燉煌的词源再探讨.doc

1、1燉煌的词源再探讨内容摘要：有关燉（焞、敦）煌的词源问题，是伴随着敦煌学产生而一直吸引众多中外学者关注研究的跨世纪难题，迄今已经成为聚讼不决的百年历史悬案。有关燉煌等地名的族源及意义成为难以理解的历史问题，乃因时过境迁，使得原来完整的汉朝历史档案资料在两千多年来不断递减的过程中变成碎片流传于今世，而导致当代片面的历史研究者的困惑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有关问题实际是由原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史记 、 汉书缺乏全面深入研究理解的现代欧洲汉学家提出的伪问题，然后由他们及同样一知半解的日本汉学家对伪问题作出的种种错答案，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一些误论的影响，而导致了所谓燉煌为胡语的音译词之说在中国普遍流行，弄清这

2、个百年悬案，必须源流都要厘清，既要把百多年来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史基本研究清楚，同时还要把史记 、汉书的有关记载的源流弄清楚。本文通过对有关传世文献源流的分析研究，再一次强调“燉煌”为汉语非胡语音译。 关键词：月氏；匈奴语；土著居民；名从主人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121-10 有关燉（焞、敦）煌的词源问题，是伴随着敦煌学产生而一直吸引众多中外学者关注研究的跨世纪难题，迄今已经成为聚讼不决的百年历史悬案。在此再作一些新探讨，就教于方家。拙文所论难免涉及一些前2辈及时贤乃至新晋博士之论，均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论，唯愿能获得同仁理解，以促

3、进对有关问题的研讨深入展开，尽快了结这个悬案。 一 以往的研究略述 笔者在二十年前发表的燉（焞、敦）煌考释 一文，首先在其中的燉煌、焞煌与敦煌的正俗源流质疑至“燉煌”与“敦煌”之正俗辨等四节文章中，针对以往流行以敦为正字，燉为俗字之说，较为全面系统地收集了历代各种文献数据的有关记载和解释，从字的形音义的综合研究分析来证明燉（焞、敦）煌的各种写法中，应以“燉”为正体字， “焞”为其异体字， “敦” 为其俗体字。其次，在第五节燉煌之本义及族源中，对前辈学者德国的李希吐芬与日本的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法国的伯希和以及中国的岑仲勉、冯承钧等人之说，还有当时所见时贤齐陈骏、刘光华、王宗维、施萍亭等人的各种

4、说法提出商榷、着重否定了所谓燉煌为胡语音译之各说，力证被上述大多数中外学者所否定的东汉应劭“燉，大也；煌，盛也”的解释，其实是现存汉朝人最早也是唯一的“燉煌”正确释义，以后历代之史地及文字书籍多沿用此说。及至近现代学者，因不明“燉”与“敦”的正俗关系，又以应劭的解释不合燉煌当年实际既不大又不盛的规模，而又无法找到燉煌有其他含义，遂纷纷提出燉煌为胡语音译说。至于是何种胡语，则众说纷纭。其义是什么，就更无人能道。由此进一步证明“燉煌”完全是按照其汉文的两个字的本义组合而成的专有名词，绝非胡语音译。 如上所述，拙文发表于 1993 年的文史 ，而且后来又被收入了陈国灿、陆庆夫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

5、史卷（2） ，其应为有关研3究者看到是理所当然的。加上在本世纪初，笔者在接受上海李伟国先生组织的“名家与名编”的对话中又进一步指出： “燉（敦）煌”在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已经是中国的一个军事屯田地区名可见其出处年代早于前述任何一个胡语词，故充其量只能说那些胡语是燉煌的译音，而不能反过来说燉煌是它们的译音。伯希和修正胡语译音说而提出的土名说，也是主观的臆测。 应劭的解释既合乎中国乃至国际通行的传统命名原则，又合情理和实际。理由如下： 1. 因为孔子提倡“名从主人，物从中国” （见春秋谷梁传桓二年） 。尊孔崇儒的汉武帝是不会违背这个原则的更不可能采用在匈奴之前的族属和意义皆不知的“

