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浙藏敦煌文献》中的古笔题最澄书.doc

1、1关于浙藏敦煌文献中的古笔题最澄书内容摘要：中国 20 世纪初前后敦煌文献出现之前的古写本多由日本流入，日本学者或以为浙藏敦煌文献中有古笔了仲题跋言为最澄大师经卷者即来自日本。本文据最澄原作比较，确定此非最澄书，并以为也非日人古写本，而是我国唐时人书。古笔是二百多年前的人，不可能在 1902 年题跋，故可认为是假冒。原有藏家题跋也只字不提最澄与古笔，可证其收藏时并未见所谓的古笔题跋，当为后人造假。 关键词：敦煌经卷；最澄；古笔了仲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5-0073-04 On Saichos Manuscript with Koh

2、itsu Ryouchuus Epilogue amo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WANG Hongl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Abstract： Most manuscripts in China befor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ame from Japan. Therefore， some Japanese scholars thin

3、k that， the manuscript supposed to be Saichos with Kohitsu Ryouchuus epilogue amo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s 2Collec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also came from Japan. By comparing it with Saichos works，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it was neither Saichos manuscript nor an ancient Japanese manuscript， but a C

4、hinese manuscript of the Tang dynasty. Kohitsu Ryouchuu lived two hundred years ago， and could not have written the epilogue in 1902. The epilogue of its original keeper mentioned nothing about Saicho and Kohitsu Ryouchuu， an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original keeper did not see Kohitsu Ryouchuus epi

5、logue when he got the manuscript， which might have been added later.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 Saicho； Kohitsu Ryouchuu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收稿日期：2012-03-29 作者简介：王宏理（1955- ） ，男，浙江省义乌市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导，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 在本人主笔编集的浙藏敦煌文献 （浙江教育出版社）中，有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十七初分无所得品 （以下简称大般若

6、经卷 67 ）为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编号“浙敦 064（浙博 039） ”。此件特别之处，在所有藏品中是唯一一件或以为出自日本的作品（图 1） 。 世传流入中国的日本古写本确有不少，据日本学者研究，那是日本明治初年推行排佛毁释政策时从日本寺院流失的，其中不少被驻日使节3杨守敬等中国人收集并带回国内。之后，陆续流入中国的还有一些。 因大般若经卷 67有落款为日本鉴定家古笔了仲的题跋，说是最澄大师的经卷，则日本学者或以为也应是日本古写本。 事实究竟如何，且先观察一下原件。其引首上泥金签条书为“传教大师最澄写经真迹钱署” ，拖尾处是装裱前旧有的各家题跋，第一纸题跋为： 传教大师最澄经卷，大般若波罗蜜多

7、经卷第六十七。香纸墨字十八枚继一卷，全部真迹无疑者也。寅三月，古笔了仲。 下钤“笔迹关”朱文篆书方印（图 2） 。此跋还有起首章，为朱文篆书长方印“鉴定家” ，因该纸装裱前被裁切，印章右上角已被裁去一部分，可推想此题跋与如今所见的重装前，并非装在一处。题跋之二至之六，再分段罗列如下： 山阴澂怀堂钱氏所藏。 己丑，古歙黄宾虹观于武林，时年八十有六。 己丑春日，淮阴陈锡钧伯衡甫观于西泠寓庐之石墨楼，时年政七十。光绪壬寅饯春节，钱唐唐咏裳观于豫章。 （以上第二纸） 书法以楷体为正宗，楷法以中唐为极盛。世传兜沙灵飞及安素轩望云楼所刻七宝越郁等经，前人指谓皆出钟绍京手。然亦拟意之词，无确证也。此经晚出，

8、首尾完全，书法披拂圆劲，筋节流通，纯从两汉六朝分隶胎息而出，不在兜沙灵飞之下。唐人小楷墓志石刻初拓片楮尤可宝贵，况是墨本手迹，讵非世上鸿宝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得于秣4陵。铜梁王瓘敬志。 （以上第三纸） 以上中国各家题跋但言“观”而不及其他内容，唯藏家王瓘有所讨论，体味其中意思：1.“楷法以中唐为极盛” ，是说楷书以中唐为最好。2.有名之帖后人多冠于生活在初唐至盛唐间的钟绍京名下，但此经“晚出” ，即王氏以为此书晚于钟绍京。这准确时代难说，大致可以为是盛唐或中唐之时。而言不在兜沙灵飞之下，说明此书极好。3.因是“墨本手迹”更可宝贵。 但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偶尔观看他人珍藏，署个名写个“拜观”

