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doc

1、1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摘要：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 ，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关键词：教育程度 收入

2、水平 中国城市居民 幸福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电视台的“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2006-2009 年，虽然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持续下降，但教育程度与居民的幸福体验一直呈现较强的正向关系。以 2009 年为例，教育程度为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居民，其幸福感得分分别为 3.4、3.5 和 3.6。可见，教育不仅是提高人们素质修养、迈向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肩负着追求个人幸福的终极任务。因此，教育程度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学术界有关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析视角（见图 1） 。第一种视角从哲学心理意义层面论证二者的关系，遵循从主观到2主观的幸福分析逻辑，其观

3、点为：教育能够改变个体的认知能力，并使其获得一种幸福感。这种体验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场景：在工作层面上，人们通过控制劳动过程体验到幸福的感觉（Kohn，1976；Bird and Ross，1993）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更有可能置身于生产现场之外，从事自由度更高、创造性更强的工作。这种工作性质意味着他们能够摆脱机器和监工的束缚，获得一种控制的快乐，其幸福感随之提高。在生活层面上，人们通过获得情感支持体验到幸福的感觉（Dukheim，1951；Gore，1978；Litwak and Messeri，1989） 。个人的情感需求离不开与初级群体的纽带关系，一般地，教育程度越高，个体就越善于沟

4、通交往，并能弹性处理交往中的矛盾。这种能力不仅有利于扩展、维持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还会使个体获得一种稳定的情感支持，不断强化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 第二种视角从社会经济意义层面论证二者的关系，遵循从客观到主观的幸福分析逻辑，其观点为：个体通过教育不仅能够提高认知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能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并使其转化成一种可带来收益的非物质资本。因此，教育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来实现的。这种观点源于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和地位获得理论（Status Attainment Theory）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自

5、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由于知识技能与生产效率、经济效益成正比，个体会因知识技能积累的差异性而获得相应的补偿（Mincer，1974） ，即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进而增强个体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地位获得3理论指出，个体的社会地位是由先赋和获致两种因素决定的（Blau and Duncan，1967） 。然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依靠代际关系传承知识技能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形成以现代教育为核心的职业地位体系。所以，教育程度可通过影响个体社会地位获得作用于幸福感。 综观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第一种视角，从社会经济意义层面讨论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却很少。所以，本

6、研究立足于第二种研究视角，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运用路径分析方法，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直接效应指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程度直接作用于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间接效应指教育程度通过收入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影响个体幸福感，即“教育回报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 。此外，由于社会转型的内源力量和全球化发展的外在冲击不断影响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各区域的特殊性和变迁的时效性可能导致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展呈现独特的内在逻辑，并形塑在场个体的行为特征。倘若忽视这种时空变化条件，将使我们在考察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时产生偏颇，所以，本研究引入空间和时间两个分析维度来

7、分析教育程度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特征。基于此，本文将回答三个问题：（1）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整体影响；（2）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教育程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及其原因；（3）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程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及其原因。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4（一）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整体影响 通过回顾国外相关研究，基于第二种分析视角，学术界阐述教育程度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可归纳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无论在英国、德国、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台湾、香港等东亚地区

8、，高学历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更快乐，对生活品质的满意度也较高（Ross and Willigen，1997；Frey and Stutzer，1999；Tsou and Liu，2001） 。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资源分配方式均以市场为主导，人力资本越高便意味着可获得的经济资源越多，个体的幸福感也会相应增加。二是认为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有负向影响。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自我的期望值相对较高，且与他人相比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一旦遭遇失业、经济衰退等困难或危机，其幸福感下降幅度要比他人多得多（Wilson，1967；Clark and Oswald，1994；Layard。2006） 。 改革开放以来，

9、中国经济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人力资本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个人收入的主导因素（Nee，1989） ，所以，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对个体收入的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体制内也如此） 。有学者指出，随着市场化力量逐渐渗透到体制内，人力资本在国家规制部门的回报也得到了相应提高。例如，刘精明（2006a）的研究表明，在党政机关等四个体制内部门中，2003 年的教育收益率比 1996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且这种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体制外教育收益率的增长速度。由此，根据第一种观点所认为的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笔者推断，教育程度与中国城市居5民幸福感也可能呈现正向

10、关系。 然而，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西方研究认为，拥有中等教育文凭的个体是感觉最幸福的群体（Hartog andOosterbeek，1998） 。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有相似结论，当个体获得大学文凭后，即便继续升学提高自身的教育程度，其幸福感也不会有显著提高，二者甚至呈现负向关系（Michalos，2004） 。李春玲（2003）在研究中国情况时也指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经济回报也会逐步提高；但不同区域的教育收益率却有所不同。与农村地区相比，由于城市地区的市场化与工业化程度较高，高中与中专学历在城市的收益回报率是最高的。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设 1：总体而言，教育程

11、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二者并非呈现简单的直线关系。 在文献回顾中，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在控制特定的人口社会特征变量下，讨论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其中，收入和年龄是被讨论得最多的重要变量。不少研究认为，在控制收入后，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会降低。例如，戴维斯（Davis，1984）通过分析 1972-1982年美国居民幸福感的变化情况发现，在控制了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情况下，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明显减弱，或变得微乎其微。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少通过直接效应来实现，而是通过提高经济地位或职业地位影响个体的幸福程度。基于此，笔者提出： 假设 2：在控制了

12、收入后，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会减弱。 6当引入年龄变量时，研究普遍发现，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会逐渐减小或变得不显著。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个体间的物质欲望在初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此时，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可以通过获得更多收入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幸福感自然也较高；但随着生命历程的推进，人们物质欲望的增量往往大于经济收入的增速，这促使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被逐渐削弱（Easterlin，2001） 。当步入老年阶段，他们获得资源与收入的主要途径为社会保障的国家再分配体系，不再是以教育为核心的市场分配体系，这种转变缩小了不同学历群体之间对幸福体验的差异性（Yang，2008

