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doc

1、1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摘要：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关键词：曾国藩；曾国藩读书录 ；韩愈；韩文；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77?06 作为清朝“中兴之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国藩，在事功和学术上都卓有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军事史、教育史研究者所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酷嗜读书，经史子集，无不赅览。从曾国藩读书录

2、中可以看到，经他批阅的经部书籍有八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二十九种，史部中最重视汉书 ，下评语 369 条。集部中最重视昌黎集 ，批评最多。其中诗批评 54 首，大约占韩诗总数的八分之一。文批评 165 篇，几乎占到了韩文总数的一半，不仅从数量上看，曾国藩对韩文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了诗歌，从批评的深度和丰富性上讲，韩文的批评也超过了韩诗。因此，在集部中，韩文的批评可以反映出曾国藩读书治学的特色与风格，曾氏对韩文的研究成绩也可从中窥得一斑。一 2曾国藩的批评透出他对韩愈其人其文特有的崇敬之情。 曾氏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

3、。 ”1（202）韩愈的重答张籍书申明了自己此时不能著书立说，排斥佛老，是考虑到二氏为当时君相所宗，若作书排之，必遭时忌而取祸，所以要等待时机，以图佳效。韩愈这篇文章，茅坤、林云铭、何焯、林纾等名家都有评说，但皆从文章内容和论辩层次入手，分析韩愈立论的正确和辩驳的有力。曾国藩却能由此及彼，联想到韩愈另外的几篇排佛文章（如论佛骨表 、原道等） ，对韩愈的排佛功绩大加赞赏。这不能不说在曾氏的潜意识里，时刻有一个功高业伟的韩文公形象的存在。曾氏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 ”1（207）韩愈此文，意在勉励一位儒学后生，借机阐述自己对儒学源流

4、演变的认识。诸家有评，如方苞曰：“北宋诸家皆得退之之一体，此序渊雅古厚，其支流与子固为近。 ”2（261）刘大?曰：“韩公序文，扫除枝叶，体简辞足。 ”2（261）张裕钊曰：“其渊厚，子固能得之，其朴老简峻，则不及也。 ”2（261）方、刘、张三家评点均是对此文内容和文风的分析，尽管有拔高之嫌，但还没有离开文本。另外，储欣、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亦有评，同样着眼于文本的分析。而曾国藩竟从这篇赠序中得出“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的结论，实在是能够说明他对韩愈的尊崇程度。 以上两则评语是曾国藩透过韩文对韩愈其人的高度评价。再看几则对韩文本身的褒赞。 3评罗池庙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

5、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1（215）评柳子厚墓志铭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段：“此段为俗子剽袭烂矣，然光气终自不灭。 ”1（216）评与孟尚书书：“此为韩公第一等文字，当与原道并读。 ”1（205）尽管曾氏并没有批评原道一文，但在家训、书札中屡次提及。况且原道是韩愈的代表篇目，历来评韩文者几乎无不涉笔，程颐、范温、王阳明、归有光、方孝孺、茅坤、何焯、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蔡世远、过珙、刘 大?、姚鼐、余诚、蔡铸、林纾、吴?生、钱基博等人都对其推崇备至，曾国藩通过与孟尚书书的批评，将两文同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曾国藩对韩愈的崇敬之情还可以通过对读其他别集的批评看出来。曾氏除了爱读韩愈诗文之外，

6、还喜爱读陶渊明、杜甫、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但在这些人的别集批评中，或为诗句本事的揭橥，或为人名、地名的介绍，或为诗歌特色、风格的阐发等。并且在批评别家的时候，往往会提到韩愈，如评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叙事得雄直之气，韩公五古多学此等。 ”1（181）评黄庭坚再答冕仲时提到了韩文“子本相侔”等，不仅显示出曾国藩对韩愈诗文的熟稔，也显示出对韩愈风格渊源的提示。 曾国藩在其日记、家书、诗文中亦屡次提及韩愈。如曾在家书中说：“余于四书 五经之外，最好史记 汉书 庄子 韩文四种。 ”3（187）并且把韩愈称为“千古大儒” 。道光二十九年（1849） ，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作祭礼部韩公祠文 ，其中

7、有曰： 4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4（238） 自朱子以来，韩愈的儒学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朱熹读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 ”又谓之“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 。5所以后来的理学家，多以为韩愈“不知道” 。曾国藩的这篇祭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韩愈的尊崇之情。如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二称：“大雅沦正音，