9、等字样极正常，一般不便对他人之爱物评头品足。但对藏家本人而言，若有眼力者，对其来历真伪优劣等都会有个说法。按：王瓘是四川铜梁人，字孝玉，一字孝禹，举人出身，官至江苏道员，工书画篆刻，精鉴别，富收藏。有此底气，王氏敢说话；再看王氏在他处所题，的确也知无不言。 按理，藏家都喜欢抬高自己藏品地位，若见有日本名家题跋确认为千年前日本大师最澄之笔，其激动之情，也会情愿相信其为真。但无论如何，如果他看到了此经引首和古笔了仲题跋说是日本大师最澄书，绝不致无动于衷。但从王瓘题跋看，竟如熟视无睹，一言不发，故而便以为不可思议。而浙江省博物馆老前辈沙孟海之跋语算是为此作了个解释。按：估计当年处境欠佳的沙氏在作藏品

10、目录时有些感想，但只能另写一纸，且不敢署名。其跋语如下： 唐人写经字体多如此，清光绪二十六年，敦煌千佛洞发见大量文物为英法帝国主义盗窃以去。此是盗窃之余，曾入日本。卷后有日人古笔了仲题记，目为传教大师最澄手笔。自署“寅年” ，当是光绪二十八年5“壬寅” 。最澄，日本高僧，以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当我唐顺宗永贞元年奉使来我国，翌年归，始传佛教天台宗到东瀛。 书道全集第十一卷影印最澄尺牍及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请来目录凡十余叶，笔迹与此不同。日人崇仰最澄，见唐写经卷，辄传为最澄笔，犹我国重蔡邕分书，多指汉碑为邕书。实则不尽可信。此经曾归王瓘收藏，有瓘光绪三十四年跋尾。但言唐人小楷，不提最澄，盖亦心知其非

11、耳。 依沙氏看法：1.因有日人古笔了仲题跋，以为此是流入日本的敦煌藏唐人写经；2.此书非最澄笔，是日人推崇他而把作品冠其名下；3.王瓘只谈唐人小楷而不提最澄，可见他也心知肚明。 但沙氏似乎未曾考虑几点：1.古笔了仲题记是否有假；2.王瓘是心知肚明还是收藏时根本就未曾见古笔题记；3.即便是古笔所题，但时间是在“（壬）寅（年）三月” ，而题跋五的唐咏裳在豫章所见也是“光绪壬寅饯春节” 。 “饯春节”为何时？是以酒送别春光之时节也！自然也该是三月，则中国的唐氏所见与日本的古笔所题竟是同一时间。 所以，笔者在此书该卷按语中顺手写道：此件视风格，非是最澄笔，亦非日人所书。古笔氏跋于“寅三月” ，依沙孟海

12、说即光绪壬寅年（1902） ，唐咏裳观此亦在“光绪壬寅饯春节” ，当属同时。审装裱，先有古笔另纸题跋（是否古笔书待考） ，后裱于卷尾，后有唐氏拖尾之跋。如此之速，便有疑问。或壬寅三月，山阴钱氏得之日本并得古笔跋而返国，或古笔来华见而跋之（二氏行迹待考） 。而依常理，古笔知吾国经卷之夥，不至遽定为日人书。而其时斯坦因等尚未至，传之日本又恐太速。或钱氏得之国人手，为谋利而借最澄名高其价也，故六年后即辗转至王6瓘手。 笔者之所以有以上看法，主要是先基于沙孟海之说，古笔跋于“寅三月”即指光绪壬寅年（1902） ，之后日本学者似乎也以为古笔题跋于1902 年。鉴定文物的依据之一，即看流传有绪。 “有绪”

13、已不可论，而依沙氏看法想去，自然更不可能。可惜的是，编写时间紧，容不得细细研究，身边又无现成资料，故对最基本的资料都缺乏了解。 之后回头看沙氏题跋，发现他犯了一个错误。按一般说法，敦煌藏经洞发现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没错，而他所谓的“英法帝国主义”应指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但最早去敦煌的斯坦因也晚在 1907年，怎么来得及“盗窃之余，曾入日本” ，并由古笔在壬寅（1902）三月题跋呢？这也许与沙氏非此方面专家有关，又处于那特定的时代，未能核实时间。而笔者因依前辈思路考虑问题，同样跟着犯了一个大错误。今日搜索日本网上资料可知，原来古笔了仲竟是几百年前之人。此据网上资料译编如下： 古笔

