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固有课程.doc

1、1大学语文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固有课程摘要：文章通过从学制、教材两个方面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时间进行了历史溯源，提出 1904 年“癸卯学制”应为大学国文的起点年，同时阐述了“大学语文”课不是“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才有的短期性“补课” ，而是现代语文学科中的固有课程。加强大学语文研究，是解决中国语文教育“少慢差费”问题的一个突破点。 关键词：大学语文；中学语文；现代语文学科；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4-0144-07 在中国大学的教育学科体系中， “大学语文”历史悠久，但研究发展比较缓慢，目前有诸多学科问题难以定论。首先关于该学

2、科的起点，到底从什么时候设立“大学语文” ，前身是什么，一直没有定论。本文从学界普遍认可的叶圣陶先生的提法切人，通过从学制、教材两个方面进行历史溯源，认为叶老的说法有待商榷，提出 1904 年“癸卯学制”应为大学国文的起点年，同时阐述了“大学语文”开设的目的不是“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才有的短期性“补课” ，而是现代语文学科中的固有课程，它与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共同构成中国现代语文学科体系，同时加强大学语文研究，也是解决中国语文教育“少慢差费”问题的一个突破点。 一、1904 年“癸卯学制”应为大学国文的起点年 2大学语文的前身是大一国文，大一国文始于何时？徐中玉先生说：“大学语文是新文化运动

3、后的新开课程，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代语文的教学，白话文迅速流行，从高中到大学，就有必要继续选教文言文、增加语体文这两方面的文章。一是仍要文言文的根基教学，二是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语体文的新作品，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立足于汉语文的各类名著。 ”徐中玉是重开大学语文的倡导者，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他的话影响比较大，但这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还有一个版本，是叶圣陶先生说的，时间就比较确定，1940 年他在大学一年级国文一文中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 ”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 1938 年，叶圣陶先生的记忆或

4、许有误，也或许他对“普遍添设”一语有特别的界定。 “大一国文”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应该追溯到历史源头。从历史形成过程看， “大一国文”也是后起的概念，开始并没有“大一” ，而是“大学国文” 。大学国文始于 1904 年的“癸卯学制” ，和中小学语文一样，都是中国现代分科教育的产物。早在 1902 年 3 月 9 日，还是“癸卯学制”的酝酿期， “癸卯学制”的拟订者之一张之洞在一封信中就提出：“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 ”1904 年“癸卯学制”正式颁布的各项章程，也都有大学国文的位置， 高等学堂章程和大学堂章程皆规定：国文（当时叫“中国文学” ，中小学章程亦同）为

5、大学预科之必修科，为大学本科之“随意科” （选修科） 。大学预科三学年均有“中国文学”科，其中第一、二学年练习各体文字，3第三学年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 学务纲要则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 “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 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 ，亦规定“国文”为大学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后来取消大学预科，预科课程之一部分归入高中，一部分归人大学一年级。1929 年教育部再次颁布大学规程 ，规定“国文”为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这样大学国文就逐渐演变成所谓“大一国文” 。由

6、此可知，大学国文（大一国文）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 1904 年，和现代语文学科的产生完全同步，而普遍开设大学国文的时间，即使以民国教育为限，也应该是 1913 年，最迟也不会迟于 1929年。 我们还可以大学国文教科书的撰写来考订这个时间表。大学国文的第一种教科书，在 1904 年就已经出现，这就是京师大学堂国文教授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 “文学史”是当时学习日本的并不妥当的叫法，该书实际性质应该是封面引题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这也可以从当时一些批评得到反证，例如郑振铎在我的一个要求中批评该书：“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 ，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抄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

7、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虽然是批评，却正可以反证这不是一种文学史著作。 林传甲（1877-1922） ，1904 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文学教授，主讲“中国文学” 。当时没有教材，林传甲便着手自编讲义。讲义出版时，卷首有一篇署名弋扬江绍铨的序言，文中说：“甲辰夏五月， （林传甲）来京师4主大学国文席，与余同舍居，每见其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不四阅月， 中国文学史十六篇已杀青矣。 ”甲辰是光绪三十年，也就是 1904年。讲义目录后有林传甲自己的一段说明：“传甲不才，今置身著述之林，任事半年，所成止此。 ”落款时间亦为“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朔” 。这都证明讲义编定时间是在 1904 年

8、。该讲义正式出版发行的时间尚未能考知，但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记载，应有 1904 年和 1906 年的印本，可能已经流传到大学堂之外。及至 1910 年， 广益丛报开始连载这份讲义，到 1911 年刊完。同时 1910 年武林谋新室刊行“校正再版” 中国文学史 ，到 1914 年已印六版。笔者所见的正是这一版本。 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尚未成立，只有“预备科”和附设的“仕学馆”和“师范馆” ，林传甲虽受聘京师大学堂教授，实际只是给大学堂附设之“优级师范科”学生上课。按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 “优级师范学堂之学科分为三节：一、公共科，二、分类科，三、加习科” 。公共科学程一年，学