6、一种土名”的译音作为一个新开疆而设立的重要的军事行政地区的名称 2. 虽然汉朝人在新开的政区地名上普遍实行了名从主人的原则，但是个别的小地名或山水等自然地理名称也有沿用异族旧名的译音相反，汉代的文献从来没有说燉煌是来自胡语，已经可以反证其为纯粹的汉语地名。 3. 燉煌之取义大盛，并非实指其时郡治之城市规模的大盛，而是用以象征汉朝的文明道德犹如日月之光辉一样大盛。故其首字应以从火的燉或焞为正，无火字旁的敦为俗写假借故刘光华等对燉煌的大盛之质疑，也是不能成立的误解。1 可见拙见具有不容忽视的一定影响。但是，迄今不少有关论著在研究史的论述或介绍似乎都无视其存在，只是重复笔者提出过商榷的一些4陈言旧论

7、。例如，从 1997 年李正宇的敦煌历史地理导论2，到2002 年刘进宝的敦煌学通论都是如此3。影响所及，迄今仍然有同类问题存在。2010 年郝春文的敦煌学概论虽然已经有比前两本书较为进步之点，但同时又有守旧之处4。这反映了当代燉煌学的某些专题研究中，一直存在对研究史的总结记述不够客观全面的缺陷，从而造成一些独到之新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故此笔者拙见所收之功效，就只是鲜有人再以否定应劭的解释作为胡语说立论的基点了。因此在下文的工作，就是继续质疑与否定胡语说的其余两点主据。 二 “燉（焞、敦）煌”为胡语说之理据再商榷 目前主张胡语说之主据如下：其一，是“燉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自西

8、域归来后给汉武帝的报告；其二，是常与“燉煌”连称的“祁连”就是匈奴语的音译4。由于此说滥觞于刘光华，故就以刘光华之论为主，其他学者之论为副，再加探讨商榷。 1. 张骞有关月氏的报告涉及的“敦煌”年代与族源等问题 刘光华认为：“据史记 、 汉书的记载， 敦煌一名在汉武帝于河西设置郡县以前很早就出现了。 ”其所引述有关月氏与“敦煌”的四条资料如下：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史记大宛列传 ） 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 （汉书张骞传 ） 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 （汉书西域传 ） 接着，他就下结论说：“这四条资料都和张骞有直接关系因为5它反映的事实发生在战

9、国末至秦汉之际。这说明在汉朝建置敦煌县、敦煌郡以前，就已经有了敦煌一名。 ”5如此把“敦煌”一名的出现推定“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 ，是相当主观片面的。因为即使是张骞的报告原话，距离“战国末至秦汉之际”也有很多年，更何况史记 、 汉书原稿出于司马迁、班固，其所记并非张骞原话实录，而且还有后来传抄、加工、刻印者再添加之手笔，他们都有可能用后出之郡县地名，插入其所间接转述之前人报告。故此，不可以根据这“四条资料”就判定在张骞报告之时或以前就已经有“敦煌”一名。例如， 史记大宛列传有关于元朔六年（前 123）至元狩二年（前 121）张骞从大将军击匈奴的结果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

10、盐泽空无匈奴。 ”6汉书张骞传所载基本相同1。但是， “金城郡”乃“昭帝始元六年（前 81）置。 ”2故不能认为在公元前 121 年或之前已经有“金城”了。正如资治通鉴胡注称此为“史追书也”7。且据当今专家考证，司马迁编写史记在公元前 91 年就基本完成了，并且是在“大概过一二年或者三四年，他死了” 3。由此可见，有关“金城”的“追书”乃其死后他人所作。据此还可推断，现存史记有关张骞所述西域诸国之事，不可都信为太史公亲笔实录。再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击匈奴之结果如下： 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6 上文没有提及“金城” ，原因

