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布局变化的原因.doc

1、1论 2008 年以来民进党发展面临的困境摘要：民进党自 2008 年 5 月下台以来，尽管其恢复速度快于预期，但面临党内派系整合难、陈水扁“魔咒” 、 “政党关系敌我化” 、政党道德形象堕落以及政策论述贫乏化等困境。这是民进党在 2016 年东山再起的重大障碍与制约因素。 关键词：台湾；民进党；发展困境；根源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2-0053-07 民进党上台 8 年后于 2008 年再度成为在野党，历经蔡英文与苏贞昌两任党主席迄今已近 6 年，尽管其恢复速度比一般预期要快，但民进党所面临的挑战却无从回避。党内派系整合难、陈水扁“魔

2、咒” 、政党道德形象堕落以及政策论述贫乏化等困境，成为民进党未来东山再起的重大障碍与制约因素。 一、民进党存在派系难以整合的困境 2012 年 5 月 27 日，苏贞昌当选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当选后面临的挑战众多。检验其领导能力的是 2014 年台湾地区所谓的“五市市长、市议员” 、17 个“县市长与议员”等“七合一”选举的战绩。他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严峻挑战就是如何在党内派系纷争中整合与团结民进党。民进党内人士承认：“团结才是最需突破的罩门”1。这是苏贞昌当选民进党主席后面临的第一座大山，其症结在于党内派系政治生态与权力分配中2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而言，苏贞昌既面临民进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又缺乏整

3、合派系的“利器” ，还难以处理好与其他民进党大佬的关系。 （一）民进党内部权力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 首先是党主席选举后遗症。民进党主席表面上由党员选举产生，但实际由派系操纵。民主要通过选举来实施与进行，但并非有了选举就有了民主。选举并不能与民主直接划上等号，尤其是民进党主席的选举事实上是由派系来操纵与分配的。民进党党内文化的最大特色是“派系共治” ，各派系在党内权力分配上维持“恐怖平衡” 。如果一派独大，它就会被围剿。在 2012 年党主席选举中，苏贞昌之所以被参选的其他四人“围殴” ，就是因为苏贞昌不仅有自身派系“苏系”的支持，而且获得新潮流系的主要部分与薛凌夫妇的“绿色友谊连线” （民进党内

4、党员大户）的支持，而其他四人则获得了民进党内其它派系的支持或资助。尽管有若干自主性党员根据自身意愿投票，但人数不多。民进党“人头党员”问题所反映的正是派系操纵党员的症结。在苏贞昌参选过程中，其他四位参选人对苏贞昌提出的“共同要求”是要他答应“只选党主席、不选 2016”。作为政治人物，苏贞昌没有也不会承诺四年后一定不参选。苏贞昌的目标是“先选党主席，再选 2016”，即所谓的“没有 2014，如何有 2016”。当然，如果民进党不能赢得 2014 年的“七合一”选举，就没有 2016 年赢得政权的可能。 “七合一”胜选与否确实是决定苏贞昌能否有希望问鼎下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关键。因此，苏贞昌主

5、持民进党党务工作后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能否整合民进党内部各派系，不仅要团结党主席选举中支持苏贞昌的新潮流系与绿色友谊连线，而且需要整3合谢长廷系、蔡英文系统及以陈水扁为“精神领袖”的“一边一国”连线及其他“独派”势力。民进党内部派系生态林立、反苏势力庞大以及苏贞昌个人人缘欠缺、人和不足，几乎注定了他在采取“共识决”的民进党内部的权力决策中无法掌握多数，面临其它派系的严重牵制。假如苏贞昌不能有效整合与团结党内各派系，赢得 2014 年所谓的“七合一”选举，其党主席之位将不保，更别说谋取 2016 年的“大位” 。 其次是民进党内部政治力量的分散化。民进党内部的基本政治生态是派系共治。新潮流系、苏

6、贞昌系、谢长廷系、绿色友谊连线、 “一边一国”连线等派系共同决定与影响着民进党权力分配与发展走向。 “权力晋升必须仰赖派系支持的规则”是民进党党内游戏规则2。受制于“中执会” 、 “中常会”等党内决策机构中派系间的合纵连横，苏贞昌作为党主席可发挥的空间实在不大。 最后是苏贞昌问鼎 2016 年“大位”的政治目标与党内其它各派支持蔡英文“再战 2016”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苏贞昌参选党主席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能够在 2016 年代表民进党挑战国民党，虽然他表面上强调“只有心中没有 2016，才会有 2016”。苏贞昌旨在“参选 2016”这一真实目的已经是民进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而民进党内部较多派系

