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管理层激励制度与企业经营绩效实证研究摘要: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中 PE 支持企业为样本,研讨了公司经营绩效与股权激励、非股权激励、PE 参与比例和企业规模等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企业经营绩效与管理层的非股权激励程度正相关,与企业规模负相关;而与股权激励和 PE 参与比例不相关。 关键词:PE 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经营绩效 中图分类号:F8;C931.2 文献标识码:A 加快中小企业发展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PE)作为集合财富投资的工具,在给被投资企业注入发展所需资金的同时,还带来相关的管理经验和客
2、户网络,成为引导社会流动性向实体经济转移的一个重要桥梁。近几年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扩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上市速度加快,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额收益,私募股权投资由此成为一个热点领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其投资支持企业的非控股股东之一,通常会派遣董事,参与支持企业的重大决策,包括对支持企业管理层的激励制度设计。通过有效率的激励制度安排,使得管理层和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尽量保持一致,最大限度地解决股东(含 PE)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提升管理层的努力水平,最终实现企业经营绩效目标。因此,在 PE 投资过程中,存在“PE 投资(依靠其持股比例,对支持企业的2贡献度以及
3、参与董事会决策等途径)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企业经营绩效”这样一种传导机制。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以具有 PE 投资背景的企业(或称 PE 支持企业)为对象,研究其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这些关系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阐述这对于 PE 支持企业、PE 机构本身以及政府政策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仅有理论上的研究价值,更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于 PE 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制度设计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国外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对不同激励手段的激励效果的探讨。Robert Butler Wilson1认为,对创业者赠送普通股,并不能激励创业者为 PE 基金带来额外的投资收益,原因在于
4、赠送普通股使创业者在初始阶段即成为普通股东,从而将创业者和资本投资人置于同样的角色地位,创业者的激励并没有到位。Michael J Brennan 和 Alan Kraus2则提出使用可转换债券或可转换优先股这类激励方式,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PE 的投资成本,起到较好的激励效用。在 PE 进入对支持企业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 Steve Kaplan 等3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不仅对其支持企业管理层实施激励性的管理措施以确保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准,而且 PE 也持有较大的股份,确保在董事会中具有较强的地位,这有利于PE 更紧密地监督和治理其投资的公司。 国内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
5、关理论研究文献并不多,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的文献更少,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描述性和案例性研究。周仁俊等4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权3基础不同的视角,分别对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货币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与企业经营业绩呈负相关关系。 向群5在采取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中,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和公司绩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股权投资行为带来公司融资结构的优化。朱静6的研究是在同时控制了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度两个变量后,发
6、现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价值和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国内学者的研究,或者在分析管理层激励手段与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时不考虑 PE 投资因素;或者考虑 PE 投资时局限于 PE 投资与公司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深入揭示 PE 投资背景下通过激励管理层以实现企业经营绩效的整个传导机制。国外学者分析了不同激励方式的激励效果以及 PE 基金通过实施激励影响公司治理水平,为 PE 支持企业的激励制度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这些研究缺乏中国经验数据的验证。本文克服了已有文献的局限,采用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对 PE 支持企业管理层激励和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由此对中
7、国 PE 支持企业的管理层激励制度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 PE 投资背景下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及其效果,目的在于验证 PE 投资被投资企业管理层激励激励效果(公司经营绩效)4这一传导机制,因此选择的样本公司必须具备三个标准:上市前均引进了财务投资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 ;上市时高管人员持有股权;净利润均为正(即不存在亏损)。 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自 2004 年中国资本市场推出中小板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具有 PE 投资背景且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公司共有 69 家,通过筛选,最后确定 48 家上市公司作为本文