11、就是金城郡之设立是在司马迁死后。值得注意的是，史、汉两书的匈奴传在元封六年（前 105）的记载之下才提6及“单于益西北，左方兵值云中，右方兵（案：汉书无“兵”字）值酒泉、燉煌郡（案：汉书 “燉煌郡”作“敦煌” ） 。 ”4由此可见，史、汉两书的匈奴传所载燉煌的地名与年代较史记大宛列传 、 汉书张骞传 、 汉书西域传等为准确。但是， 史记大宛列传又于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记载：“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 ”这固然如刘光华指出：“此乃李广利伐大宛后的天汉二、三年间事证明天汉二、三年间敦煌尚未设郡。 ”512 对此有必要补充说明：这条资料至少还可以证明天汉二、三年间（前 99、前 98） 燉煌

12、已经设县，因而可以作为重要的地理坐标之地名加载于军事行政的官僚组织系统的名称中。因此， 史记此条的“燉煌郡”虽然也可能是后人之“追书” ，但是更可能是后人传写误加了“郡” 字。笔者认为，删除了这误加的“郡” 字，则此“燉（敦）煌”就是指酒泉郡属下的“燉（敦）煌县”之简称，这样就不会与前述天汉二、三年间“敦煌置酒泉都尉”的记载抵牾。所以，笔者认为前引史记匈奴传所载之文应该删“郡”字及顿号为“右方兵值酒泉燉煌” ， 汉书标点本之文也应删顿号为“右方值酒泉敦煌”8。表明“燉煌”并非与酒泉平列的郡名，而是酒泉郡下的“燉煌”县。而李正宇曾据“东汉史学家李斐说：屯田犯人暴利长元鼎四年秋在渥洼水捉住天马 ，

13、并说暴利长当时屯田敦煌界 。元鼎六年才建立敦煌郡，那么元鼎四年的敦煌界只能是指敦煌县界，表明渥洼水属敦煌县地。 ”236 而其最近的论文则改为：“汉书武帝纪注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笔者案：此指敦煌县界） ”9这虽然较前书严谨，但是其引7汉书之唐颜师古注文而不引较早的史记乐书的南朝宋裴骃集解 ，则是因为误信汉书武帝纪本文将“秋，马生渥洼水中”之事列入元鼎四年。而本人二十年前之文已经据汉书礼乐志及史记乐书的南朝宋裴骃集解的记载，将此事考定在元狩三年（前 120）10。这里再补充说明， 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入元狩三年，胡注也将李斐所述暴利长捕捉天马的故事注于其下7636。

14、故可以肯定在元狩三年（前 120）或其之前，已经有燉煌县了。而李正宇之所以误信汉书武帝纪有关此事之纪年，乃在于其在 1990 年之文已经对有关资料做了错误的取舍。认为元狩三年时“汉朝初有酒泉，驻军设政尚不能遽达酒泉以西千里之遥的渥洼水附近看来，元狩三年之说当属误记”11。其实，如前所引史记大宛列传已经明确记载元狩一至二年（前 122前 121） “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 域数万人，至祁连山而金城、西河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 须知，这里提到的“盐泽”就是当今的罗布泊（lob Nur、Lopp 或Lop Nur）12，13。因此，其时有随军西征之罪人留驻燉煌是完全必要而可

15、行的。虽然， “金城”为后人“追书” ，但是其地在当时与“西河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情况，应是由于有人留驻燉煌一带已设的边镇据点作了原始的观察记录，曾被写进史记原稿，后来之传抄者才有可能在旧稿的基础上“追书”一些新名。值得注意的是， 资治通鉴在元狩三年记载武帝为庆贺获得渥洼水天马与司马相如等文臣作歌配乐，即受到汲黯之直谏反对而“默然不悦” 。而汲黯于次年就被免官。故获马作歌之事肯定不在元鼎四年而应在元狩三年。李正宇由于据不同的记载8做了错误的选择和误解，就把敦煌县的设置年代推后至接近元鼎四年（前 113）了。 其实，据前述笔者考订， 史记匈奴列传在元封六年（前 105）的记载下提及“右方兵值

