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会消亡吗？.doc

1、1护教者帕斯卡尔的思想史意义摘要：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札记录并展示了路易十四时代一场重要的思想和宗教争论：耶稣会与詹森教派之争。这场争论代表了天主教会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性与教父传统之间的冲突。帕斯卡尔直接参与了这场论战， 致外省人信札正是这场论战的产物。本文试图回归现代性诞生之初的思想战场，重新梳理古老传统的护教者们对现代哲学作出的反应和批判，借以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当下的生活、制度和危机。作为路易十四时代少有的天才，帕斯卡尔深刻而卓有智慧的洞见能够提供一种超越我们自身境遇之上的视角。 关键词：帕斯卡尔 现代性 詹森派 耶稣会 一、现代性与思想的战场 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伏尔泰（1

2、996：468）称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札为“第一部用散文体写就的天才著作” ，足可显示时代之特征。 无论在政治史还是思想史上，路易十四时代都具有独特的魅力，它让人惊叹，给人启迪，引人思考。日耳曼森林孕育了法兰西特有的道德风俗、法律传统和政治风格，日耳曼人的质朴、宽和吸引了孟德斯鸠（1963：237-322）数十年徘徊其间，考证、探索“法律的精神” 。路易十四时代就像现代社会的“日尔曼森林” ，从那里走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伦理形态以及制度雏形。经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洗礼，现代2性的烈驹正在努力挣脱传统的缰绳，想要奔赴自由的新原野。启蒙时代必然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必然充斥着巨大的激荡。新思想的

3、曙光正在冉冉升起，旧传统的浓雾也堆积集聚，形成一个巨大的透镜，折射出现代黎明的瑰奇景象。在这个时代，新的人性理论、神学观念、国家学说在思想的战场上得到历练、成长，逐渐走向成熟。谁能否认，在 17、18 世纪的欧洲，频仍的政治革命、宗教斗争背后还并行着理念的决战，恰如伊利亚特中并行着人与神的两个战场？谁又能否认，前者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舞台，使后者得以具体呈现呢？ 霍布斯敏锐地洞见了思想与战争之问的必然联系，在内战将近时著书立说，力求铸造思想王国的“利维坦” 。纯粹的思维活动（如算术演练）中如若潜入了谬误和妄念，除了浪费时间，它并不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但政治与道德哲学中的虚妄却必将导致纷争、冲突和杀戮

4、。 “君不见，多少君王与好人命归黄泉，只因诛杀僭主合法的谬论？君不见，多少人惨遭屠戮，不过因此错误学说：主权者的王国可以被某些人出于某些原因而剥夺” （Hobbes，1998：8）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政治的金律与萨杜恩一同遭到驱逐、流放，黄金时代从此终结。人类被诸种邪念所控制，战乱纷起。在霍布斯（Hobbes，1998：9）看来，败坏和平、滋生战乱的学说不过是伊克西翁与形似朱诺的云像交合而生的肮脏子孙，它们压迫、蒙蔽正义，陷国家、主权者、人民于险恶。霍布斯自觉其使命乃在于将几何学的方法引入政治、道德哲学。涤除遮蔽正义的种种污秽，讲述自然正义理论与国家学说，使神圣的法律重新昭明于世。 战争与和平

5、的根本在于思想和精神的秩序， “利维坦”不仅是人造的3国家（civil person） ，也是可见的上帝；它既执掌无上的世俗权力，也被赋予绝对的精神权威。虽然霍布斯力图找到并展现通向和平、摆脱战争的通途正道，但他无疑清楚地知道，他所进行的工作是一场思想的战役。思想的“自然状态”呼唤“利维坦”的来临，而惟有“新科学”才能为之加冕。 伏尔泰亦将历史视作精神的校场。他著述路易十四时代 。其志“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 （伏尔泰，1996：1） 。理性与愚昧、哲学与迷信、良风美俗与败德恶习在历史中展开角力。伏尔泰（1996：1）如此阐述其治史原则

6、， “对当代人说来饶有兴味的情节，在后世人眼里都烟消云散、消失净尽。其结果是只让人看到决定各个帝国命运的重大事件” ，亦即“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 。历史的教益，不在于引人入胜的故事与纷繁芜杂的冲突，而在于决定历史命运的思想、精神与理念。 路易十四时代既因能征善战的法兰西雄主而名垂青史，亦因其英才辈出、思想开明、文化繁盛而彪炳千秋。路易十四时代的开明政治、赫赫战功以及璀璨的文学艺术使之成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界标。伏尔泰用政治人物来定义欧洲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节点，它们分别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

