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论及其研究.doc

1、1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论及其研究摘 要“生态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不同于或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合生态性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及其元素。依此，我们可以从“绿色文化升华” （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 ，并将其大致理解为通常所指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科）的简称。相应地，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个由“深绿” 、 “红绿” 、 “浅绿”组成的三维框架下描述国内外主要生态文化理论及其代表性流派，而且可以对它们在人类现代文明绿色转向过程中的促动潜能作出大致判

2、断。 关键词生态文化理论；绿色变革；“深绿” ；“红绿” ；“浅绿” 中图分类号D0-07；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21-14 作者简介郇庆治（1965） ，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政治研究。 （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 （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不同于或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2生的合生态性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

3、及其元素，而就其现实相关性来说，尤其是指对不断全球化扩展着的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生态化超越的智力展现及其实践成果。依此，我们可以从“绿色文化升华” （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 （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 ，并将其大致理解为通常所指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科）的代称。为了简化讨论，在本文中笔者将“生态文化理论”限定为“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浅绿”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

4、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与环境公共管治理论等主要代表性流派，并着重分析这些国内外生态文化理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绿色变革的合理想象或实践路径。 一、 “深绿”生态文化理论与学术流派 “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是以个体生态价值观的生态（物）中心主义转变为核心/基点的代表性生态文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坚持认为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生态中心主义改变，即明确承认和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独特价值，是所有绿色变革得以实现的根本或前提。 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严格地说分属于哲学和伦理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前

5、者是要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人类社会及其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适当的生存与生活3方式（即“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 ，而后者是关于如何看待生态价值、如何调节人与生物群落之间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说（道德规范） 。但是，无论就它们形成发展的大致历程，还是就其所致力于探讨的核心议题（如何在根本性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明确承认与充分尊重非人类自然存在、生态和物种的内在价值及其存续需要）来说， “生态（环境）哲学”和“生态（环境）伦理学”都是大致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生态哲学/伦理学大约形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西方欧美国家，标志性著述是法

6、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生命伦理”和英国环境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 ，尽管可以一直追溯到 19 世纪边沁的扩展的“道德共同体”和赫胥黎的人与自然间亲和伦理，甚至中国古代“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70 年代及其以后，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哲学走向原野 、 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等论著，将其确立为一门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90 年代后，中国学者关于生态哲学与伦理的著作也大量出现，比如刘湘溶、李春秋和叶平的同名著作生态伦理学以及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走向生态伦理学等。

7、 当代生态哲学与伦理学的焦点性议题，无疑是提供人类（社会）与自然合生态关系的一般构型，以及相应的人类个体或群体的生态道德规范，即当代人类社会为何、何以成为生态化的社会和人。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至少就国内的研究进展来看，生态哲学与伦理的突破性成果（类似 90 年代初关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学术争论）似4乎不是太多。比如，余谋昌先生所倡导的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伦理学派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而中国环境哲学研究会举办的关于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生态社会主义等系列专题讨论，也缺乏引领性的独创之见。 深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激进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理论流派。它是

8、由挪威哲学家、生态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1972 年最早提出的，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生态哲学与伦理学说。奈斯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使我们可以体验到与其他存在物等同的活生生感觉的方法，因为只要我们能在感觉中容纳了其他的自然存在，也就不用专门以道德劝告来显示对自然的关心。依据这一思路，美国学者沃威克福克斯（Warwick Fox）在超越个体生态学：发展环境主义的新基础 （1990）中，论证了“自我更新存在”的内在价值，而比尔戴维尔（Bill Devall）和乔治塞森斯（George Sessions）则在深生态学：充分尊重自然的生活 （1985）和手段简单而意义丰富：实践