9、科凡八科，第三科即为“中国文学” ，每星期三点钟， “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 。分类科学程三年，分为四个类系，三年均有主课或通习课“中国文学” ，内容均为“练习各体文字” 。加习科是四年以后，学生仍觉其学力不足者，自愿再学一年，课程已无“中国文学” 。林传甲本来要教的是第二阶段“分类科”的“中国文学”课程，也就是“练习各体文” ，但他发觉班上学生根本没有上过第一阶段公共科的“历代文章源流义法” ，这样后面的“练习各体文”便难以进行，所以必须补课，这就是他在目录后附言说的“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 。因此，林5传甲的讲义不但是一种国文讲义，而

10、且就是一种“大一”国文的讲义。这样就从学制和教材课程两个方面都证实了 1904 年应为大学国文的起点。另外还有一种教材，是南洋公学唐文治编著的高等国文读本 ，顾黄初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认为这就是大一国文的“肇始”：“戊戌年问，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本世纪初，唐文治曾于该校主讲国文。至 1909 年 11 月，遂将其“高等学堂国文讲义”整理，改名为高等国文读本 ，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 ” 虽然笔者认为 1904 年林传甲的国文讲义才是大一国文教材之“肇始”，但是此例的 1909 年这个时间也可以成为一个旁证，证明大一国文的起点应该不会是

11、叶圣陶先生说的 1938 年。 二、 “大学语文”课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固有课程 叶圣陶先生为什么会将大一国文的开设起点记忆成 1938 年呢？笔者试用“知人论世”的眼光推测，他的误记恐怕也是事出有因。 1938 年对大一国文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这年春，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整理大学科目表，对大一国文特别重视，规定“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在第一学年终了，应举行严格考试。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至达上述目标，始得毕业” 。九月，教育部又召开第一次课程会议，正式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各校自二十七学年度一年级新生起一律开始施行。农、工、商各学院也同时施行新科目表（师范学院已于 7

12、 月份颁布实行） ，各类学院必修课国文均列第一。也许这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普遍添设”的意思。不仅如此，19386年对于叶圣陶个人来说，也和大学国文发生了特别的关系，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一年他受聘去武汉大学（四川乐山）教大学国文，激发了他对这一学科的兴趣。3 月，他在给夏丐尊、王伯祥等朋友信中踌躇满志地说：“弟现在不只作初中国文教师，且作大学国文教师若教了一年半载，实际经验一定不少，即使没有笔记，也可以编一部国文教学法的讲义矣。 ”所以两年后他提到普遍开设大一国文的时间，会定格在1938 年，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说开设大学国文的理由是“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 ，这也是当时一个实际情况。上

13、世纪 30 年代，中国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讨论。讨论始于 1934 年至 1935 年，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学生杂志开展了一场历时 8 个月之久的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 。1938 年因为中学毕业生考入大学的比例过低，讨论又重起波澜。1939 年高校毕业生的高等考试结果发榜，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对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考生“国文之技术极劣，思路不清” 。于是，舆论界展开了又一次的讨论，最后甚至连蒋介石也亲自过问，1941 年 9 月手令教育部通饬各校：“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

14、录取为要。 ”叶圣陶先生既把普遍开设大一国文的时间定格在了 1938 年，那么把开设的理由说成是“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是日后大学语文“补课说”的一个来源。 这门课一直开到新中国成立，建国初曾采用过郭绍虞、章靳以主编的大一国文教材，还发行过叶圣陶领导编写的大学国文（现代文7之部） 和大学国文（文言之部） 两种教材，由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分别于 1949 年和 1950 年出版，叶老为这两本教材写了序言。1950 年人民教育还发表过一篇一年来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国文教学的文章，对大一国文似有长期开设的打算，但是不久便因院系调整等多方面原因而被取消，此后 30 年中国大陆没有大

15、一国文课，而香港、台湾高校仍有此课，乃使“百年”大一国文余脉不堕。1976 年“文革”结束，中国大陆百废待兴，1979 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的号召下，中国高校重开这门课程，定名为“大学语文” ，并很快成为全国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必考科目，至今又已 30 多年了。 以上史料证明大学语文绝不是为了“补课”才有的短期课，而是现代语文学科中的固有课程，它与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共同构成中国现代语文的学科体系。1986 年 3 月 9 日，匡亚明、徐中玉、侯镜昶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也有人不赞成这个说法，认为大学语文只是一门“课程” ，不是一门