7、则认为只有蔡英文“再战 2016”才最有可能胜选。所以，作为党主席的苏贞昌难以在党内的权力分配中主导党内资源来为自己服务。相反，如果苏贞昌要“参选 2016”，各派系就会纷纷与苏贞昌及其支持系统争抢权力与资源。 （二）苏贞昌缺乏整合与团结各派系的“利器” 首先是苏贞昌缺乏整合与团结民进党的“高度” 。因为苏贞昌旨在4“参选 2016”，就难以完全站在党主席位置上做全党的战略布局与考量，就难以完全真正地超越自我，其所作所为也难以取信于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其次是苏贞昌缺乏整合与团结民进党的“身段” 。整合民进党需要“柔软的政治身段” ，而苏贞昌从政以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身段”不够“柔软” 。尽管苏贞昌

8、拥有魄力与执行力优势3，然而他“人和”与“人缘”欠缺， “霸性有余，弹性不足” 。再次是失去执政权后民进党缺乏整合与团结全党的资源。苏贞昌不仅派系力量不足，完全靠新潮流系支持，而且由于民进党在野，可供党主席支配的政治、经济资源相对不足，用以笼络各方的筹码和资源有限。 （三）苏贞昌与蔡英文的代表权竞争关系难以调和 首先是难以处理好与蔡英文之间的竞选关系。苏贞昌与蔡英文在陈水扁时代是上下级关系，但政治现实是蔡英文比苏贞昌更有人气。2011年，两人在党内初选中搞得“刀刀见骨” ，在 2012 年党主席选举中又有“卡位”与“卡苏”之争，加上新北市、台北市党部主委的“代理人之争” ，两人之间的“情结”难

9、以化解。蔡英文要“持续成为选项”与苏贞昌旨在“参选 2016”的结构性矛盾，无法让两人关系缓解。 其次是苏贞昌与谢长廷之间心结难解。苏贞昌与谢长廷的关系因为2008 年候选人之争及竞选中的“皮合肉不合”纷争而存在严重心结。苏贞昌与党内其它派系头面人物包括游锡?、吕秀莲等的关系，也都是“相敬如冰” 。苏贞昌的强势行事风格固然在社会与媒体上颇受好评，但在党内却是“政治孤鸟” ，真心拥戴他的核心人士与派系头面人物不多。 再次是苏贞昌与陈水扁及“独派”之间的关系难以处理好。苏贞昌一贯5追求清廉的社会形象，此目标与陈水扁的贪腐形象是一对矛盾。在是否“特赦”陈水扁等一系列问题上，苏贞昌既要兼顾自身形象，又

10、要在陈水扁案件等问题上“各方讨好”根本不易。此外，民进党内部极端“独派”把苏贞昌一贯视为“非我族类” ，只要“独派”不离开民进党，双方关系就难以好转。 （四）民进党内的斗争性文化决定了派系矛盾难以解决 民进党内部政治文化主要是“斗争性极强” 、 “派系操纵党员”以及“缺乏理性辩论空间”等。其斗争性不仅表现在善于同国民党斗争，还表现在善于“内斗” 。民进党是靠斗争起家，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国民党过去一直是台湾执政党，自然也就是民进党揭露与斗争的主要对象。通过斗争国民党，民进党逐步成为台湾第一大反对党，也借国民党分裂之机而赢得了 8 年执政权。斗争性是民进党的第一大特性。民进党内部的“斗争和竞争

11、”免不了在竞争中使用对付国民党的那一套方法。在民进党主席选举中，斗争的方法随处可见。许信良、苏焕智、蔡同荣及吴荣义等四人几乎是一致地“围殴”苏贞昌，其手段不亚于对付国民党那一套。所以，民进党多数人士是“外斗内行，内斗也内行” 。 二、民进党面临陈水扁“魔咒”的困境 陈水扁曾经带领民进党赢得了 8 年执政权，这是陈水扁对民进党的“唯一贡献” 。但是，民进党因为陈水扁的贪腐而被台湾民众抛弃而丧失执政权。对民进党而言，这是“成亦陈水扁，败亦陈水扁” 。现在的问题是，陈水扁持续成为失去执政权的民进党的包袱。民进党不仅无法与已经入监服刑的陈水扁做切割，而且陈水扁提出的重新加入民进党将是民6进党挥之不去的

