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国际形象与气候政治参与：一项研究议程.doc

1、1大国国际形象与气候政治参与：一项研究议程摘 要：国际形象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大国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又难以界定的重要因素，它包含了一定时期内为他者所认知的国际相对地位、身份、威望、声誉、荣誉等。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对国际形象的界定较为模糊，甚至一度曲解，国际形象的建构其实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大国参与气候政治的行为与其国际形象存在相关关系，正向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政治进程，可能使大国的国际形象得以重塑，对于新兴大国而言，亦有助于为崛起而进一步创造软条件。 关键词：形象；国际形象；大国；气候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050-08 一

2、、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国际行为体的实力增长，尤其是伴随着国家的崛起进程，基于战略考量和现实政治的需要，国际形象之于国家间互动及国家崛起本身的意义逐渐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然而，国际形象同时又是一个既容易被联想到又往往难以名状的因素，给国际形象下一个定义，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分歧与争议。 从“形象”这一词源考察入手，可以泛指“形状相貌”1（p.2003）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 （1978 年版）的解释，形象也可以定义为“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 。在英文中，与“形2象”相对应的词有“Image” 、 “Identity”、 “Reputation”、 “Prestige”、

3、“Figure”、 “Form”等多个（从我们要讨论的国际形象来看，“Identity”、 “Reputation”和“Prestige”较为对应，下文将论及） 。西方学者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认为“形象”是人们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2（p.607） 。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主要分析单位以及国际体系内的主要行为体，其国际形象理应得到较多的讨论。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尤其和平崛起路径与和平发展道路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了国际形象的重要学理意义，并开始尝试性地对国际形象进行界定：其一，认为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与自

4、然要素的综合认知与评价，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外交形象、在国际公众中的形象和国际媒体上的形象3。其二，认为国际形象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其中，大国的国际形象是现代国际社会中作为大国应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是国际社会从时代精神角度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当代良好的大国形象，至少包含五个方面因素，即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特殊责任、有效治理4。其三，认为国际形象即一国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5。其四，认为国际形象是在国际社会的相互交往中，国家自身及其他行为体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族、政府行为

5、和发展模式等相关构成性或表现性要素的相对稳定的认识和评价。它是主客体作用的统一体6。 3同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反观国外学界，真正为国际形象给出明确定义的尚不多见，而往往由国家的“声誉” （Reputation） 、 “荣誉”（Honor） 、 “威望” （Prestige）等来指代。比如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 ，又可以称为“国际声望/名望”或者说“国家声誉/名誉” ，它指的是一国通过将国内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投向（Project）他国从而获得某种理想的对外形象（Foreign Image）7（p.41） 。也有将之定义为一国对自己的认知与国际

6、体系内其他行为体对该国认知的综合，此形象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在结构上“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8。再如声誉、荣誉这些词，在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中也总是在交替而频繁地使用着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追求安全、荣誉与利益”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声誉值得国家为之而战”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声誉促进国际合作” 、查尔斯凯格利（Charles Kegley）的“维护国家声誉以向盟国展示自身的承诺可信度” ，到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的“一国的声誉即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该国的持久特征或特性的一种

7、信念与判断”等。可见，对于声誉/威望的研究众说纷纭，相关的界定也较为随意或缺乏明确性。 为分析与叙述的需要，本文将国际形象定义为：行为体（主要指独立政治单位，如主权民族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其他行为体所观察和所评判的国际相对地位（Standing） 、国际威望（Prestige） 、国际声誉（Reputation） 、国际荣誉（Honor）等。评判的重点在于多数他者对该国国家身份/特性（Identity）的认知。比如，我们不仅仅关注美国到底4是不是比苏联拥有更多更先进的高新技术，而且还在乎印度等其他国家是否认同这种技术成果9。如此一来，国际行为体的国际形象至少需要两个（及以上）其他行为体（尤其是

8、体系内有影响力的大国）的评判，从而在范围上保证形象认知是“国际的” ，在程度上是较具有观察性的，至少从源于他者评价的量变积累上而言理应如此。 既然国际形象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历史和现实的）为他国所认知的威望、声誉、国际身份、地位等意识上的存在，那么它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也可以塑造他国的期望，因而一定程度上也应当是一种软权力。同时，由于全球化导致全球问题的大量涌现，作为体系内的大国参与全球问题的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往往可以引起他国的关注或全球回应，从而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如此一来，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对于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无疑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参与（正向参与或负向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

9、，多大程度上可以契合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模式，做出积极的国际承诺（正向积极参与气候政治）是否与中国国际形象的上升呈正相关？国际形象的维系与上升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其与国家软实力密切相关，形成与发展机制较为复杂。目前我们对于国际形象的考察，往往近乎于给定其“无所不在”的先验性，换句话说，即存在把“国际形象”口号化、标签化的倾向，这样一来，我们对于一国的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理解，或对崛起大国参与全球事务的解读，很可能流于泛泛。因此，本文的基本目的可以说是“于无疑处设疑” ，对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考究，在全球气候政治的视野下，考察气候政治参与中的大国国际形象问题。 二、理论解读与5基本