8、的研究样本,研究样本占比为 70%;如果剔除扰动因素引起的不符合选择标准的样本公司后,比例更高,因此样本数量和标准完全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采集的原始数据均采用样本公司上市后至少运行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年报数据,即上市之后第二个年度报告数据。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给予这些样本公司以足够长的时间的经营和财务表现,从而消除由于时间短而产生的偶然性现象和扰动影响。本文所采用的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于 Wind 咨询公司数据库。 (二)检验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研究 PE 支持企业激励制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表示企业绩效,这样可以消除样本企业的规模差异。同时
9、,对企业激励制度的刻画,分为股权激励和非股权激励两类,股权激励类的变量为高管持股比例(即管理层总的持股规模) ,高管平均持股比例(即管理层人均持股大小) ,董事长持股比例(代表性高管的持股大小) ;而非股权激励在中国主要有两种:一是奖金,一是职务消费。鉴于职务消费(没有独立的统计数据和公开信息)归属于管理费用这一会计科目,因而本文以高管总薪酬(含奖金)和管理费用来量化描述对5管理层的非股权激励。另外,本文选择 PE 持股比例和企业市值作为控制变量,刻画企业的 PE 投资特征和企业规模特征。 因此,本文设置原始模型如下。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方面管理层的职务消费包含的具体项目很多,难以获取真实
10、、准确的数据(企业不会详细披露该类信息,有些信息甚至为企业的商业秘密) ;另一方面,即使是按公允价值交易的职务消费,事实上它内在地反映了管理层拥有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能够让交易的另一方至少可以获得市场平均利润,因此可以将所有管理费用均列为职务消费范畴。同时为了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采用管理费用除以企业营业收入这一指标,衡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管理层的职务消费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 由于自变量数目较多,进行变量全回归容易引起多重共线性问题,简单剔除变量则会遗漏重要信息,破坏模型的完整性。因此本文拟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用较少并且相互独立的因子作为新的自变量。采用 SPS
11、S19.0 进行计算,得到的 KMO 统计量为 0.506,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的统计值为 58.852,p 值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KMO 统计量偏低,但 Bartlett 球度检验说明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因此只要提取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经过分析,得到各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6贡献率。见表 2。 由表 2 可见,从 7 个测试变量中可以提取出 4 个因子,因子累计可以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 78.72%,使原有变量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较为理想。由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中各因子对测试变量的载荷比较分散,因子的实际含
12、义不够清晰,为了使因子载荷矩阵系数向 0 和 1 分化,一个变量值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从而因子的实际意义更加明显,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按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 3。 由表 3 可见,第一个因子在高管持股比例(MSR) 、董事长持股比例(DSR) 、高管平均持股比例(AMSR)有较大载荷,这些变量主要反映了公司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情况,可以命名为股权激励因子(F1) ;第二个因子在企业市值(AMV)方面有较大载荷,命名为企业规模因子(F2) ;第三个因子在高管薪酬利润比(MWPR)和管理费用收入比(AERR)上有较大载荷,这两个变量反映了管理层控制的非
13、股权激励因素,因此命名为非股权激励因子(F3) ;第四个因子在 PE 持股比例(PESR)上有较大载荷,就用 PE 持股比例因子(F4)来衡量。 因此,上述四个因子可以反映激励管理层因素的四个不同方面,而且经过正交旋转,四个因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将上述四个因子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矩阵,将四个因子的得分 F1、F2、F3、F4 作为新的变量,用于和因变量进行回归。 (二)回归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将原模型自变量转化成新的因子变量后,有效地解决7了原模型自变量过多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原模型转化为:ROE=+1F1+2F2+3F3+4F4+ 根据构造的回归方程,采用 SPSS19.0 进
14、行多元统计分析处理后,发现第一个模型中调整的 R2 为 0.225,第二个模型中调整的 R2 为 0.435,两个模型的回归效果均一般,但第二个模型优于第一个模型,见表 4。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R2 和调整的 R2 都只能说明在给定的样本条件下,回归方程与样本观测值的拟合优度,并不能对总体模型做出推测。因此,不能单凭二者的大小来选择模型,必须对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做显著性检验。 在采取逐步筛选法(stepwise)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后,在模型 1中,非股权激励因子(F3)进入了模型,且非股权激励因子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模型 2 中,非股权激励因子(F3)和企业规模因子(F2)均