9、深生态学 （1988）中，详尽阐述了深生态学的一种宇宙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即“超越个体生态学” 。超越个体生态学方法既是宇宙论的，也是心理学的，因为它始于一个特殊的世界或宇宙图画，即我们事实上是展开的生命之树上的树叶，然后扩展到与所有现象的认同。 具有强烈非理性或直觉方法论色彩的深生态学，为我们探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指明了一种既原始又崭新的路径，即从超越自然转向回归自然、从外向性征服转向内心省悟。但部分是由于对现代文明的深层抵触或质疑态度，深生态学往往很难得到“红绿”或“浅绿”生态文化5理论流派的接受或认同，就连奈斯本人也称之为“面向 22 世纪的生态学”。国内学者中，杨通进和雷毅更为

10、关注的是深生态学的一般哲学理论渊源和科学基础，而范冬萍、张华夏、聂耀东和彭新武等更关注的是深生态学与复杂性科学之间的联系，还有的学者像朱晓鹏、佘正荣则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深生态学的理论渊源。总的来说，纯粹或极端意义上的深生态学信奉并追求人与自然间的“物我两忘” 、 “浑然一体” ，恐难以成为当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一种普遍性/持久性的“真情实感”（作为某些个体的某种情景下的感悟是能够存在的） ，因而也就不容易实现一种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与伦理的转化甚或替代。 生态审美或生态美学集中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界价值（广义上的）感知的另一种维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善”之上的更高视野与境界德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

11、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甚至从生态“新感性”中解读出了一种强烈的解放或革命意蕴。因此，它既是美学理论对当代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现实主动回应的一种努力，也是传统美学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的一种自然本体化意义上的反拨。生态（环境）美学在欧美国家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哲学美学分支学科，大致产生于 20 世纪六七年代。在它之前，分析传统下的美学更多关注的是艺术哲学，而生态（环境）美学转向了对自然环境的审美。随着其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审美已经发展到包括人工或人化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中的存在物，并导致了所谓的“日常生活美学” 。因此，进入 21 世纪的生态（环境）美学，已经涵盖了艺术之外

12、的几乎所有事物的审美重要性的研究。 6国内最早的生态美学著述是李欣复 1994 年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上的论生态美学 。进入新世纪后，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1）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4）和江汉大学学报 （2005）等刊物也先后发表了相关的专题性论文。2001 年 10 月和 2003 年 11 月，首届和第二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同时，由曾繁仁领导的山东大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研究中心，不仅从事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而且举办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专题学术会议（依托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比如 2005 年主办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研讨会、

13、2009 年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 2012 年主办的“过程哲学与生态美学国际研讨会” 。在研究内容上，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大多数人主张研究广义上的地球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或者分为狭义和广义的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的哲学渊源（得到广泛认同的是曾繁仁提出的生态存在论是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观点） 、中国古代智慧中的生态美学（许多学者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资源）等方面。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生态美学研究尚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更多地关注与确立其与主流美学和文艺批评理论的适当边界，而缺乏更多地从生态（主义）视角下的社会文化理论思考与实践

14、批评。 生态自治主义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取向下的政治社会理论，主张在追求尊重非人世界整体性的同时，建立保证人全面和彼此实现的、合乎人性规模的、合作性的社区，而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是人类社区适应生态系统的程度和人类全面需要实现的程度。其中，生物区域7（系统）原则和生态寺院生活准则是其核心性方面或代表性范式：前者强调生态系统（区域）完整性的优先性，比如美国的皮特伯格（Peter Berg）和雷蒙达斯曼（Raymond Dasmann） ，而后者强调人类社区生活必需品满足的自足性，比如德国的鲁道夫巴罗（Budolf Bahro）和英国的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等。需

15、要强调的是，几乎所有的“深绿”生态主义者，都把工业社会（大城市）的消解与小规模社区（家庭）的某种程度复兴，视为未来绿色社会的首要表征（远离目前大规模的大众消费社会） ，而正是这一点遭到了包括大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在内的“红绿”人士尤其是像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这样的新一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和无法实现的。 作为一种包含强烈实践意蕴的理论，生态自治主义不仅在欧美国家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各种形式的“生态公社”试验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应用与推广价值，而且在中国，即便自称为生态（物）中心主义哲学与伦理的热情拥戴者，也大都不接受这样一种极端化的未来社会思路。

