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蒂和布伦纳的破坏性竞争理论比较研究.doc

1、克罗蒂和布伦纳的破坏性竞争理论比较研究摘要：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克罗蒂和布伦纳分别提出两种破坏性竞争理论，把发达资本主义制造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归因于过度竞争，并据此解释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长期衰退。这两种竞争理论有别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分析路径，引发了一些批评。但这两种理论针对资本主义竞争体制和竞争策略的分析也包含了有价值的见解，在不同程度上对丰富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内涵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破坏性竞争；竞争体制；产能过剩；克罗蒂；布伦纳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01-08 自希法亭和列宁以

2、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在传统上便把垄断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和研究出发点。二十世纪下半期，随着以斯威齐等人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的兴起，注重垄断分析的传统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延续。在这一理论传统中，即便涉及对竞争的分析，也主要是针对垄断竞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特定竞争形式的分析，整个经济的基本特征仍然被归于垄断。上世纪 70 年代末，这一局面稍有变化，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提出怀疑，并产生争论。一些被划归“原教旨主义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克里夫顿、威克斯、塞姆勒等人，对占主流地位的垄断资本学派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垄断资本学派对垄断的重要性的片面强调，背离了马克思

3、主义经济学的要旨；竞争和竞争规律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克罗蒂和布伦纳分别提出两种破坏性竞争理论。克罗蒂和布伦纳通过用破坏性竞争的概念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制造业的长期产能过剩，并据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长期衰退。他们的研究尽管存在不足，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得出了某些有价值的结论，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的内涵。 一、克罗蒂的破坏性竞争理论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的克罗蒂教授（James Crotty）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步展开对破坏性竞争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他从公司治理的层面详细考察了企业竞争与投

4、资的微观行为机制，另一方面则研究了宏观制度环境对竞争体制的深刻影响。 上世纪 70 年代，克罗蒂及其合作者已开始对竞争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他们批评垄断资本学派的观点，认为该学派未能在分析框架中引入国际竞争的因素。因为在二战后黄金年代晚期，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逐步走向终结，而日本和前西德等国家的崛起成为美国在经济竞争上的重要对手，并在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上与美国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例如，汽车和钢铁这些在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寡头垄断行业，已经卷入最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美国公司在降低成本、提高价格以维持利润边际方面的能力遭到严重侵蚀，对外部融资的需求显著增长。 尽管这一时期克

5、罗蒂及其合作者对破坏性竞争的论述还不系统，但已涉及破坏性竞争的若干重要元素，包括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成本的上升压力与价格的下行压力等。1993 年，克罗蒂正式构造了一个破坏性竞争理论。他通过对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若干“典型化事实”的观察，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在利润率下降的前提下，企业为何还要增加投资？他指出，无论新古典理论还是后凯恩斯主义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根据这两种理论，企业在面对恶化的赢利环境时都会选择停止投资，甚至从行业中退出。克罗蒂认为，只有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释这个看似不合常理的问题。为此，他重新梳理了马克思关于竞争和投资的相关理论，并构建了模型

6、。 克罗蒂指出，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积累模式：资本广化型模式和资本深化型模式。资本广化型积累模式是马克思的分析起点，在这种积累模式下，剥削率较高，资本技术构成没有明显变化，企业在市场扩张的同时竞相投资以扩大产能。此时竞争不会对企业构成威胁。然而，随着积累的持续，资本广化型积累模式最终会通过削减产业后备军的规模提高工人的谈判地位，推动实际工资上升，并压低利润率，从而迫使企业转向资本深化型积累模式。在新的积累模式下，企业将投资于节约劳动的新技术，重建产业后备军，并提高剥削率。随着积累模式的转变，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个别企业如果不进行削减成本的资本深化型投资，其利润

7、率和市场份额就会下降，最终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在资本深化型积累模式下，竞争的压力将对企业产生强制作用，即企业若想继续存在下去，除增加投资外别无选择。换言之，伴随积累模式的改变，竞争形态也从并不致命的竞争变成了“不投资即死亡”的强制竞争。借用马克思的比喻，就是从“兄弟般的”竞争转向“兄弟相残的”竞争。 克罗蒂认为， 资本论第一卷在论述积累模式从资本广化型向资本深化型转变时，运用了几个至关重要的假定。第一，资本家本人负责企业的管理和投资，其自身命运与企业息息相关，有不断积累的强烈动机。第二，不存在产品实现的问题，企业可以安心扩大投资。第三，不存在金融市场，企业的投资全部来自利润，不必考虑借贷的问

