道德诸名，修齐治平诸目，不知与六书者画，有何隐澳未宣究也。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月，或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于此也。 ”在这里，章氏反对训诂考据家解诗方式已经说的很明显了。但是，他所主张的读诗

7、而知义理的途径又是如何加以实现的呢？ 章学诚拈出易中之象例和诗中之兴例，解诗重视从兴4象的角度出发，提出兴象相通的观点。 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下云：“易之象也， 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 ”又云：“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 ”章学诚之所以认为的兴象相通，主要是从形象性和情感性两个角度出发考虑。就形象而言， “雎鸠之于好逑，樱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诗也” 。也就是说，他们共同使用具体的物象描述“道体之将形未显”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兴象相通是要强调诗具有诗学艺术的形象性。但，这种形象性一方面来源于客观现实中的事物；另一方面则具有主观构造性。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兴象

8、相通在于主观情感的共通作用，具有六艺“修辞立其诚” 、 “达衷之言语” 、 “因感而发”的一致宗旨。对此，章氏认为“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他进而解释道： 庄 、 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阍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钳捭阖之流，徒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人心营构之象”便是主观构造的物象，具有很强的想象性和虚构性，但它也是来源于现实存在。是抒情主人公的“抒愤” 、 “寓言”的艺术手法的表

9、达。因此， “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 ，就是强调兴象都是情感表达的产物。 章学诚的兴象相通论，实际上即是强调应从形象性和情感性两个角度出发解诗 ，这恰恰是针对考据学派解5诗重语言性和客观性而发的。因此，从情感性角度出发，章氏提出“情志”说。 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下云：“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喻，抑扬涵泳之文，皆出于诗教。 ”又云：“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 ”又说：“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以拘于形貌也。 ”这里文是诗之流裔，当然也可以看做是对诗的界定。又，从形象性的角度出发，章学诚提出诗的象征性， 秋梅唱合小引云：“诗人比兴，因感而发，寄兴遥灵，而即小喻大，比

10、物连类。 ”以小喻大”就是上文所引用的“雎鸠之于好逑，樱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说，以雎鸠、樱木、熊蛇等小事物象征寄托男女、贞淑等伦理大德。由此可以推演到章氏所说广义“文”的特征。广义的“文”用钱志熙先生的话可以称之为“美” ，指万物相杂的特征。但它只不过是借代的符号而已，都指向内在的象征意义。故易教下中就说：“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萁辞可谓文矣，其理不过日通于类。 ”狭义的文则是以诗为中心建立的文章学，最突出的莫过于辞采，如论

11、战国之文云：“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 ”章氏这一解诗意图的建立更加突出了在历史语境角度下理解六经，重视诗产生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变迁。如强调诗的口语性和音乐性， 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下云：“三代以前， 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托于声音，而不6著于文字，故秦人禁诗 、 书 ， 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 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 ，乐之文也。 ”这是诗的原初特征，具有历史事实性。又如说“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 ，从抒发主观情感的角度出发，指出后世诗

12、文对诗的继承于发展。同卷云：“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 。然而独谓诗教广于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雎有醇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日：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 ”这都是由兴象解诗所进行的自然生发。 进一步而言，章学诚针对考据学派所构建起来的解诗体系，也适用于他对诗教影响下的后世诗文的解释。 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下云：“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论，抑拐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

13、其故亦备于张国。是故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道源而溶流；雨漠、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胜刷；官曲，声诗术业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 ”可见，于音韵训诂多着力的考据学家同样用考据之法遮蔽了诗文的情感性和文学性，章学诚挖掘诗教影响的重要途径便是指出由诗到战国、六朝、唐、宋、元、明流变中情志的一脉相承。因此，章学诚在解释一般诗文7的实践中也从形象性和情感的角度出发，而处处不忘与考据之法划清界限。章学诚在家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前人多来到处。犹记

14、二十岁时，购得昊注庾开府集 ，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 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日：“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 ”自后观书或能另出新意，不为训诂牢笼。 这是章氏研究最常见的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言“高明”应指“由大略而切求”的治学特征， “沉潜”是“循度数而徐达”的治学特征，由个人资性而取舍；而“神解精识”则是超脱文字“一下子就能抓住大处的本领” ， “带有浓厚的直觉意味”的解读方式，正契合章氏根据自己资质而云“高明有余”的治学特征。进一步而言，这种解读方式实际上是凭借形象和情感所获得的进入方式，这完全可以从“神思”和“