16、“学科” 。这个争论没有意义，假如中小学语文是课程，大学语文也就是课程，假如中小学语文是学科，大学语文当然也应该是学科。现在的情况是，中小学语文不但自称学科，而且几乎指代了“中国语文学科” ，例如“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 “语文教育学” 、 “语文课程教学论”等专著， “百年语文”之类的命题，都是只有中小学语文而没有大学语文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大学语文在语文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语文教育研究体系的不完善。 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固有学科，它和中小学语文共同构成中国8现代语文学科体系，应该在语文学科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三、大学语文研究是解决中国语文教育“少慢差费”问题的一

17、把钥匙 从 1904 年“癸卯学制”教育开始分科算起，中国的现代语文学科已有百年历史。随之，也就产生了中国语文教育“少慢差费”问题的讨论。该问题的讨论，或许也只有从现代语文学科的固有课程大学语文的研究角度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1978 年 3 月 16 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 9160 课时，语文是 2749 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 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文章引起语文教育界强烈震动

18、，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 ，有人甚至把它称作语文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至于“咄咄”的原因，按照当时的惯例，把它归为“四人帮”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破坏。然而早在“文革”前的 1964 年，吕老就已经说过一遍同样的话，1964 年他在关于语文教学问题一文中说：“在今天的中学和小学里，语文课的教学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多数青年人在学校里没把语文课学好，使用语文的能力差，不能适应工作上的需要。 ”至于原因，那时当然不可能说是“四人帮” ，所以说得更真实：“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至少已经闹了三十多年了。闹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很好解决，可见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因素很多，需9

19、要好好地调查研究一番。 ” “癸卯学制”初步确立了语文独立设科教学的现代教育形式，后又经过二十年代的“国语运动” ，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国语，再到 1922 年废止一切文言文教科书，语文教育初步实现了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一致，语文学科的现代形式才真正得到巩固。然后再经过大约 10 年的探索实践，到了吕叔湘所说的“三十多年”前，就开始“闹”出语文质量的“问题”来了。所以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 ，应该追溯到上世纪 30 年代甚至更远，吕叔湘说的是“至少”已经闹了三十多年了，那么“至多”呢？恐怕从现代语文独立设科的那天开始，问题就已经存在。下面举例证明。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社

20、会上和教育界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批评之声便时有所闻。1919 年 1 月教育公报上就有一则拟请教育部召集国文教授会议，议定国文教法建议案 ，说：“中等学校国文退化殆为教育界所公认。以本校招考经验而论，考生文理多不通，甚者至于字体讹误，国文考卷真可入选者什无一二。根底既弱，及毕业时程度仍虑其不够，数年而后，凡高等师范之毕业生将无有能教国文者，至为可虑。 ”由此可见国文程度问题在那时便已成为“教育界所公认”的问题。1922 年，夏丐尊也提到：“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这原是历来

21、中学程度学生界的普通现象，不但现在如此。 ”1929 年，王森然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自序中直截了当地批评说：“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 ”而梁启超为该书作序亦说：“在今日学校各项课程之中，最为重要10者，固属国文；而同时教授最感困难，教师最感缺乏，学生除有生性特别嗜好外，最感觉干燥而无生趣者，亦惟国文。 ”1931 年 12 月， 中学生杂志刊登了署名尤墨君的中学生国文前途的悲观一文，该文列举了学生的八封信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不久，该刊又在第 29 期（1932 年）卷头语中指出：“最近遇见好几位先生，他们叹息着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非赶紧设法挽救不可。 ”由此还引发一场历时 8

22、个月之久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 ，1940 年，叶圣陶也将开设大一国文的理由归结到高中生国文程度差。1942 年，叶先生在认识国文教学一文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 ”1943 年，魏建功在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一文中将大一国文问题追溯到中学国文教学，说：现在的高中生“无论文言和白话，根本没有做成一篇文章！” “文言既没有写好，白话也又写不好了！” “文言白话分不清楚，两体都写不好了！” 。1946 年 12 月，在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馆召开的“中学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上，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教育成绩最坏的是国文。 ”1948，叶圣陶等人编成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序中说：“二十年来国文教学没有好成绩， （文白）混合教学也许是原因之一。 ”这里的“20 年”是指从 1923 年实行新学制课程标准以来的 20 年。 可见，语文教育的问题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语文教育高度重视，也有一些重要举措，譬如试行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等，但是语文教育仍然未见起色。这样到了 1964 年，就有了吕叔湘所说的“闹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很好解决”的话。然后是 10 年动乱，和所有学科一样，中国语文教育也跌到了低谷。文革结束后，在吕老提出中国语文教育“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