15、进入了模型,且非股权激励因子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与净资产收益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见表 5。 四、研究结论及其解释 本文在对影响中小板上市公司中 PE 支持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其一,企业经营绩效与管理层的非股权激励程度正相关,且显著;其二,企业经营绩效与企业规模负相关;其三,企业经营绩效与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和 PE 持股比例不相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事实研究表明,这一结果是符合当前中国 PE 支持企业的实际情况的。 8首先,PE 支持企业的股权激励方式单一,不利用调动企业高管的积极性。通常采用直接赠与企业高管普通股票或由高管以较低价格购买企
16、业普通股票等方式。这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将激励性的股票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挂钩,因此无论获得股票的高管们是否努力,他们都能得到公司股票上市带来的巨额收益,根本起不到激励作用。与中国不同,国际上对 PE 支持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措施主要为可转换证券和股票期权,VC 基金还使用了分阶段投资的约束方式。这些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股东与 PE 支持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激励效果。可见,仅仅使用普通股激励的单一方式,导致了企业绩效与 PE 支持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无关性。 其次,PE 在其支持企业的股权激励方案上不能实施有效的作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
17、僧多粥少” ,即 PE 投资者太多而适合 PE 投资的拟上市公司或优秀的目标公司又太少,恶性竞争非常严重,在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方面 PE 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二是中国 PE 市场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专业人才缺乏,为 PE 支持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很弱。特别要指出的是,PE 对其支持企业业绩的提升作用并不是靠直接的持股比例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额外的增值服务来实现的,比如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资本结构,协助企业改进管理流程,企业公共关系服务,等等。但这些增值性服务目前还无法量化,不能引入到本文的模型分析中,这是本文模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总之,上述原因导致 PE 支持企业的经营业绩与 PE 直接的持股比
18、例无关。 再次,非股权激励对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效果十分明显。非股权激励包括两类:一是高管薪酬;9一是高管的职务消费。一方面企业管理层非常在意自己获得的现金报酬和职位,高职位意味着拥有更大的权力,能够合法地利用企业资源进行职务消费;另一方面,高管层的薪酬和职位具有信号机制,即在经理人市场中,经理人已有的高薪酬和高职位向市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该经理人拥有很高的人力资本,具备很强的管理才能。因此,经理人具有强烈的动机,要求不断提高薪酬水平和管理职位,通过高薪酬和高职位提高自己的市场声誉,抬高自己的市场身价,实现自己长期收益的最大化。换言之,高薪酬和高职位对经理人的激励作用非常大,激励效果更加明显
19、。 最后,企业经营绩效与企业规模负相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经理人的管理能力并不会必然地随公司规模扩大而增强,反而由于公司规模扩大,产生的管理事务和问题会更多,加大了经理人的工作难度和劳动强度,从而给予经理人一种“负激励” ,最终降低了公司的经营绩效。此外,公司越大,PE 持股比例会越低,话语权也会越小,难以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约束,激励不明显;公司越大,PE 对其支持企业进行改革的难度也会越大,付出的努力和服务也会越多,必然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 五、对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对于 PE 基金、PE 支持企业以及政府政策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利于 PE 优化投资协议,
20、提高投资成功率 作为财务投资者的 PE 而言,其投资不是为了长期持有,而是为了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出售,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而 PE 收益与否及收益多少很10大程度上与 PE 支持企业管理层努力程度有关,因此在投资协议条款和相关的激励约束制度设计中,必须建立对支持企业管理层的严格约束机制,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对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实施严惩。目前可以采取包括对赌协议、第三方担保、资金使用监管和公司接管等多种激励约束方式。 (二)有利于优化 PE 支持企业激励制度设计,实现有效激励 对于 PE 支持企业来说,必须消除管理层激励方式的单一性,建立激励相容的激励机制。由于管理层特别在意薪酬水平,热衷于
21、职务消费,因此就需要削减管理层的薪酬,限制其职务消费,转而用股票期权和可转换证券等更多有效的激励方式将管理层的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严格挂钩。只有公司利润增长了,管理层的收入才能增长,并且尽量做到同比例增长。这样既有激励也有约束,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激励。 (三)有利于政策监管部门改善 PE 运行环境,加快创新型社会的推进 目前国内中小企业急需资金,而社会热钱大量流入非实体经济,如何引导热钱进入急需资金的中小实体企业成为监管层关注的重点,大力发展 PE,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方面,管理层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1.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包括培育 PE 基金及其支持企业,消除国有垄断,鼓励 PE 市场公平竞争。 2.培育新兴产业和关乎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引导 PE 基金投资相关产业的小企业,增加 PE 投资对象的供给量,改变 PE 市场“僧多粥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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