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国外研究进展（下）.doc

1、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国外研究进展（下）内容摘要：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是整个负所得税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到底如何，对于全面评估负所得税政策的可行性是不可或缺的。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劳动供给削减论” 、“劳动供给削减质疑论或增加论” 、 “负所得税修正论”的角度，对与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有关的国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作了七点评论。文章填补了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国内研究的空白，可为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负所得税方案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负所得税 劳动供给 效应 评论 负所得税修正论 （一）Penman 的补贴计划 Richard Penman（1968）

2、提出将税收多少与预定计划工作按比例联系的一个补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把补贴进行分级，即劳动者的额外收入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递增。他讨论了计划的缺点，并断定工作激励将被保持，劳动供给却不会减少。 （二）Perlman 的补贴计划 Richard Perlman （1968）认为，只要闲暇不是劣等品，任何补助低收入者的计划都倾向于削减劳动供给。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得到的收入就会超过仅靠劳动所得取得的收入。Richard Perlman 提出一种补贴计划，它把税收补贴和完成的工作量挂钩。他也检讨了该计划的缺陷，并指出，在这样一个分等级的计划下不能确定工作激励得到完全保证和劳动供给不会削减。 该计划

3、的主要缺陷可能有：首先，根据工作时间多少支付负税的任何计划将难以管理（或者说太昂贵了） ；其次，由于一直从事工资率低的工作，他们提高技能的激励会减弱或许会很严重；最后，由于角点解的存在，作者建议的负所得税方案，尽管人们工作时间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但是效用水平却下降了。从作者提出的方案来看，超出负荷状态的过度劳动是不鼓励的。 Perlman 最后的结论是，人们对收入的偏好胜过闲暇越强烈，这样的计划在实现保证劳动供给目标上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三）Martin Rein（1973）对英国 FIS 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英国家庭所得补助（Family Income Supplement，简称 FIS）

4、基于以下原理：补贴只支付给全职就业者，不能享有大多数的保险和福利计划，因为后者通常支付给那些工作中断者。在英国，自从 1795 年斯宾汉姆兰体系结束以来，那些全职就业的人一直不能得到补充性补助 （supplementary benefits） 。 FIS 计划是为有小孩的家庭设计的，要求家庭的户主从事全职工作，且每周不能少于 30 个小时。跟正税体系要求强制登记不同， 负所得税的申请是自愿的。任何家庭如果想得到补贴，需要提出申请。 Rein 指出，英国 FIS 在实施中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低覆盖率（take-up）和工作负激励。从第一个问题来看，美国公共政策几乎受如何削减福利工作量这一问题的困

5、扰，恰恰相反，英国却致力于如何增加符合资格的接受者的覆盖面。从第二个问题来看，几种很低的补贴执行的税率和支付的递增的税收被认为影响工作行为。 人们或许争论，英国的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很长，如果这些社会补贴能够带给他们同样的收入，而工作的时间短一些，整个效用可能提高了。而且，短的工作时间可能为低的失业率所抵消，以致整个生产水平不会下降。当工人有机会改变他（她）们的职业地位而不是工作时间的数量，人们或许希望他（她）们偏好更好的工作，因为它提供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与向上的社会流动相应的其它非经济因素。而且，FIS 申请资格要求补贴接受者从事全职工作（前面提到，它是按照每周工作 30 个

6、小时来定义的） 。既然补贴仅仅支付给有工作的穷人，这使得工作的越多而不是越少变得具有吸引力。因而，FIS 激发了家庭户主继续工作的正向激励。 实际上，人们很难对各种税率给低工资工作者激励所带来的累积性效应作出评估。有关高税制知识和实际工作行为的联系是不确定的。而我们追求的收入平等的实现恰恰是以整个收入等级的高税率和某些劳动所得水平的等级（notches）为代价来实现的。这些不平等和异常源于两套平行体系的存在：一个是税收体系，它基于一套原理，包含一系列救济和减免（allowances） ；另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它基于另一套原理，包含另外的补贴和减免。 为了克服 FIS 带来的这些弊端，来自保守党

7、的英国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巴伯在 1972 年预算报告中提议对收入课征 30%的税率。这既可以用来计算高于税收门槛的高额税收，又可以把某些社会补贴（benefits）支付给收入低于那个水平的人群。它将是一个综合的负所得税，把一些补贴揉进税收体系。 在英国，用税款抵免（Tax Credit，简称 TC）体系代替 FIS 等福利体系的提案起初没有获得通过，但后来还是得到贯彻实施。关于 TC 方案，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它从税收改革的角度提出。这个提案明显不同于美国讨论的负所得税制：它并没有试图削减补充性补助（supplementary benefit，简称