12、“魔咒” 。 （一）陈水扁要求重新入党的政治算盘是其个人及家族利益 首先，陈水扁重新入党是企图挟民进党以自救。陈水扁因贪腐被三审确定入监服刑后，一直既不认错，也不认罪。他原本寄望蔡英文当选后特赦出狱，不料马英九连任成功。他特赦无望转而谋求保外就医，无奈也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这样一来，陈水扁要离开监狱就只能寄望于民进党开展“政治救扁”行动。而要民进党全党一致去“救扁” ，最佳路径就是让陈水扁重新加入民进党。一方面，通过重新入党，让民进党为陈水扁贪腐“背书” ，甚至让陈水扁贪腐案披上“国民党对陈水扁搞政治迫害”外衣，以此欺骗岛内民众和继续蒙骗深绿群众。另一方面，让民进党政治人物无法置陈水扁于不顾

13、，只有在“挺扁”道路上按照陈水扁编写的剧本继续演下去，继续施压马英九，给陈水扁争取自由。 其次，重新入党有利于陈水扁派系力量的凝聚。尽管陈水扁目前只能在监狱服刑，但因为陈水扁重新入党，这就告诉民进党支持者尤其是深绿群众：“陈水扁回来了！” ， “政治动物”陈水扁又将在台湾政治舞台出演。这不仅会让一贯支持者的信心再度被鼓起来，而且有利于原“扁系”“一边一国连线”的发展壮大，增强其在党内的发言权。 再次，重新入党有利于陈水扁继续担任“台独”教父。陈水扁打着“台独基金”旗号贪腐而被诉入狱，而且一直通过推动“极端台独”活动来为其贪腐行为开脱。通过重新入党，通过对“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蛊惑，陈水扁可以“台

14、独教父”名义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继续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7最后，重新入党有利于陈水扁培养其儿子从政。陈水扁一直企图通过让其儿子陈致中从政，继承其力量，发挥其影响。无奈其儿子一直无法代表民进党参选。陈水扁通过个人重新入党，实际上是为其儿子从政铺道路、打基础。随着 2014 年“七合一”选举与 2016 年“二合一”选举将渐次展开，陈水扁动作将越来越大。他所有政治动作的意图是提携其儿子从政，以维持其家族的政治利益。 （二）陈水扁重新入党对民进党负面影响巨大 其一，民进党将成为陈水扁贪腐与抗拒认罪的“人质” 。由于陈水扁及其家族贪腐，民进党的政治形象和社会形象严重受损，对其 2014 年选举将是重大拖

15、累。失去政权的民进党在多次选举中依然受到陈水扁贪腐影响而不能获得多数台湾民意支持，陈水扁已经成为民进党挥之不去的梦魇。本来民进党对陈水扁贪腐采取“柔性切割”方式进行社会形象再造，希望走出陈水扁阴影。不料，陈水扁却借民进党党规漏洞而再度入党，挟民进党以自救。陈水扁重新入党不仅堂而皇之，而且让民进党这个政党作为其贪腐的“护身” 。民进党就成为陈水扁抗拒认罪的“人质” ，其社会形象因此蒙羞。其二，陈水扁重新入党将使民进党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和白热化。随着 2014 年 5 月民进党主席选举和 2016 年大选的临近，民进党内部蔡英文与苏贞昌之间的权力斗争趋于剧烈，陈水扁此时重新入党，无疑给民进党内部的派

16、系纷争“火上浇油” 。其三，陈水扁是民进党的负债而非资产。陈水扁在被起诉前主动退党，被判罪入监后，民进党中评会没有给予陈水扁除名处分，也没有将其开除出党，加上党内规章的漏洞，这为陈水扁重新申请入党创造了充分条件，也留下了陈水扁8绑架民进党、带着民进党一起向下“沉沦”的后遗症。这成为民进党转型的“政治负债” ，无法让民进党脱胎换骨。 三、民进党陷入“政党关系敌我化”的困境 （一） “政党关系敌我化”成为台湾政治文化的核心 台湾政局发展最重要特征是蓝绿对立的严重化。蓝绿两大阵营之间不是一般性的政治立场对立，而是使整个台湾社会分裂成蓝与绿两大阵营、南部与北部的对立。其影响深入到一般社会生活中，不存在