10、观点 从认知心理学上讲，形象建构有赖于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间的精神/情绪（Spirit） 。二战后，理论家们几乎将精神/情绪从政治词典里排除出去。他们呼唤权力与物质利益，以此来解释原用于扩大荣誉、威望，或提升地位（Standing）的那些外交政策。早期的学者其实颇具匠心于融合精神/情绪，尤其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将荣誉与利益区别开来并认为领导者对前者更为敏感。他坚持认为， “一个国家可以原谅对其利益的损害，但不能容忍对其尊严的挑衅，尤其当它自视甚高时，其尊严不容挑战”10（p.356） 。国际政治对韦伯而言，是由那些国家为追逐所谓优越性之欲望（Desire）而推动的。国家获取超越他国的权力是为了获得

11、权力威望（Power-prestige） ，即“超越其他共同体权力的荣耀” 。国家间的地位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给国际关系带来了非理性元素，使国际形势恶化、军备竞赛与冲突加剧。韦伯为此还将法德关系作为例证11（p.911） 。即使在高度发达的文化关系中，政治家将冲突诠释为保持物质利益的权力问题，一般而言，这种冲突观还是要从属于自尊（Pride） 、荣耀（Glory） 、优越性或霸权的出现。荣耀（Glory）大致上给从古至今的战争提供了一个比任何基于经济驱动与政治算计的理论更为现实主义的解释12（p.20） 。 一旦我们超越韦伯，20 世纪国际关系理论则将荣誉和地位降格为独立的动机。战后杰

12、出的理论家要么忽略精神/情绪，要么将之视作显示和最大化权力的工具。汉斯摩根索是一个典型，在他看来，国家总是追求增加、保持或显示他们的权力。国家旨在获得更多的权力，奉行“帝6国主义”的政策。国家的外交政策旨在保持权力则奉行“现状政策” 。国家想要显示权力则奉行“威望政策” 。它试图“通过自己实际拥有的权力或自己认为拥有的权力、或希望他国相信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来影响他国”13（pp.70-83） 。威望政策并非国家政策的终点，而是为维持或挑战现状。它能基于实际的权力或阻吓。摩根索承认通常很难彻底了解威望政策的潜在目的。更耐人寻味的是，摩根索对威望追求进行从结果到手段的贬抑，竟源于亚里士多德，认为追

13、求认同是人的基本动力14（pp.18-20） 。对于权力的渴望， “一旦个人的生存得到了保护，他担忧的不再是生存，而是其相对于他者的地位如何”15（p.165） 。为了建构勉强说得过去的（Parsimonious）理论，摩根索颠倒了权力与威望的关系，他将前者从属于后者，推论权力是如何获取和保持的。他忽视了韦伯的箴言：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任何政治理论须建立在对那些目的理解的基础上12（p.22） 。 在摩根索之后，罗伯特吉尔平将威望从权力中区分开来，并首次赋予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地位。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他将威望描述为国际体系中仅次于权力的最重要因素，以及“国际关系的晴

14、雨表” 。对于吉尔平来说，威望有着道德上的和功能上的基础。前者源于领导者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增进或保护公共意识形态的、宗教的或其他价值的能力。弱国追随强大的领导者，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接受现存秩序的合法性。每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相应地推崇一种意识形态以使得他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合法化。在吉尔平看来，威望与冲突是紧密相连的。威望等级毫无争议且难以挑战时，和平才成为可能。这种等级7制的削弱或动摇，一般先于冲突和战争时代。威望有别于权力，是因为权力认知会落后于国家的实际能力。体系中的权力认知与权力分配的非对称性越强，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崛起大国权力被低估时更是如此。 “体系中的崛起大国日益要求改变现状

15、以反映他们新增长的实力及未满足的利益。 ”体系的管理失效，直到“认知与权力现实相符” ，这常常需要战争，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功能在于重建威望等级16（pp.34-35） 。 英国学派的主要学者对荣誉与威望不以为然。他们是所在方向的现代主义者，关注法律和实践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显现（如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所强调的那样，主要行为体即大国自身成了相对地位排序的评判者，依据相对权力的原则，则这种排序方能在“欧洲协调”中正式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权力政治说异曲同工）12（p.23） 。 因此，从理论上看，我们所定义和分析的国际形象，其中包含的相对地位认知、威望、声誉、荣誉这些重要构成性因素，如今看来它们所具有的理

16、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似乎“不证自明” （Self-evident） ，得以频繁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历史论述中，然而回顾经典和进行一些理论史研读后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受制于主体间认知差异， “国际形象”或被漠视、或被权力政治观绑架、或被工具化解读，因而在其界定与分析中往往存在相当的模糊性和随意性。 在国际政治中，过于关注形象（威望/身份）上的相对地位（Relative Standings）/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而发生的危险是可以想见的，如军备竞赛、安全两难、囚徒困境、政治市场失灵等。历史上的雅典和斯巴达、一战前的两大军事集团、二十年危机时期8（19191939）的现状国和德日意挑