8、SB）数量，而是保障最低收入，或者鼓励工作。 （四）Cooper 旨在解决英国就业的负所得税计划 A.G.Cooper（1983）指出，政府应该把降低失业率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要既能有效地解决就业，又不会引起对其他宏观经济方面的冲击。一个设计得当的负所得税计划是关键的第一步。一个合理的负所得税计划更有可能使潜在的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可以利用财政获益来安排就业，从而达到充分降低失业的目的。这个负所得税的税率相当接近于当前对大多数人适用的税率。该计划已经在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显著地降低了失业率。 有关失业最重要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失业人口还是愿意工作。提请注意的是，解决就业的激励必须从雇主和雇员两

9、个角度来考虑。普遍存在的问题却是，仅仅从将成为雇员的角度讨论激励，而没有从将成为雇主的角度讨论之。因而，没有先验的理由期望实现充分就业，这实际上反映了已经发生了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负所得税通过取消现存的对就业的征税能够改变激励结构，从而充分就业可以期待。由此看来，雇主没有动力去雇佣任何一个人，除非他给雇主生产的产品的销售价值大于现实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简称 MW） 。 作者不仅反对 MW，也反对就业保护法案（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简称 EPA）和类似的措施。因为后者也提高了雇佣的潜在成本，进而对雇主产生负激励。设计恰当的负所得税计划有利于阻抑自动

10、化引起的技术性失业。 负所得税在经济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Cooper（1983）认为，就实质而言，负所得税跟如下的税收制度是类似的，如：反向税（reverse tax） 、税款抵免（tax credits） 、社会分红（ social dividend） 。 他还指出，全面的失业补贴（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subsidy）跟它们也并无差异。以往的许多研究仅仅考虑了税收或社会保障的单一效应，却没有考虑它们的联合效应，如米德（James E.Meade）等人。Cooper 指出，当研究它们的联合效应时，有关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所有支付和收益主要或全部依赖于个人所得，不妨称

11、之为“总括所得税” （generalised income tax，简称 GIT） 。 实施负所得税的充分条件是 GIT 的边际税率不能超过一个“太高”的值。 “太高”到底是多少在有关激励的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有证据显示，上限大约是 70%-75%的税率是可以接受的。 Clarke 在 1977 年列出了大约 44 种需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不同的补贴形式。这是因为每一项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补贴提高了 GIT 的税率，使之接近 100%，以致形成贫困陷阱，并对就业带来负激励。而负所得税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test） 。 显而易见，经济学家对负所得税简化税收-

12、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潜力，而不是这提到的理由更有兴趣。实际上，现存的计划太多了，如临时就业津贴（Temporary Employment Subsidies，简称 TES） 、工作创造计划（a Job Creation Programme，简称 JCP） 、年轻人就业津贴（Youth Employment Subsidies，简称 YES）等，更不用说 FIS。负所得税的提案只有与税收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检修”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仍然是正确的。 最后，Cooper 对负所得税的三个反对意见进行了一一驳斥。 负所得税创造的额外工作报酬很低。聊胜于无，社区的重要价值是通过各种工作来

13、实现的，而工作机会又是在上面提到的各种方案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方案具有有限的适用范围。而且，负所得税体系应该特别有利于边远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很明显，如果许多人能够找到有工作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居住在这些地方。 负所得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吗？准确地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就业从我们面对的其他主要宏观经济问题中摆脱出来。这能够使得处理诸如通货膨胀和城市衰败等问题变得更加简单。 负所得税是一项昂贵的政策吗？这种广泛流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工人继续争取尽可能合理的高工资，几乎可以确信全体人口将会支付较少的总括所得税。或许真正难以避免的是对现有财富的某种再分配，当然，尽管一些人不希望回

14、避这个问题。 （五）Moffitt 对美国 TANF 和 EITC 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负所得税的建议无论是在政策界，还是在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政策的维度看，负所得税提案推动了美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耗资高达上百万美元的现场试验，试图测量劳动供给的效应。尼克松总统曾提出一个负所得税的版本，后继的其他总统也曾经思考过这种转移支付计划。虽然负所得税的理想形式从来没有获得国会批准，但是现行福利计划的税率出于工作激励的考虑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 按照 1996 年联邦福利改革法令的要求，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降低了福利税率（指 1996 年由 AFDC 向 TANF 的转变译者注） 。而且，20

15、世纪90 年代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ITC）的增长已经引入了一种比弗里德曼所设想的规模还要大得多的负所得税。这说明，利用财政手段激励福利接受者努力工作的思想在盛极而衰，沉寂了多年之后，最近在政策界出现了复活（resurgence） 。 Robert A.Moffitt（2003）重点考虑了负所得税中心思想的两个挑战：一个是与劳动供给效应与工作激励的本意背道而驰有关；另一个与使用工作条件要求反而引致劳动供给的增加有关。 1.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与工作负激励。Moffitt 对劳动供给效应的看法非常新颖。他认为，劳动供给的平均变化符号是不确定的。这种符号的模棱两可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无关，两个效应会