16、酒泉燉煌” ， 资治通鉴也将此条记入本年7697。这就可以确定起码其时已经有酒泉郡属下的燉煌县了。 因此，确定酒泉郡开设的年代，有助于确定其下的燉煌县开设年代上限。李正宇又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认为酒泉郡建于元狩二年冬236，93，即公元前 121 年末至前 120 年初。而吴礽骧、余尧 1982年之文则认为“酒泉郡应建于元鼎六年（前 111） ”14。虽然，最近贾文丽取用了 2001 年王宗维之说，主张“酒泉郡设于元封四年（前 107） ”，而其所引用史记 、 汉书之文多错乱误解1351，故难以取用。综合比较史记 、 汉书及资治通鉴的不同记载，以及当今学者的各种看法，笔者认为李正宇提出的元狩二

17、年冬之说较为可信，可以据此推定其时已经有隶属酒泉郡的燉煌县。 现在再看前述史记大宛列传等有关月氏与“敦煌”的四条资料，就清楚其为司马迁等人以“追书”之法将燉煌之名插入对张骞报告的转述中。同类之例除了前文提及有关金城的“追书”之外，还有史记大宛列传开头转述匈奴降者所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之事，并无提及月氏之居处。至后文转述张骞有关匈奴与月氏等国的报告时，提及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之后，才加插倒叙补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而汉书张骞传则在转述元狩四年（前 119）之后， “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9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

18、氏攻杀难兜靡”但是， 汉书这段文字所据史记大宛列传并没有提及“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 ”其原文说：“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由此可见， 汉书有关文字乃随意增改史记的文字，不足为据。至于汉书西域传所载“大月氏国本居敦煌、祁连间” ，“乌孙国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8，这两条资料有矛盾异词，其实也是将史记大宛列传的有关文字增改而成。而且，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载：“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 ”而同书下文的乌孙国则载：“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 ”可见， 汉书有关记载多加入后出的异闻，不足为据。而史记匈

19、奴列传所载冒顿单于于汉文帝四年（前 177） “遗汉书”已经提及其派右贤王“西求月氏击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 。又文帝于六年（前 175）的回信亦对此事加以确认6。而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单于的“遗汉书”与史记基本相同，但是却将汉文帝回信有关确认匈奴夷灭月氏的内容删略了8。由此可见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较为原始准确，而汉书的两条记载都对史记的记载做了增删篡改，不足为据。近年已经有学者戴春阳指出这两条记载“得不到相关史料的支持和印证，同时与新疆地区及原苏联中亚地区考古发掘及研究所证实的乌孙活动的时限、区域不符，因而有理由认为班固上述记载是错误的”15。所以值得研究分析的，就只剩下史记大宛列传倒叙记

20、述的“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一条。而此传既有前文所揭露的“追书”金城之例，故这一10条的“敦煌”也可能是后人“追书”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前人完全信用四条资料，以此作为燉煌来源于所谓“土著居民”的胡语说之主证，是不能成立的。 2. “燉煌”与“祁连”连称不足为胡语说之据 如前所述，刘光华较早以“敦煌”与“祁连”连称作胡语说的第二主据。后来诸家之说，与其根据大同，而结论大异3。因此，必须再作商榷。现引其有关论证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四条资料中的三条都将敦煌与“祁连”连用。祁连就是祁连山，颜师古汉书注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 ”这说明唐人认为“祁连”为少数民族语，并非汉语

21、命名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5 这显然是对颜师古之注过度的解读。而且，刘先生最后还确定“原来乌孙是敦煌地区的主人” 。但是，又说“乌孙是敦煌地区的土著居民，还是由他地迁去的客民，由于古文献资料缺乏，无法肯定回答”58-9。如此片面而自相矛盾之论，有必要重新探讨。 首先，仅据颜注“匈奴呼天为祁连”这一点，既不能证“祁连”为匈奴语，更难证其为“少数民族语” ，乃至希腊或东伊朗等异国之语。据史记匈奴列传开头所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因而夏商周秦以来就有华夏汉族与匈奴等北方各少数族裔混居和对立交往的情况，故有关官名及物名等名词在两族或多族之间互相借来借去的情况甚多。但是，因为匈奴等少数族裔是没有本族文字的游牧民族或土著民族，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比汉族低很多，故其语言中的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