14、了仲（16561736 年）江户时代前中期鉴定家。本姓清水，后世（？）姓平泽，名守直，字勘兵卫，通称务兵卫。生于明历二年，是古笔别家二代古笔了任（守村）的养子（即古笔了仲为古笔别家三世） 。元文元年逝世，终年 81 岁。 若此， “寅三月”就根本不是光绪二十八年即 1902 年的“壬寅”年，也就不知是数百年前古笔生年的哪一个寅年了。也就是说，沙孟海以为敦煌经卷在其时流入日本而由古笔题跋之论是不成立的。而古笔生年最后一个寅年为甲寅年（1734） ，距今也已 278 年了。其纸张之白之新，又7如何独立流传（与经卷宽窄不一，看其新白，绝不像因纸质断烂而经切割） ，并在王瓘 1008 年收藏后再由后人

15、裱作一处，这是无法想象的。 笔者曾请日籍博士生回国时帮忙顺便收集了点最澄和古笔了仲的作品资料。看图 3，古笔在署款的“五月”右上角写有较小的“癸酉”二字（独立记年月时，一般不会只写一“寅”字） ，笔者以为上述题跋（图2）疑是对此件（图 3）的现成仿冒，细辨笔迹即可想见。 再看最澄所书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 （图 4）与日本国求法僧最澄目录 （图 5）与此大般若经卷 67笔迹并无相似之处。 我们再回头看几家题跋，装裱顺序见前所述。我们可发现一个现象，即黄宾虹先生的 1949 年等较晚时间的题跋反而装裱在王瓘的 1008 年前，可见必定是在王瓘之后被重装了。也就是说，王瓘收藏时可能根本就没有古笔了仲题

16、跋与引首签条“传教大师最澄写经真迹”的钱氏大字。因此，古笔了仲对此卷题跋的可能性就等于零。我们也可假设古笔题跋是由他处移花接木而来，但题跋中明言此经卷是“十八枚”纸接成，此卷正是由十八纸连接而成，则所谓的古笔题跋似乎是为此量身定做的。若此，便更多几分不可信。再退一万步说，假设此题跋的确出于古笔之手，则此位鉴定大家的眼力也实在不敢苟同。 还有一点，以笔者陋见，日本古写本多在一经卷之几纸连接处钤有骑缝章。笔者细看此卷，绝无此类印章。 由此，我们基本可得两点结论：1.此经卷肯定非最澄所书；2.古笔了仲题跋为他人假冒。 本人在上述题跋中曾提到：“山阴钱氏得之日本并得古笔跋而返国”8等语，也是因为拖尾处

17、山阴钱氏题跋紧接在古笔了仲题跋之后，就不经意看作是早于其他各家跋者，而又很自然地将山阴钱氏与引首所题“传教大师最澄写经真迹”之钱氏看成同一人。引首之书字体不同，二钱氏不知是否同一人，若是同一人，如此“误导”正是上述如此顺序装裱所想要的效果。若此推测不无道理，则钱氏便是假冒最澄的始作俑者。当然，这也不定是钱氏的罪过，也许他见到此卷时，已有了所谓的古笔题跋，只是他明显仗了古笔题跋的胆。 从书风看，此件可以确定为唐人书。则余下问题是，此经卷是国内传世之物，还是杨守敬等由日本带回，抑或是由敦煌流散。 唐代之物，在民间流传千年还保持如此完好，是不可能之事。且未见历代藏家鉴赏家题跋印鉴，也是一极大疑点。杨

18、守敬 18801884 年任驻日钦使随员，他带回了不少经卷，但多为原日本高山寺所藏日本和尚所抄者。而杨守敬视收藏为生命，即便藏品中有此类经卷，一般也不可能从其手中流出（而那批经卷正有特别印记） 。那到底是否敦煌所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也无证据表明非敦煌所出。且看浙江省博物馆所藏敦煌经卷，其中有陈季侃 19191921 年间任兰州道尹时所收藏者，有1937 年甘肃民政厅长赠送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董馆长者。这些经卷想必都应是从王道士手中流出（可惜此卷不见捐赠者等原始记录的信息） 。 斯坦因来敦煌是在 1907 年，但需知藏经洞早已发现。据本师姜亮夫先生有关文字，光绪三十三年（1907） 重修三层楼功德碑记：“二十六年（1900）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翰至9晚在 1903 年底已从看守者王道士手中得到过不少经卷，著名学者叶昌炽作甘肃学台，汪即寄送数卷经给叶氏即在本年年底。由此可知，在斯坦因未来之前，敦煌经卷已流散于世。叶氏打算将经卷运往省城，只因无法落实五六千两白银的高额运费，只好在翌年春下令原地封存。王道士敢拿出数卷经送汪县长以讨好，自然更敢悄悄卖给爱好者以自肥！能在政府官员知情并下令封存的情况下一次次卖给外国人数千卷，他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则在藏经洞发现之后与斯坦因、伯希和未来之前，谁知有多少件流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