8、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 放？”4（80） 太学石鼓歌有“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之句。4（92） 杂诗九首之一谓：“早岁事铅椠，兀傲追前轨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 拟。 ”4（6）还有如“文笔昌黎百世师” ， “私淑韩公二十霜”等等，将韩愈作为自己进德立言的榜样来学习。 曾国藩对韩愈的推崇应该说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气质以及政治、学术祈向的因素。 曾国藩出自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经世之心转浓，进取之气日长。曾国藩虽出身于寒门冷籍，但亦是耕读之家，从小奋发攻读，进入翰林院之后，逐渐走

9、上治学的道路，并立下宏大志向， “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6（14） 。在不5断的读书问学中，曾国藩选择了诸葛亮、韩愈、王安石等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并最终更为钦慕韩愈。 因为韩愈在卫道、事功、诗文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终生勇于进取，加之气质相近，曾国藩向慕韩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显示了他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 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 ”7（274）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 ， “可济时用” ，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说：“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

10、学。 ”8“博士之学”即“专明一义” ，而“略观大义，士大夫之学也”8。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并且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 ，而不要斤斤于?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 ， “博士之学”比作“专家” ，并且说“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 ”9（19） 。这在他的韩文批评中有明显的体现。清代韩愈诗文的批评蔚成风气，韩诗有汪琬、朱彝尊、严虞?、?慎行、何焯、蒋宗海、黎简、郑珍等人的批评，韩文由于唐宋八大家文的流行而批评者更多，如储欣、林云铭、何焯、方苞、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浦起龙、蔡世

11、远、刘大?、姚鼐、魏源等等。在众多的批评中，能够将韩文中的思想、史实、辞章、训诂以及韩愈的立身处世都予以揭橥评论的，曾国藩可称得上是杰出的一位。如他评原性：“此实与6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说之无失，亦自言各有当。要之，韩公之言固无失耳。 ”1（199）人性是儒家学者非常关注并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孔子不言性善性恶，孟子提出性善，荀子提出性恶，扬雄主张性善恶混。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后来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学说，又提出义理之性。朱熹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

12、？”5认为义理之性是受天地所赐而无不善，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但同时承认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不断拔除气质之性中的各种蔽锢，才能一步步向善。实际上，韩愈在原性中所言，最接近孔子原意，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认为人性有等级之分，虽未明言中间这一层次，但这是很明显的言外之意。韩愈加以发挥，将性分为三等，并说：“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 ”2（20）综合来看，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韩愈、程朱，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归宿是相同的，即引导人向善。因此，曾国藩的评语“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 ， “韩公之言固无失”确属洞见，显示了曾氏的哲学修养。评送浮屠文畅师序：“辟佛者从治心与之辨毫芒

13、，是抱薪救火矣。 ”1（207）评送高闲上人序：“事之机括，与心相应。事不如志，则气挫。所向如意，则不挫于气。荣辱得失，不纠缠于心，此序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 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 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7也，进乎道矣。 ”1（208） 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诸家之评如真德秀曰：“韩柳并称，柳送僧浩初序 ，其道不同如此。 ”10（441）沈德潜评曰：“将众人投赠之文撇开，引入圣人之道，以下约原道之旨成文，而语更遒炼。 ”11（90）宋代的黄震、明代的

14、茅坤、清代的林云铭及何焯对此文都有评论，而且评论者都注意到了韩愈这次所赠的对象是一名僧人，所以此文他仍举辟佛的主张。但是曾国藩看到了传统儒学与佛教相比，缺乏对心性的探讨这一弱点，于是推己及人，认为韩愈若“从治心与之辨毫芒”则显然是持己之短，量人之长，如“抱薪救火矣” 。 送高闲上人序也有多家批评。薛?曰：“庄子好文法，好学古文者多观之韩文公作送高闲上人序 ，盖学其法而不用其一辞，此学之善者也。 ”12方苞曰：“子厚天说类似庄子 。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 ”13（1031）沈德潜评曰：“汪洋恣肆，善学庄子之文，亦可谓文中之颠矣。 ”13（1031）刘大?评曰：“奇崛之文

15、，倚天拔地。 ”13（1031）张裕钊评曰：“退之奇处，最在横空而来，凿险缒幽之思，?云乘风之势，殆穷极文章之变矣。”13（1031）大多数评者关注乃至着迷于韩文的风格，甚至觉得富有庄学精神意气的支撑。韩文在心物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八字，姚鼐比之方、刘等前辈的风格评说进了一层， “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 。曾国藩所展开的思考更为积极，他以体用关系来体悟“不挫于物”与“机应于心”的辩证意味，并且重新整合孟子与庄子的思想资源，由此阐发韩愈立说左右逢源的价值，这是曾氏在新形势下思考体与用、道与技关系的体现。 8曾国藩评论变盐法事宜状：“积数虽多，不可遽算 ，每斤失利七八文，积至百千