13、） 。此外，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多采用向下比较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消极情绪，而且，老年人对物质资源的期望值本身较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较小导致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弱（Cheng，2004） 。基于此，笔者提出： 假设 3：随着年龄的增加，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正向效应会减弱。 （二）不同空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不仅是一个具有自然特性和地理特性的场所，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建构。从概念来看，空间蕴含并产生于社会实践，是社会秩序的特定体现（吉登斯，1998：206） ，即空间的建构是在场个体集体互动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进，凝结成

14、各种常规化的制度结构。此时，空间不但富含文化、政治与社会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建构过程赋予了空间一套自身的运作逻辑与规则（布迪厄，1998：134） 。身处不同空间的个体受制于这种客观条件，需要按照空间7所特有的资源分配原则来实现自我的行为。在中国情境下，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渐进式改革模式是引起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的倾斜政策，通过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和发展内源型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制于地理、环境和政策等因素，很难在改革开放中获益。近年来，虽然中西部的市场化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总体市场化程度仍然落后

15、于东部地区（阎大颖，2007） 。 中国市场化的空间差异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行为特征，也导致了生产要素对资源分配的贡献程度有所差异。很多研究认为，市场化程度不同，教育的经济回报也呈现相应的变化（李春玲，2003；李实、丁赛，2003；刘精明，2006b） 。刘精明（2006b）根据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区分了私有部门和国有部门，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部门，人力资本的回报越高。在 1996 和 2003 年两个时点，私有部门的教育收益明显高于国有部门。李实、丁赛（2003）在分析了 19901999 年全国 6 省数据后也得到类似结果，即私营个体企业给予职工教育的回报最高，而国有独资企业给予的回报则最

16、低。 上述文献表明，中国市场化的地区差异可能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个人幸福感的来源主要通过教育回报来体现，即教育程度通过影响个人收入，从而实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相比而言，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虽然个人也可通过教育回报来增加幸福感，但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影响相对较弱。因此，笔者提出： 8假设 4：无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还是较低的地区，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5：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要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强。 （三）不同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

17、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时间在社会分析中经常被描述成某一模型中诸变量之间的一种因果联系（哈萨德，2009：18） 。虽然时间本身不能构成因果联系，但它作为条件变量加入分析过程，无论是否支持变量之间存在的历时性联系，都能对因果联系的推断起到验证作用。然而，时间并不仅仅表示为一种序列位置（Marsh，1952：44） ，而是关于个人活动的社会时间。换言之，时间是根据个人日常生活和行为特征被建构的，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更为复杂而宏大的结构模式。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时间与社会秩序是并存的（贝尔特，2009：18） 。在中国情景下，始于 1999 年的高等教育扩招是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中国教育结

18、构特征更新的时间断点，在这一断点的前后两个时间段，教育程度对收入回报的影响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机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通过扩大各教育层次的招生比例增加国民受教育的机会。从 1999 年开始，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逐步落实，大学在校生的规模迅速扩大。从图 2可见，19921998 年期间，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普通高校招生人数都处于较为稳定的水平。然而，自 1999 开始，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和每年招生人数急速上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0%。截至 2010 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已达 2231 万，其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与此9同时，大学扩招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其中，最为明显

19、的是高等教育收益的压缩效应。有研究表明，在 2000 年以后，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呈现增长减缓的趋势，到 2006 年，甚至出现停止增长的迹象（何亦明，2009） 。因此，大学毕业生不得不面对“找工难、起薪低”的困境。由此不难看出，高等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贬值”效应将导致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产生时间的差异，在高等教育扩招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教育回报对他们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由于教育程度在经济收入的回报率下降，直接降低了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所以，笔者提出： 假设 6：2002 年之前，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7：20

20、02 年之后，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策略 本文重点在于研究教育程度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因此，笔者首先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考察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检验与之相关的三个假设；然后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间传递变量，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将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比较这两种影响效应的差异程度。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 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5） 。该调查10采用多阶分层抽样的方法，以中国 22 个省、4 个自治区（不含西藏自治区） 、4 个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共 280

21、1 个区县单位为初级抽样单元（PSU） ，并对其中 125 个区县的 10372 人进行访问调查。其中，城市样本为 6098 人，农村样本为 4274 人。考虑到本研究重点是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的影响，因此，样本对象为年龄在 18-70 岁之间、户口性质为非农的城市居民，经过简单的数据处理和筛选后，最终得到 5400个分析样本。 （三）变量设计 1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幸福感。学界一般将幸福感操作化为“您认为自己幸福吗”等单维度测量问题，但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和模糊，时常让被访者难以回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幸福感是一个复合型变量，它主要由个体对生活的评价和个体在一定时期内的情绪反应两个维度

22、构成（Diener，et al，1999） 。其中，前者包括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对具体事物（如工作、家庭、休闲和财产）的满意度，后者包括个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本研究遵循幸福感多维测量的立场，虑及数据的可操作性，最终选取总体幸福感、工作满意度、3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构成幸福感的 4 个子变量，且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其合并成一个数值型的复合变量：幸福感因子得分。具体而言，总体幸福感操作化为“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样” ；工作满意度操作化为“您对自己目前（或最后一次）工作的满意程度是怎样的” ，回答选项为：非常不幸福/非常不满意、不幸福/不满意、一般、幸福/满意和非常幸福/非常满意，并依次赋值 1-5 分；积极情绪操作化为“您认为您现在生活中开心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