15、意味”两个词看出，它们出自于被章学诚称之为“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和“思深而意远”的诗品 。 文心雕龙?神思篇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这是讲形象思维，也是在讲情感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 诗品以味论诗更是反对诗歌的用事，而强调“即目见心”的直觉思维。准此，章学诚解诗8重视形象思维和主观情感所建立起来的解释系统便贯穿于他所说的诗学源流中了，这是他对“考证的挑战”做出的回答。

16、二、诗教对辞章学家的反应 章学诚所建立的解诗思想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以袁枚为代表的辞章学家。袁枚诗学主张“性灵” ，认为：“夫关雎即是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辗转反侧” （再与沈大宗伯书 ） 。颇为惊世骇俗，从强调抒发情兴的角度看似乎与上论章氏解诗思想有契合之处，但是，章学诚一生对袁枚攻击不遗余力，他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抵以优伶杂剧所演之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秀，多为所惑。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 ”表面上是在批评袁枚败坏风俗，实际上他是从诗教的角度出发的，如诗话云：“虽（诗话）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据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

17、”删便是明证。章学诚所说的诗教是强调诗作为伦理教育的实用功能，因此原道中云：“子所雅言， 诗 书执礼 ，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教之为事，羲、皇以来，盖已有之。 ”他对袁枚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诗教范围当中的妇教，其中文史通义卷四妇学 、 妇学篇后跋篇都是基于对袁枚批判基础之上的妇学建构，所谓妇学，乃是“诵诗读礼 ，古之妇学” ，又云：“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 。也就是说用礼约诗以及一切诗学活动。这就是章学诚所常言的诗 、 礼并称，以及“六艺之文，可以一言贯之”在诗学方面的重要意义了。而章氏所论的袁枚，正是“今日不学之徒，援据以诱无知士女，逾闲荡9检，无复人禽之分，则

18、解诗之误，何异误解周礼而起青苗。从来诗贵风雅。 ”违背了儒家传统诗教。以礼约诗便是章学诚面对“辞章挑战”所建立的解诗思想诗教观。 那么，章学诚如何以礼解诗 ，来实践他的诗教观呢？章氏在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下中说：“礼之官也， 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假借。”又说：“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日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我们知道杜预所说的春秋五例是解释孔子“春秋笔法”的方法，而这五种方法归根结底是为了“正名” ，强调伦理秩序，故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一点司马迁说的最为明切， 史记卷一三零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

19、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 ”周礼所叙的官位也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 礼记?曲礼上解“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因此，章氏所说的“谨严”主要是讲等级秩序森严。 周礼之官与诗之兴相通，也就是说，以礼解诗是强调诗所代表宣扬的伦理道德、等级次序。 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云：“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於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 ”因此，在持有此种诗教思想下，章学诚进而解诗云： 或曰：诗序诚不可尽废矣。顾谓古之氓庶，不应能诗，则如役者之谣，兴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辞至今诵之

20、，岂传记之诬痍？答曰：此当日谚语，非复雅言，正如先儒所谓殷?周诰，因于土俗，历时久远，10转为古奥，故其辞多奇崛；非如风苛和平庄雅，出于文学士者，亦如典谟之文，难历久而无难于颂识也。以风诗之和雅，与民俗之谣谚，绝然不同，益知国分男女之辞，皆出诗人讽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则风趣之谣，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诛者也。 又云： 国风男女之辞，皆出诗人所拟；以汉、魏、六朝篇什证之，更无可疑。 （古今一理，不应古人儿女，矢口成章。后世学士，力追而终不速也。 ）譬之男伶，节静女以登场，终不似闺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谓古人虽儿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谓妇女宜于风雅；是犹见优伶登场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动止

21、，必先歌曲也。 诗的作者是士人，是文人，其作男女之辞都是代言体，目的为“讽刺”而绝非“风趣” 。这似乎都是在沿袭毛诗序 “讽刺”的解法，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所认为的以礼约诗暗含了上古这样一个时代语境，即“典章存于官守， 礼之质也。”以典章制度形式存在的诗是保存于官守，既然如此， “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间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也。 ”也就是说诗中诗人情感抒发表达是对公有的道的见解，换言之， 诗的抒情达到了个人抒情与群体抒情完美的融合。故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说：“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为作也。是以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托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 ”便是运用了寄托讽喻的手法，通过个人抒情表达了政治情感。 那么，在私人著述、个人抒情的年代怎么面对和解读这些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