7、丁堡之后的时代以及路易十四时代。与前三者相比，路易十四时代尤为“接近尽善尽美之境” ， “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 ， “健全的哲学在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 （伏尔泰，1996：1） 。此前时代的积累似乎都为了4这一朝的荣耀：论雄才伟略，黎塞留的“国家理性” （为马扎然所继承） 、柯尔贝的“重商主义”皆为后世的治理和政治经济原则树立了典范；论文采风流，帕斯卡尔的雄辩滔滔、博絮埃的气势磅礴、费内隆的机智敏锐皆令同代文人侧目，令后世学者景仰。 路易十四时代可以界线分明地划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清朗畅快，尽述路易朝的政治经济成就以及文化艺术进展；后一部分则相对沉郁，谈及宗教压迫与教会的纷争，伏尔泰全不顾及

8、史家该有的客观中立，称之为“人类理性的耻辱” （伏尔泰，1996：517） 。通过这样的结构，伏尔泰揭示了在历史中角力的真正对手：理性与狂热。 鉴于西欧文明的同质性和相互交流的频繁，路易十四时期的开明、繁荣、争论和冲突不仅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精神风貌，亦可视为整个西欧的精神标本。因此，在西方文明史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路易十四时代” ，就时间而言横跨 17、18 世纪，就地域而言则遍布整个西欧，甚至波及英伦三岛。现代国家的主权原则、商业精神均发轫于这一时代。政治、社会精神的变革源自于神学思想、宗教观念和人性理论的内在变化。正因为此，路易十四时代才承继宗教改革而来。 在新旧思想短兵相接的地方，我们能够

9、发现更大的张力，也能在这一张力和双方的论战中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性的原则，并由此洞悉现代社会之困境、问题与症结。作为现代哲学精神的拓荒者，霍布斯、伏尔泰见证并参与了剧变时代的思想纷争。他们是自觉的思想战士，但其作品并没有直接呈现思想论战的细节和具体问题，他们更注重论述自己的哲学体系，是捍卫新思想的阵地，而非敌我交锋、对垒的战场。几百年之5后，他们的作品逐渐脱离了具体的论战语境，成为主流的声音，并开始塑造现代人的心灵与社会关系。反对的声音则渐渐沉寂，远离我们的视野。在这样的情境下，若仅仅阅读启蒙哲人的作品，我们很容易固守对现代性的乐观信念。以纯粹现代性的思维来看待现代性的导师们，好比于丛林中观察山峦

10、，必然无法得乎全貌，从而丧失应有的批判力，无法对现代性的内在问题有所体认和理解，更谈不上治疗。斯金纳（2003：80）曾致力于对“新罗马自由国家理论”进行考古式研究，认为这样的历史发掘意义重大。针对柏林颇富影响的“两种自由概念” ，斯金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因为“消极自由并不是与某种专制或缺乏自治的政府不能共存” 。伴随现代政治哲学而兴起的“消极自由”观念、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专制政体”间存在内在的亲缘性。对政治思想史上“新罗马主义自由”的研究能够“挖掘出已经埋葬的思想瑰宝” ，重新获得对专制应有的敏锐警觉以及更为全面的“自由”概念。 正如斯金纳需要回归“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样，我们也有必要回

11、归到现代性诞生之初的思想战场，借以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我们的生活、制度和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古老传统的护教者们对现代哲学做出的反应和批判。作为路易十四时代少有的天才，帕斯卡尔深刻且卓有智慧的洞见，能够提供一种超越我们自身境遇之上的视角。 在这样的思想史语境中，帕斯卡尔的致外省人信札便显得至为珍贵。在伏尔泰（1996：517）看来，宗教冲突和神学争论起于理性和哲学根基幼弱或尚未受到哲学精神风化之所。实际上，神学争论意味着两种理念的冲突，能够揭示这一时代中最深刻、最根本的怀疑与分歧，甚6至涉及现代性之根基。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现代政治、社会观念的奠基者们无不将其学说建立在新的神学基础之

