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买办的转化问题.doc

1、关于买办的转化问题【摘要】本文以清末至民初的买办制度为视角，从整个历史进程中来看买办阶层的变迁和发展。他作为当时一个新的行业，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我们应该追踪它的变化，如实地反映它衍生和转化的动态，从而厘清买办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买办，社会阶层，转化 买办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特殊阶层、群体，它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的产生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外、官僚和平民，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足迹。 鸦片战争后，买办成为了一个

2、新行业。他们的财富来路和传统社会里以三百六十行为生计的人完全不同。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是“于士农工商之外，别立一业” ，后来我们称之为买办阶级。作为一个新行业，买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集团，进与出的转化都是频繁的。 一、绅士阶层向买办转化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公行的壁垒虽然被推倒了，但是跨过公行的废墟，外国商人发现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些难以突破的障碍。例如：怡和洋行为了谋取巨额贷款的机会，需要贿赂北京城内的官员，在佣金上讨价还价；为了摸清海军衙门的动态，需要窃取奕励的函稿，收集来访者的名片；为了行事方便，需要以“借款”结交督抚大员。所有这些“业务活动”都迫使洋商感到不但需要熟悉商情的买办，而且需要

3、熟悉“官情”的买办。另一方面，买办的丰厚收人也吸引了一些绅士，甚至一些权贵参加到买办队伍中来。譬如两江总督沈葆祯的孙子（沈昆山） 、禁烟督办柯逢时的公子（柯纪文） 、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同乡（吴调卿）等都变成名噪一时的买办。把绅士阶层的人转化为买办，满足了外商企业“社会渗透”的需要。天津汇丰银行把淮系系统的吴调卿廷聘为买办后，这根线可直通李鸿章，在贷款业务上果然是左右逢源，得益不少。英美烟公司在旧中国是把绅士转化为买办搞“社会渗透”的能手。它们曾经使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秘书化名为黄贤经营全省的批发业务达二十五年之久，也曾经把邬挺生这个牧师的儿子打扮成熊希龄政府的国务院咨议，后来又塞进了上海卷烟业公会

4、担任会长。绅士阶层转化为买办，是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很突出的情况。 二、买办向官僚转化 买办虽然出现在一个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历史环境中，但封建权势的影响毕竟仍然很大，因此他们之中有不少的人原来也曾寄希望于正途出身。如郑观应是在“小试不售”才“赴沪学贾”的；朱志尧先后考了二十一次，才中了一个秀才，后来又曾经跟随舅父马建忠游学法国和意大利。这些人即使做了买办以后，也并没有忘情于捞一个封建官衔，甚至捞一个官职。盛宣怀曾经忠告他的一位搞商务的朋友说：“目前办理商务，若不愿为他人之下，仍可列主事之衔。 ”那就是说，要出来搞搞商务，起码也得要弄一个主事的头衔，否则连拜客都困难，更不要说谈生意了。早期著

5、名的买办（吴健彰、杨坊、唐廷枢、徐润、郑官应等）没有一个不纳资捐官。纳资捐官还不算是真正转化为官僚，顶多只能说有转化的趋势。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由买办直接转化为官僚的尚不多见。十九世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和怡和洋行买办杨坊；二十世纪比较突出的恐怕要数前德商孔士洋行买办严家淦了。 买办向官僚转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适应封建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凌下， “剿抚均不得手” ，搞得焦头烂额，以致“夷逆鸱张，一筹莫展” ，面临着一大堆“夷务”棘手异常。迫于形势，道光帝一八四五年严谕两广总督祁绩，要他“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那些“洞悉夷情，深通韬略”的人。

6、祁绩推荐了怡和行的伍崇嗜和同旗昌洋行素有往来的同顺行的吴天显。吴天显的兄弟吴健彰就是因缘这一关系， ，才“不拘资格”地在一八四八年当上了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由买办转化为官僚的。杨坊做官的路子基本上同吴健彰一样，所不同的是杨坊不是从广东移植过来的，而是上海开埠后新涌现出来的宁波帮买办。由此可见，五十年代买办向官僚转化具有其特定的条件，即清政府对洋人“一筹莫展”和迫切要求引用“洞悉夷情”的人。 三、买办转化为官督商办 七十年代买办开始向官督商办官员转化。打着“自强” 、 “求富”的旗号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李鸿章急需罗致一批既能与洋人周旋，又熟悉新式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又富有资财的人。