17、战者、二战后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和苏美争霸）皆为我们容易联想到的例证，当然其实还有中国古代史中的群雄逐鹿诸侯混战时期（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和所谓中原王朝和边陲游牧民族的对峙（秦、汉、唐、两宋、明朝）等都是经典的案例。实际上，在国际形象建构中的投入，一些行动的有限性往往不那么明显，或者换句话说，一国国际形象上的净收益有夸大的可能。比如二战前的英法等国，与其说是沾沾自喜于其绥靖政策“效果” ，不如换个角度看是作为现状者的老牌帝国对自身大国威望的过度自信；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所建立的朝贡关系，希望因此可以为其统治带来威望，而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思17。 然而，个人的、社会群体的，或

18、国家的威望/形象，是如下因素考虑之产物：a）基本特征；b）对威望/形象给予认同的他者之价值；c）部分基于威望/形象考虑的短期行为；d）主要基于威望/形象考虑的行为。仅后两者易于操作9。从社会心理学上看，文化催生的形象/身份具有双重意义，它强调一些动机（Motives）的同时还贬损其他动机，并形塑行为体的发展和表达方式。从国家的精神层面来说，为获取尊重而行动，以及与此相关的路线与机制安排，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动机是构成形象/身份的重要因素，因为动机决定了我们的利益关切，而利益关切又促成了我们的行为（参见图 1） 。 如此一来，形象/身份、利益、行为，这些似乎都是社会决定的。然而，行为体并非社

19、会化的囚徒12（p.563） 。反馈存在于这个“形象/身份利益行为”关系链的各个环节。行为体的行为具有重塑利益的潜能，而利益的重塑又影响到行为体9的形象（如图 1 曲线所示） 。重要行为体（如大国）形象的转变，或者说其他大量的行为体形象转变，能使其所在的国际体系的特征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国际关系史上可以得到不少例证，几乎每一次历史转型期都与之契合，如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体系转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形象的国家颠覆欧洲封建旧秩序，甚至形成对整个世界旧秩序的冲击；1917 年俄国革命引发的系统效应；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运动的高涨；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此类例证不一而足。这些都能反映国

20、家形象得以重塑所带来的反馈力量（从杰维斯的“系统效应”来看，此为正反馈） 。施动者（Agency）在这样的动态体系中的重要性和结构（Structure）一样重要，施动者是在另一方面彰显作用，即行为体不仅仅取决于行为，还受自身“信念” （Beliefs）的影响。国家的历史经历及国际社会化实践，使其习得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信念”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应对二者的最好方式又如何？制定政策的国内精英们包含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和相关的政策偏好，有些政策变化可以用行为体间的动机分布来解释，恐惧、利益和荣誉能引发不同的对外政策走向和特殊偏好12（p.564） 。 冷战以后，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全球气候政

21、治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大国需要妥善应对的中心议题，那么在面对气候变化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国家的国际形象或许拥有重塑的空间，从而顺应可能的全球气候治理潮流。当然，在面对这种“新”议题（或重新反思那些本应处于问题领域中心的边缘议题）的时候，如前所述，大国的“形象利益行为”关系链或许也未必呈现线性联系，而是可能由于反馈的10力量使得利益和形象都得以重塑，产生系统效应。那么我们在全球气候政治的背景下讨论大国的国际形象问题，或许正如杰维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从来都不会停滞不前，价值观也会不断发展，而新的机遇和威胁也随之而来”18（p.105） 。 为便于展开论述和进行接下来的案例分析，我们不妨假设如下

22、： 假设一，气候政治正向积极参与者。国际形象与之呈正相关关系，即国际形象受益于气候变化政治中大国的贡献，因之大国责任形象良性护持或渐进溯升； 假设二，气候政治负向消极参与者。国际形象与之仍呈正相关关系，简言之，即国际形象回落甚至受损； 假设三，气候政治与国际形象呈负相关关系，从逻辑上和历史现实中至少可以证伪其中一种极端情况，即气候政治负向消极参与（如拒绝批准京都机制、退出国际气候谈判机制等）而国际形象反而上升这一极端情况难以出现。相反，我们不妨尝试探讨二者负相关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悖论气候政治正向积极参与，而国际形象上升并不明显。 三、案例分析 以下将以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行为作为实例来对国际形象建构做进一步的考察，着重展示其中的运行机制，同时，结合上文理论分析和假设推理中抽象出来一些初步的认识，以有助于我们在气候变化政治这一后现代情境中更好地理解大国国际形象问题。我们将主要使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三个案例，以尽量避免所谓“单一案例”可能遭遇的解释力不足，并且集中关注与行为、利益、形象有关的内容，从而尝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