12、上。被伏尔泰称为“人类理性之耻辱”的神学争论恰恰最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和荣耀：在那里，人类理性追问生命之意义、好生活之形式、灵魂与永恒等问题。 致外省人信札因其卓越的修辞风格而得以流传。一一代代颂传至今。这部信札文集乃是帕斯卡尔为詹森派应对耶稣会的抨击而作，里面记载了这一争论的具体内容，并对詹森派的教义作出了有力的辩护，对耶稣会的教理和影响做出了系统深入的批评。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路易十四时代神学争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远不局限于文艺修辞，雄辩技巧。它既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史书，又是一部论及宗教、伦理、政治的思想著作。难能可贵的是，帕斯卡尔在书中详叙了两个教派之间的教理和分歧。他既将自己塑造

13、为双方论辩的观察者，为读者描绘“思想的战役” ，又以天主教正统的“护教者”自居，对新教以及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提出批评。在现代社会的“日尔曼森林”里，最原初的现代性精神与古老的传统相遇、相抗，而帕斯卡尔的天才之作就是一个微缩的战场。 二、论战之缘起：路易十四时代的耶稣会与詹森派 孔德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自然历史” ，将之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 。在孔德看来，文明的发展有着自然的循序：在其发展轨迹上，“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总是前后相杂、相继出现。 “在建制时期，人类以坚定信念接受积极的政治纲领，纲领要求管理人类全部活动，它包括或多或少的真理并适合人类社会的需要。 ”“跟着是一个批判和否定时

14、期，在此时期内人类失去旧有的信念，没有建立带有普遍性和权威性7的新信念” （穆勒，1987：99） 。宗教改革意味着因基督教而来的“建制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新的“批判时期”的开始。 在漫长的中世纪， “世界帝国”与“世界宗教”结盟，欧洲在精神和世俗统治上都呈现出一致性。 “神圣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有着相同的界域，相互依存；“教皇”与“皇帝”也各有其地位和职守，相互配合，共同表现了“上帝统一性的外貌” （布赖斯，1998：87） 。罗马的帝国观念与基督教的普世观念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罗马法与教会法亦相互交融。教会法规的作者们有意模仿帝国法，有意与之相匹敌，格雷戈里九世在 13 世纪中叶将

15、教会法法典化，并因此获得“教会中的查士丁尼”称号。法律、统治在空间上的普遍性与“得救” 、 “永生”在时间上的不朽性结合起来，在天主教信仰中凝为一体，成为维持帝国与教会的内在力量。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维持“神圣罗马帝国”的两重力量均渐渐走向瓦解。民族体的形成被认为是现代欧洲历史上最显著的事件（布赖斯，1998：220） 。由于特殊的语言和性格以及习俗、制度差异的不断增长，欧洲民族逐渐彼此区别，并分别建立了强大的王国。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则动摇、瓦解了维持帝国的精神基础和理论基础，帝国和教会因此走向分裂，陷入战乱与冲突。 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依赖于神权与俗权的密切配合、法律与信仰的高度融合以及

16、“帝国”与“宗教”的内在一致性，因此，一旦无法维持，它必然走向全面彻底的崩溃。路易十四时代正是孔德所谓的大批判时代，帝国的身体分裂成为相互交战的王国，教会也瓦解成为互不宽容的诸多8教派。不仅如此，教会还受到路德与加尔文“因信称义”学说的巨大冲击。面对“最可怕的危险” （布克哈特，2009：133） ，天主教会在内部兴起了一股反宗教改革的力量。此时的欧洲至少包括四重交战：王国之间的战争、教权与王权之间的战争、天主教与新教问的战争以及教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面对新教的威胁，天主教会内部亦无法维持团结，帕斯卡尔就列举了天主教会内部相互争吵的三个教派：耶稣会、詹森派、多明我会。在一定程度上，耶稣会

17、与詹森派之间的争论可视为欧洲精神秩序碎片化最深刻的体现。 在天主教传统中，教会就像引领人们上升，获得拯救的“巴别塔” ，联系着人间帝国与“上帝之城” 。教会执掌将异端“驱逐出教”以及赦免信徒之罪过的权能。教徒亦需要以外表上的善行，以忏悔和朝圣，以对穷人、对教士的施赠等方法来达到心灵和生活的圣洁。但宗教改革者主张，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人们不再需要教士的指引，而与神性直接发生关系。他无需和以前一样，被吸收为可见教会之成员，才可以在他们中间过纯洁而有用的生活。教会因此丧失了过去所有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由“宗教生活的源泉和中心” 、 “永久幸福和痛苦的裁判者”下降为“单纯基督教徒的集会” （布赖斯，1