16、把工作努力推向不同的方向；即使在劳动供给函数中替代效应总是大于收入效应，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另外，这个问题与成本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负所得税计划要在工作激励和成本之间权衡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 其他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项均为负，反映了负所得税与其他所有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转移支付计划一样削减劳动供给的事实。Moffitt（2003）通过表格证明，在多数情况下税率削减引起工作时间的增加，但是随着税率的削减工作时间的增加有时是很小的，甚至有时效应是相反的。低弹性比高弹性更有可能导致工作时间的增加。 另外，西雅图和丹佛试验的研究考察了这种变化对丈夫、妻子和单身母亲的效应。对丈夫和妻子来说，更

17、低的负所得税税率削减劳动供给的数量事实上，吸引更多的人进入福利体系。对单身母亲来说，负所得税税率的削减通常提高劳动供给，但有时削减劳动供给，这取决于保障收入水平。这两个群体反应的差别部分是因为收入差异所致。 这些研究的政策教训是，负所得税可能提高某些群体的劳动供给，也可能削减某些群体的劳动供给。在收入保障水平和隐含税率的某些组合中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成立，而其他的组合中不成立；某些收入分配存在这种效应，其他的则不存在，这取决于沿着预算约束线在不同的点上家庭的相对数量。因此，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可能因地而异、因人（如群体）而异和因时而异。 2.工作条件要求与劳动供给增加。20 世纪 80 年

18、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Milton and Rose Friedman）在其合著的自由选择 （Free to Choose）一书中对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现存的福利体系提出非常具体的批评，同时还详细讨论了负所得税。 在过去的 30 年，美国福利体系政策呈现多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有些发展方向跟弗里德曼型负所得税是一致的，有些却不一致。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发展趋势涉及福利税率、工作条件要求（work requirements）和多重计划（multiple programs） 。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工作条件要求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福利政策的特征，尤其是遵照 1996 年福利改革法案，它们

19、已经成为现金福利计划（如 TANF）的核心组成部分。 工作条件要求制度把人口分为能工作的人和不能工作的人。适宜雇佣的群体如果没有工作将得不到任何支付，仅当他们工作时间达到最低的数量要求时，才给予补贴。不适宜雇佣（nonemployables）的群体将给与一定保障水平的收入，它可能按照低的负所得税税率逐步停止，这是基于他们或许能工作一定数量（尽管较小）的假设来设计的。 然而，一些模型初步证实，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工作条件要求和分类转移支付体系（categorical transfer systems）比纯粹的负所得税更有合理性。比如，在 1996 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福利接受者的工作水平显著提高，

20、现在福利接受者工作水平超过 30%，而改革前的仅为 5%甚至更少。这种变化是否完全是税率削减的结果，这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工作条件要求也被引入，经济已经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 EITC 和 1996 年以来各州的福利改革来看，美国有效实施负所得税的规模远远超过弗里德曼的预料。1996 年用于 EITC 的支出超过现金福利支出，并且这个差距越来越大。2000 年，EITC 的开支高达 260 亿美元，TANF 的开支高达 140 亿美元（Moffitt，2003a，Table 1） 。另外，2000年有 600 万人收到现金福利支付，EITC 的领取者高达 5500 万人（Moffitt，

21、2003a， Table 3） 。 最后，Moffitt 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最低保障收入水平定得相对较低在州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中这一水平远远低于贫困线（PL） ，常常仅是 PL 的一半但是，隐含的平均税率也极低，从而导致支出居高不下，加上补贴资格的要求使得计划深深卷入收入分配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超级的负所得税，平均劳动供给增加了还是削减了。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劳动供给的全面效应是正的；尽管单身母亲的劳动供给增加了，但是家庭收入来源居于次要位置的女性（secondary workers）和主要已婚妇女的劳动供给还是削减了（Hotz 和 Scholz，2003） 。 第二，劳动所得税

22、收抵免（指 EITC）并不是取代福利计划，因为它没有给无其他收入来源的贫困家庭提供任何帮助。事实上，劳动所得补助本身在其低的范围内是累退的，给更加贫困的家庭反而提供更少的补贴而不是更多的补贴。 第三，从美国福利计划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1968-2000 年间，所有福利计划总的人均支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上升，但是其构成已经明显转向实物计划（in-kind programs）和适应不同人群的专项福利计划。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医疗计划，主要是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部分的增长。 （六）Spermann 和 Strotmann 对德国 T 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美国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负所得税计划试验为财政激励计划（financial incentive schemes）和社会试验提供了权威的证据，财政激励计划和社会试验导致了工作补贴（in-work benefits） ，如劳动所得税款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 EITC）的实施。在 20 世纪90 年代，工作补贴在美国和英国全面实施，新的激励计划如 SSP 也在加拿大通过社会试验的方式接受事实的检验。 Alexander Spermann 和 Harald Strotmann（2006）报告了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