7、买办在当时是最合适的对象。官督商办企业是十九世纪买办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唐廷枢、徐润、郑官应应邀参加清政府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并担任商总、总办、会办等职时，都已经辞去了或已不再担任买办的职务。因此不能再说他们是买办了。而且他们所经办的企业同外国资本在华利益也有直接冲突的一面，并不是代表外国资本的利益，站在买办的立场办企业的。从他们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职务都必须由督抚任命并由官方默认这一点看，唐廷枢等人是“官” ，但是从他们都为企业招来了巨额商本，代表了商股的利益这二点看，他们是“商” 。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买办，这个界限是清楚的。当然，正如吴健彰转化为官僚后，同旗昌的关系仍很密切，终于遭到

8、斥革一样，买办转化为官督商办企业的一员后，同洋行还不免有那么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人们总是看不顺眼。但是总的看来，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唐、郑、徐等人是忠于他们所代表的商本利益的。七十年代买办转化到官督商办企业中的这一事实，就其影响的深远来讲，远超过他们在五十年代转化为官僚。因为七十年代的转化，标志着一代民族资本的兴起与发展。 四、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七十年代前买办积累的资金有的变成外国的工业发展资金，更多的是在国内附股于洋商，成为对洋行在中国发展的有力支持。从官督商办企业开始，由于有代表性的买办的带头，把买办阶层所积累的巨额资金作为商本吸引到新起的官督商办企业。然而官督商办企业的失败，从反面

9、教育了那些手里掌握资金，谋求投资机会的人，他们变聪明了一些，坚决走商办的道路。在这以后，我们看到成批的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买办比地主、商人更早地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第一，他们在较短的时期内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第二，买办职务使他们更具备经营新式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联系；第三，他们深悉洋商企业“利市百倍”的内情，渴望独立经营，谋取更大的利润。 买办一经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以后，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他们自然要同外国资本发生矛盾，迫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买办的立场。光绪二年和四年先后集资一百五十万两办起了仁和水险公司及济和水火险公司同外国保险公司争衡的徐润，已不是十五年前

10、在宝顺洋行任“华人头目”替洋人“认真考查”业务的徐润。同样的，被洋行倾轧，最后破产倒闭的丝商胡光墉也不是当年代左宗棠大借外债时的外债经纪人的胡光墉了。唐廷枢经办开平煤矿成功地在天津抵制了洋煤；郑官应办招商局引起了太古洋行的忌恨。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证明，买办一经转化以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并不是买办生涯的继续。 当然，不是所有的买办都具有转化的条件。有的买办一头扎在外国资本的怀里，他们除了想把自己“转化”为外国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念头了。英美烟公司的大买办郑伯昭就是一个典型。英美烟公司付给他的一部分经销佣金是直接存在国外银行的郑伯昭户内。对于郑伯昭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向民族资本转化的问题。还

11、有一些买办虽然也自立门户和牌号，形式上是独立经营的，但是他们所经营的业务实际上是洋行业务的一部分。他们是洋行的外围。如抗战前，上海有二十几家较大的丝号，丝栈，没有一个企业主不兼职买办。他们对外国资本有极大的依附性，这些人就其性质来说是买办商人。他们的命运是同外国资本共荣枯的，要转化很困难。家族世袭制也是买办转化的一个障碍。唐廷枢、席正甫、吴少卿、丁志乾等这些著名的买办都连续三代任怡和洋行、汇丰银行、瑞记洋行、锦隆洋行的买办。容良家族连续四代任香港麦加利银行买办，先后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买办世袭是把买办当作一种特权继承和传递下来，自然就堵塞了向非买办转化的可能。 买办的转化（转出与转进）是有条件的

12、。条件不同转化的方向和性质也就不同，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社会中，买办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我们应该追踪它的变化，如实地反映它衍生和转化的动态，注意转进与转出的界限。因此不宜把买办出身，但已确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人仍划在买办的范畴之内，把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对工业发展的贡献归之于买办，从而把“中国工业化的先驱”的桂冠戴在买办的头上。 参考文献： 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3，第 11 页。 2上海市工商联.工商业史料第 388 号，买办类第 122 号。 3郑官应.复考察商务大巨张弼士侍郎 ， 盛世危言后编卷 8：第 42 页 4严中平.试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