18、998：325） 。宗教改革开启了世俗化和国家主权理论的大门，无疑对教会和教皇的权威造成了致命的冲击。霍布斯便主张，应由国家（commonwealth）而非教会执掌解释圣经的精神权威，也正是因为国家， “神圣法”才得以践行，基督徒首要的宗教义务便是服从主权者。 宗教改革引发了教会内部的反动，耶稣会便是最为强劲的反宗教改9革力量。耶稣会由圣依纳爵罗耀拉（St，Ignatius Loyola）住 1540年创建。圣依纳爵是出身于吉普斯夸（Guipuzcoa）的贵族，曾作为西班牙的重要统帅征战沙场，少年时代对神职事务并无兴趣，直到 20 多岁，因为获得某种神秘体验的欢欣，才开始钻研神学。布克哈特（2

19、009：133）在历史讲稿中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他无需像改革者那样钻研教义，也不必争辩信仰和注释的细微差异。他及其凌乱地补上了自己的学业，这是一项职责，因为他必须成为一个教士。 ”由于圣依纳爵自身的体验及其走向上帝的方式，耶稣会必然是完全重视实践的修会。他依据自己的神性经验编订的神操成为耶稣会灵修生活的基础。这部按部就班的指导手册便是耶稣会决疑论思想的根源所在。耶稣会强调严密的纪律和对教皇的绝对服从，并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体系。正因为如此，帕斯卡尔才在致外省人信札中一再强调：耶稣会士公开发表的观点、出版的著作需要得到长上的许可，对某些耶稣会牧师的批判便是对修会全体的批判。 1588 年，

20、西班牙耶稣会士莫林那发表了一本论自由意志的著作，他认为自己确切地发现了“上帝如何影响他的创造物，他的创造物又如何对抗上帝” （伏尔泰，1996：549） 。莫林那是同时救助论、中介知识和适合论的创始人。 “上帝利用中介知识，巧妙地探询人的意愿，以便了解当人获得他的恩典之后干什么；然后，按照他所推测的、将由人的自由意志形成的这一惯例，作出决定人们的行动的相应安排。这种安排，就叫做适合论” （伏尔泰，1996：549） 。在基督教神学中，这种中介知识和适合论堪称稀罕的观点，但在耶稣会内部影响深远。帕斯卡尔几乎将耶稣会直接等同于莫林那派。 10依据莫林那的神学思想，上帝对各人是否终将得救之预定，并非

21、出自恩典本身的性质，而是上帝据其“中介知识”对必将发生的情况已“预知” ；也就是说，各人是否得救，既确实是由各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又确实是上帝早已预定的。上帝对人们施与双重恩典：既将预定恩典普遍地施与所有人，又依据人的自由意志施与“合作恩典” ，使之能有效地行善。莫林那的理论精深而富于思辨，与圣依纳爵的神操大异其趣，但其对“自由意志”与“合作恩典”之关系的强调又切合了耶稣会的实践精神。耶稣会的教理相信，既然上帝已将恩典预先普遍地施与众人，人们便能够通过“圣灵感动”认知上帝的意志，并激发出实现这一意志的愿望。 1640 年，科内里乌斯詹森（1585-1638 年）的未竟之作论奥古斯丁出版，阐述其

22、关于上帝恩典和灵魂归宿预定论的观点。詹森的思想获得了包括安东尼阿尔诺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并形成教派。简而言之，耶稣会与詹森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充分恩典”的不同理解。 “耶稣会士认为，尽管上帝的恩典是赐予众人的，但是通过自由意志方能实现，意志可随心所欲地令恩典变得有效或者无效，而不需要上帝提供额外的帮助，也不需要上帝再做任何事情促使这一行动发生；由此，他们称这种恩典是充分的，因为它本身就能促成行动。而詹森派却不赞成那些尚未促成行动的恩典实际上也是充分的，换言之，所有不能决定意志发生行动的恩典对于行动而言就是不充分的，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有效的恩典一个人就根本不能发生行动” （帕斯卡尔。2012：15-16） 。因此，在上帝是否将“充分恩典”施与每一个人，得救取决于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