16、然而，在相当程度上作为现实工业文明（社会）的对立面，生态自治主义的未来绿色社会“隐喻” （小规模、低耗费、低需求）及其实现路径，仍有着不容置疑的启迪或兆示意义。 生态文明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学者在中国背景/语境下所提出、阐发的一种较为激进的生态政治社会理论。一方面，国外学者对“生态文明”范畴或理论的阐述并不特别多，唯一明显的例外可能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小约翰科柯（John 8Cobb），他明确强调应该用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来取代目前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当然，鲁道夫巴罗晚年也有着类似的看法）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更接近于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17、义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制度的改变而不是个体价值观的变革（萨拉萨卡也许是其中少有的例外） 。至于较早论述“可持续发展社会”概念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等人，则根本算不上生态文明理论的拥立者。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对“生态文明”概念的阐释与论证，更多是为了从一种更高的政治高度来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与价值。比如，2006 年前后较早阐述生态文明概念的张云飞和尹成勇等，一般来说，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比西方国家已更接近于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 。 也许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意识形态和个体价值革新意涵。也就是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18、最终成果如何，将同时取决于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实质性创新，以及社会主体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的根本性革新（即“生态新人”的培育） 。无论现实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必须呈现为一种政治折衷性的大众化运动（实践） ， “深绿”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理论理应具有一种强烈的生态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中心主义）意涵。 二、 “红绿”生态文化理论与学术流派 “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是以社会制度及其支持性文化理念的合生态化转变为核心/基点的代表性生态文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坚持认为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支撑性政治与文化是当代生态环9境难题的深层

19、成因和根本性解决思路，即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自身的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当代生态环境难题所作的理论阐释，并构成几乎所有“绿色左翼”政治流派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虽然从词源学上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容置疑的差别，虽然在现实中“北美学者领导生态马克思主义、欧洲学者引领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难否认的客观现象，但就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基本内涵而言，我们却很难将其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来看待。二者的差异在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马克思及其他经典学者相关著述的理论来源及其方法论意义，而“生态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种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

20、设计及其战略，比如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和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分别所作的界定。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要是它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可大致划分为以 90 年代初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而且严格说来，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但似乎依然缺乏充足的理由断定，21 世纪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近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面较为重要的著述包括：一是约翰福斯特（John B. Foster）等出版了其新著生态断裂：资本主义对地球的战争 ，继续着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严苛批判；二是英

21、国“绿色左翼”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2010 年出版的新著绿色左翼的兴起：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 ，这是他继102005 年的巴比伦及其以后：反全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激进的绿色运动的经济学之后的又一力作；三是萨拉萨卡（Saral Sarkar）与布鲁诺科恩（Bruno Kern）合撰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2008）和英国“绿色左翼”的海德科恩生态社会主义宣言 （2008）等。国内近年也出版了许多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比如陈学明的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 （2012） 、康瑞华的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

22、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2011） 、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09） 、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 、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 （2007） 、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等。这些成果集中体现了我国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偏重或偏爱，但就总体水平而言仍没有摆脱“译介” 、 “诠释”和“非批判性”的特征，不仅与欧美学者相比有着显著的方法论差异或差距，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现实相脱离或脱节的现象。 绿色工联主义或生态工联主义主要是用来描述绿色基尔特或可持续贸易运动的政治理论概念。大致而言，它希望达成工会及其工联主义传统比如直接行动和工作场所民主，与绿色运动及其实践比如公平贸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政治合作，但却未必能够接受后者的社会激进变革要求与目标。但是，绿色工联主义作为一种“红绿”政治理论支派的意义在于：以杰夫沙茨（Jeff Shantz）和格雷厄姆珀切斯（Graham Purchase）等为代表的加拿大学者，致力于实现“绿色劳工运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