16、亿斤，则失利无算也凡是和雇，无不皆然 ，载盐时须轮次，交纳时又有规条，不得自由。 ”1（222）此文大多数选本未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简评一句：“昌黎经济之文如此。 ”14林云铭、何焯等批评韩文较多者也未关注此文。而曾评却显示了他对国计民生具体事务的关心和熟稔，相比其他评选者，还是能够说明曾氏的经济之怀。再如评杂说四：“谓千里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 ”1（200）这条评点，呼应了韩愈在文中以马为喻，对在位者不能识别人才的讽刺和控诉，继而进一步说“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 ，反映了曾国藩的人才观。 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是一篇军事论文，曾国藩评曰：“难处使先 ，凡有艰难之处，

17、使先冒其锋也。 悉令却牒，归本道 ，以客军各归本道，而以其兵器给召募人。 临城小县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县以主领之，使免散失 ，从前各处堡栅皆置兵马，则百姓倚以无恐。今兵马聚为四道，则各处无声援，不免散失。故无兵马屯聚之处，则作行县以主领之。 ”1（221）这篇韩文，选本大多未选，批评较为详审的只有林云铭和曾国藩，林评从大处着眼，论述了韩愈建议的正确性，曾评则更为细密，拈出韩愈所提的几条建议，一一讲明其缘由，各有优长。 以上所选取的评语反映了曾氏在儒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修养，下面从文学的角度看其批评。 评伯夷颂：“举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 ”1（201）这是文旨的申说。评

18、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和雅渊懿，9东京遗调。 ”1（206）评送王秀才序：“淡折夷犹，风神绝远。 ”1（207）这是风格点评。评送齐?下第序：“入题连用三乎字，俗调。 ”1（206）评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削四邻之交贿，省?嬉之大燕 ，偶伤句气。 ”1（212）这是句法点评。评释言：“仍不减其?之气。 ”1（201）评与孟东野书：“真气足以动千岁下之人。 ”1（202）讲的是文气。评兴元少尹房君墓志：“古者兄弟之子亦称子，故曰吾儿。称侄，俗 也。 ”1（211）这是字词的阐释与点评。 从以上摘取的评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韩文批评中体现出的丰富性，即其“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他在评

19、答侯继书时的一段话恰好可以用来作为自己“士大夫之学”特色的一个注脚，他说：“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 ，所陈数事，皆专家之学，卤莽者多弃置不讲。观韩公此书，然后知儒者须通晓各门，乃可语道。孔氏所谓博学于文，亦此义也。 ”1（203） 三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体现出他对桐城派既有承袭，又有超越。 曾国藩的古文无疑渊源于桐城。他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4（292） 清史稿卷 486张裕钊传云：“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 ”15（13442）曾国藩对桐城诸贤非常尊崇，在欧阳生文集序的结尾处说：“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也久矣。 ”4（287）但他又不囿于桐城主张，如

20、他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一条，认为“此四者阙一不可” ，显示了他的济世情怀。10文风也不斤斤于“雅洁” ，而是更加宏肆开旷，坚劲雄直。 首先，曾国藩批评群书本身，便是对桐城学术的一种良好继承。虽然说诗文批评在清代已成为一种广泛的风气，但桐城学人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从早期的“桐城三祖”一直到晚期的姚永朴、姚永概、吴?生等皆有评点著作。特别是对韩文的批评，桐城学人更为尽力。所以曾国藩的韩文批评具有浓厚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他又并不囿于桐城规矩，在批评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这是曾国藩批评韩文的又一特色。 讳辨一篇，曾国藩评曰：“此种文字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韩公上乘文字。 ”1（201

21、）评送孟东野序：“征引太繁，颇伤冗蔓。”1（206）评太学生何蕃传：“善用缩笔。 ”1（202）评祭柳子厚文：“峻洁直上，语经百炼。公文如此等，乃不复可攀跻矣。 ”1（210）评上宰相书有“欠裁炼”的批语，以上几则批评显示了曾国藩论文对“雅洁”文风的欣赏，特别是评祭柳子厚文的批评，居然说“乃不复可攀跻” ，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实际上韩文最能打动人之处是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并非以“峻洁”名世。曾国藩更为赞赏的也是这种阳刚的文风，他曾说过“为文全在气盛”的话，也曾批评过姚鼐的文章“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 ”16曾国藩自己的古文创作也是如此，有雄奇瑰玮、倚天拔地之概。而曾国藩批评韩文中出现赞赏整练、含蓄、峻洁等阴柔一类文风的批语，不能不说是受了桐城文论的影响。尽管曾国藩未用“雅洁”一词，但上述的批评术语却和“雅洁”在内涵上有着相似之处。另外，桐城派论文喜用笔法、笔力、起、收、转、提、势等概念来评点古文，曾氏的批评中也常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