8、题。第四，固定资本不可流动，故投资不可逆，技术进步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先前的投资贬值。在这些假定前提下， 资本论第一卷里刻画的企业行为模式是相当简单的，即在竞争规律的强制下，不断地将所有利润都用于投资。 克罗蒂认为，由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依赖上述假定，企业的动机和行为模式被大大简化了。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上述假设被取消或修改。首先，当企业面临现实困难时，其产品价值难以全部实现，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就有可能下降，并使企业的投资决策充满不确定性。其次，引入金融市场后带来多方面影响：一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经理代替原来的资本家掌握企业的管理和投资。二是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投机性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和生产。三是

9、金融市场和信用的增长一方面促进了投资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的杠杆率，整个经济犹如马克思描绘的那样，变得“过度敏感” ，利润率的轻微下降就会引发一场严峻的危机。 在这些新假定下，企业的投资意愿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发生变化，企业不会再像资本论第一卷描述的那样，一味地从事最大化投资。一是出现了限制投资的因素，包括：管理层没有非积累不可的动机，他们最关心的是企业的生存，不会太过冒险。二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管理层会综合考虑未来的收益和风险，而不会轻易将所有自有资金和可贷资金都花光。三是固定资本的属性使投资变得不可逆，这一因素此时会限制投资意愿。由于快节奏

10、的技术进步会危及积累的可持续性，企业之间通过合谋以控制技术进步节奏的动机就得到强化。换言之，竞争会带来否定竞争的力量。 克罗蒂在此基础上提出“权衡增长与安全的投资模型” （growth-safety trade-off-investment model） 。该模型认为，企业事实上具有增长和安全双重目标，二者都与投资有紧密联系。一般而言，投资意味着企业增加负债，这些负债由投资所获得的未来收益来偿付。由于负债是确定的，而未来的增长是不确定的，投资就成为一把双刃剑，既为企业增长所必需，又给企业安全造成威胁。更快的增长总是伴随更高的风险，因此企业需要在增长和安全之间权衡，找到一个合适的投资水平，以实现

11、两种目标的最佳平衡。影响这种平衡的因素既有主观的，如管理层更偏好增长还是更偏好安全；也有客观的，如竞争的压力、利润率、利率、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等等。 按照克罗蒂的观点，企业必须在增长和安全之间权衡其投资水平，而对其权衡影响最大的就是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或竞争体制（competitive regime） 。克罗蒂定义了两种竞争体制，分别是相互尊重的（corespective）竞争体制和无序（anar-chic）的竞争体制。在相互尊重的竞争体制下，企业间的竞争是受调控和有限度的，这种竞争体制并不一概排斥技术进步，但会排斥那些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技术进步。这种竞争机制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讨论的那些假

12、定存在某种联系。由于竞争环境宽松，企业对发展战略的选择余地较大，它们通常会实施长期战略。克罗蒂特别指出，在相互尊重的竞争体制下，如果竞争强度提高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和预期利润率下降，企业的反应将是控制风险并减少投资。然而，相互尊重的竞争体制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有两方面的因素可能终结这种竞争体制。一方面，企业的外部环境可能因总需求或金融市场的影响而趋于恶化；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减弱，企业的官僚化趋势将导致其效率下降，进而吸引潜在的进入者参与竞争。当外部生存环境的改变超过一定界限后，相互尊重的竞争体制所依赖的条件就不复存在，企业间将会爆发无序的竞争大战。在新的无序竞争体制下，企业面临不投资即死亡的危

13、险，不得不选择更具进攻性、风险也更高的短期投资战略，增加资本深化型投资，并借以打压劳工的力量。 在此后的研究中，克罗蒂试图进一步拓展其破坏性竞争理论，并把重点放在宏观制度环境对竞争体制的影响上。他提出疑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上世纪 80 年代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后，其总体经济表现为何如此糟糕？答案是：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内部存在总需求长期停滞和总供给长期过剩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不断彼此强化，造成体制性的长期恶性循环。恶性循环的一端，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给全球需求增长造成的严重限制。他列举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影响需求增长的诸多因素，包括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全球投资支出放缓等。恶性

14、循环的另一端，是制造业长期持续的产能过剩。他指出，产能过剩的出现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在全球需求增长停滞的大背景下，产能过剩为何始终无法对总需求不足做出反应和调整。针对这一问题，他谈到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根据熊彼特的自然寡头垄断理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产业，企业间竞争只有在受到调控时，才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长期普遍繁荣。而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无约束的竞争，摧毁了这些核心产业正常存续的条件。由于这些行业内部失去了对产能利用率上限和价格下限的约束，利润率急剧下降，企业被迫增加资本深化型投资，创造出更多的低成本产能以应对竞争。在他看来，这种由制度因素造成的产能过剩难以克服。 第二，根据马克思的强制