17、灰色地带，特别是在民进党当政期间，蓝绿对立中没有人可以不选边站。正如苏贞昌所言：每次选完，总有一半民众认为要过着四年“失去政权”的生活。由于蓝绿严重对立，政党之间的敌我意识十分强烈。台湾政坛中出现“纯粹竞争” 、 “只有破没有立”的政党关系，遇到问题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政党政治不再是“内部矛盾” ，而是“敌我关系” 。这样，无论台湾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永远有将近一半的人在扯后腿。特别是民进党不会做“忠诚的反对党” ，坚持“为反对而反对” ，如“逢马必反” ， “拒绝对话、沟通，采行对抗政策”4。 出现这样的政治文化与台湾目前的“民主制度”是分不开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金耀基认为：“以台湾

18、的民主言，台湾对民主理念的拥抱是很坚执的，但台湾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却粗糙而欠缺效能，民粹常常淹没了民主”5。台湾著名政论人士王健壮也指出：“过去几十年，台湾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陆续完成了许多制度的现代化，但制度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硬体 ，文化才是现代化的软体 。没有软体的现代化，其实只有现代化之形，而无现代化之实。 ”6正是在民粹主义盛行、政治9对立文化遍布的情况下，民进党坚持对抗性文化，不仅在党内外对抗，也在两岸关系发展上对抗祖国大陆的善意，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麻烦制造者” 。 （二） “政党对话”无法举行的症结在于“政党关系敌我化” 在 2012 年大选中，马英九曾经提出连任

19、后每半年召开一次政党领袖会议的主张。2013 年 1 月 14 日，马英九当选后再度强调了政党领袖会晤的意愿。在他就职后，马英九办公室曾经希望推动与落实马英九提出的这项有助于朝野和蓝绿对话的主张，但迄今未见任何可能的迹象，前景并不乐观。马英九试图通过“政党对话”来消弭蓝绿政党对立所造成的社会裂痕，促进政党对话与社会族群和解，缓和社会矛盾，但民进党并不领情。除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外，台湾“政党对话”知易行难，症结在于台湾政治缺乏“合作”文化。政党要进行政党对话，首先要具备政党合作的氛围与文化，但台湾政治最缺乏的就是合作意识，尤其表现在台湾最大反对党民进党的文化中。从民进党成立之日起，党内就

20、盛行“结盟”而非“合作” ，政治人物迷恋的是“斗争”而非“竞争” ，思考的是“打击”而非“团结” 。这也是在党主席选举中苏贞昌为何大喊民进党要团结的原因。如果他的参选不能让民进党团结起来，也就失去参选的意义。民进党连党内派系之间都不能团结，要民进党与国民党对话协商只能是奢求。 四、民进党面临道德异化与政党形象不佳的困境 民进党执政后，政党形象每况愈下，尤其是面临道德异化的困境，主要表现如下。其一，民进党的贪腐，直接体现是陈水扁及其家族贪腐。10“绿色执政，品质保证”曾是民进党历次选举的响亮口号，也一度吸引了不少民众的支持。但陈水扁执政后，不少官员就深陷贪污弊案，腐败速度非一般人可以想象，腐败严

21、重程度更是一般民众难以明了。陈水扁及其家族贪腐更是引发施明德领导的百万民众的“反贪倒扁”运动。陈水扁卸任后，其本人及其得力干将因多起舞弊案件，或被起诉，或被判刑而入监服刑。其二，理想性丧失。民进党人士只知道执政，不知道执政目的是什么。在选举社会中，政党的目标当然是执政，但执政目的在于将政策主张通过执政来落实与推动，谋求社会进步与民众福祉，而不是为了谋求自己政党和个人的私利。民进党一直停留在为了赢得政权而选举，表现在选举中是不择手段地要赢，无论竞选手法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表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逢马必反” 。无论马英九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有理、是否有利于台湾多数民众的利益，只要是马英九、国民党所主张的，民进党都必然要反对。其三，袒护贪腐不知耻。陈水扁家族、派系成员中的不少人都因贪腐被起诉而锒铛入狱，却不思悔改，并频频借助少数“扁迷”要挟民进党，挟民进党以自救，甚至重新加入民进党。民进党及其成员不能与陈水扁及其家族做切割，居然道德堕落到纷纷到监狱探视，甚至把是否“挺扁”视为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时而要求“特赦”陈水扁，时而又以“人道”为名要求将陈水扁保外就医，不少人甚至签名要求陈水扁重新回到民进党。民进党既被陈水扁所拖累，无法与之“切割” ，也不知道如何自救。 民进党道德异化的原因有三。其一，民进党内许多人接受过陈水扁资助。由于陈水扁当时掌握着几乎是民进党可分配的大多数经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