15、竞争理论，在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的环境中，企业反而可能进一步增加投资。外部条件的持续恶化将带来竞争体制的转变，迫使企业改变自身的发展战略，把注意力集中于短期的生存问题，在不投资即死亡的激烈竞争中，企业被迫增加资本深化型投资，削减成本以维持生存。 第三，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全球产能过剩。一批又一批发展中国家先后进入制造业领域，它们都具有发展本国产业的强烈动机，因为这是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技术和经济实力的不可逾越的环节。此外，新自由主义扫清了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使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先进技术更容易结合，生产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二、布伦纳的破坏性竞

16、争理论 1998 年，布伦纳在新左派评论上对 19731974 年的结构性危机和此后的长期衰退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19731974 年经济危机的主流解释被称作利润挤压论，将危机归因于二战后黄金年代晚期工人阶级力量的崛起和工资过快的增长。布伦纳批判了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之间“水平的”竞争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才是形成危机和长期萧条的根本因素。 布伦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权关系一经确立，对利润的渴求加之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就将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但由于竞争的无政府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以充满矛盾的、破坏性的方式进行。在竞争环境下，对个别企业而言，通向生存和安

17、全的惟一路径便是承担风险，投资新的、技术上更先进的生产资料，并将其与尽可能低的工资结合起来，以降低成本和价格，实现利润最大化或市场份额最大化。但当一个企业这样做时，就给其他以更陈旧、成本更高的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带来严重挑战。在此情形下，根据布伦纳的观点，在既定部门的内部可能出现以下调整：成本最高的企业因无法赢利将被迫放弃生产；另一部分企业因成本过高必须承受降低的利润率；一些通过技术变革成功削减成本的企业，由于它们在与高成本企业竞争的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故而不能取得超额利润，只能实现与该部门先前确立的水平相仿的利润率。经过这一调整，最终结果是该部门总体利润率水平的下降，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过剩

18、生产能力或生产过剩。此时，该行业还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那些经历了利润率下降的企业可以离开这个行业或者采取低成本的技术。如果它们不这样做，率先削减成本的企业就会逐步占领整个市场，并在低价格和低成本的基础上使整个部门的总体利润率恢复到先前的水平。 但布伦纳提出，在使用大量固定资本的前提下，上述调整过程未必发生。他认为：“这是因为，只要新的、压低了的价格允许它们（指那些技术陈旧、成本较高的企业）至少能在流动资本的基础上取得平均收益率，继续留在该行业就是合理的。流动资本指的是要让固定资本投入运营而对劳动力、原材料和半成品所作的追加投资。这里的原因在于，企业的固定资本是沉淀的 ，即已经付过钱的或者，不

19、管它是否被使用，只需继续偿付利息。因此，企业事实上可以将固定资本看作无成本的，其进一步使用是免费的。这样一来，除非削减成本的企业把产品价格压得足够低，以致高成本企业无法在流动资本的基础上取得平均收益率，否则对后者而言，通过降低价格以求维持其市场份额就是合理的。 ” 布伦纳认为，高成本企业所采纳的上述竞争策略会带来两种后果，其一，这一策略有助于阻止竞争者引入低成本、低价格的产品。因为除非削减成本的企业能够将价格不仅降低到现行水平以下，而且降得足够低，从而迫使既有的高成本企业离开该部门（此时流动资本的收益率已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否则就无法在不使自身利润率降低的条件下增加市场份额。其二，新企业通过

20、削减成本、降低价格，成功将一部分高成本的老企业（后者已经无法取得流动资本的平均收益率）驱逐出该部门，从而在较低价格的基础上增加市场份额，并取得该行业先前确立的利润率。另外一部分高成本企业，因其还能实现流动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则幸存下来；但由于产品销售价格已经下降，其总资本利润率也将下降。经过这一调整，该部门此时将由两类企业构成：即削减了成本并能取得先前利润率水平的企业，以及未能削减成本、利润率下降的企业。其结果仍是整个部门的利润率水平下降，并因此造成全部门的过度投资和过剩生产能力。过度投资的出现，将进一步削弱投资、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或危机。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布伦纳对沉淀资

21、本和竞争关系的分析并非首创。最早对这一现象展开分析的是 19 世纪末的经济学家，他们将基于沉淀资本的竞争看作行业内生产过剩的原因。美国当代激进经济学家佩雷曼回顾和梳理了这些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上世纪 70 年代，谢克在回应所谓“置盐定理”时分析了与固定资本相联系的竞争策略的意义，并将其视作造成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布伦纳分析的新意在于他将和沉淀资本相联系的破坏性竞争，扩大到整个国际范围，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 70 年代危机及此后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来看待。在他看来，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随着世界贸易的加速扩张，美国大公司开始面对来自德国和日本的“低成本、低价格”产品的激烈竞争，美国公司的成本加成能力遭到削弱，产品价格面临向下的压力，对利润份额形成挤压，最终带来利润率下降。 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一书中，布伦纳把这个理论逻辑继续用于解释新自由时代的长期衰退。他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迅速崛起，并没有改善全球的需求条件，反而使供给面的问题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