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视角下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doc

1、1民族视角下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本文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 2006 年经济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了宁夏回族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对收入的影响。在民族间相互往来程度较低的宁夏农村地区，以对社会网络的两种信任（不同民族信任和穆斯林信任）衡量的社会资本（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影响了回族家庭收入，但对宁夏城市的回族家庭收入却不产生作用。此外，这两种社会资本相结合会形成双重效应，对农村回族家庭收入起到积极的正影响。 关键词：回族 家庭收入 个人收入 社会资本 一、引言 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最重大的政策课题之一，对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从城乡、地区、性别、不同所有制及产业等

2、方面展开。鉴于目前从民族视角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使用 2006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了回族家庭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对其收入的影响。 选择宁夏回族自治区加以研究的理由如下：第一，宁夏是五大自治区之一，中国人口较多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聚居于此，对汉族和回族可进行比较研究。第二，与一些主要聚居在农村的少数民族相比，回族由来已久的经商传统等原因使其在中国各地城市中最为常见，因而就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能展开多层面的比较分析。第三，回族与汉族使用共同2的语言，身体外貌特征上差异不大。回族明显区别于汉族的是宗教信仰（穆斯林）及其独特的宗教文化，同时，由于伊斯兰教不仅是中

3、国多个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也是世界性宗教，其鲜明的宗教特色与民族特色相互重叠有助于对以回族作为社会标签的民族角色进行分析，并且也可从与宗教文化有关的因素，以及个人、家庭的经济福利关系上得到某些启示。 概而言之，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文献中的主要结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很大差距。第二，除了教育的差距以外，由语言、民族文化、宗教和外貌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壁垒也对少数民族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例如，农村外出务工经商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例上，少数民族较之汉族要少，这种劳动力转移倾向上的差异可能对少数民族家庭收入产生消极影响。本文同样关注文化、宗教因素对收入的影

4、响，但考察的视角与既有研究有所不同。借鉴相关研究结论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对收入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也着重分析研究宁夏城乡回族的社会网络与收入的关系。具体到分析方法上，即在收入函数的估计中引入了以社会网络中的有关民族、宗教的信任态度来衡量的社会资本变量，进行回族社会资本对收入影响的城乡对比分析。 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中英文研究文献有很多，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更为丰富。为此，笔者把文献综述局限于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经济研究。目前，最新的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微观研究大都利用了同样的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 20063年进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经济调查数据（以下简

5、称为 2006 年宁夏社会经济调查数据） 。例如，李实、丁赛，古斯塔夫森（Bjorn Gustafsson） 、丁赛对回族一汉族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比较，其很多发现成为了本文分析的背景。本文的分析也是基于 2006 年宁夏社会经济调查数据。调查数据的样本户选自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住户调查样本框的亚样本（suh-sample） 。调查总样本由 1190 个农村家庭（5399 人，其中回族 2256 人） ，800 个城市家庭（2445 人，其中回族 760 人）构成。二、调查样本的社会经济特征 本文的家庭/个人收入是按照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定义计算得到。农村家庭收入是指纯收入，也就是农业净收入

6、、当地非农业经营净收入、当地工资性收入、外出务工经商收入、财产收入、转移收入及其他各种收入的总和。城市家庭收入是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工资性收入、养老金/退休收入、经营净收人、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其他收入的总和。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不算在内。 表 1 比较了宁夏城乡汉族与回族的收入水平。第一，显著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于汉族、回族家庭。宁夏的固原和中卫是中国西北农村最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的欠发达地区，故而其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宁夏五个辖区内最低。第二，除吴忠以外，无论城乡，回族家庭的人均收入要相对低于汉族家庭的人均收入。 表 2 详细列出了受教育程度的民族差异。无论城乡，回族平均受教育程度均低于汉族。但

7、需注意的是城市年轻群体（16-30 岁）中受教育程4度的民族差异在缩小。此外，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无论城乡，回族要高于汉族，甚至在年轻群体中也一样。 表 3 提供了宁夏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信息。本文中的农业包括了种植业、林业、牧业及渔业。当地非农业收入是指农村劳动力在居住的乡镇之内从事非农工作的收入。外出务工经商是指农村劳动力离开居住的乡镇外出从业，但不考虑从事何种工作或外出时间长短。表 3 中的数据还表明：首先，回族中有当地非农收入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较高。其次，虽然现存的大多数文献都认定少数民族劳动力较少外出打工，但数据显示，宁夏外出从业者占劳动力总数的比率，回族是 29%，而汉族则为22

8、%。然而，汉族外出打工的平均从业总时间为 7.1 个月，而回族则为6.2 个月。 表 4 给出了宁夏城市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表中数据显示，回族劳动力不仅在一般服务行业（商业，餐饮和住宿业、交通运输业）的就业比例较高，而且就职于公共部门（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和科研）的比例也较高。这说明了回族具有经商传统，同时也反映出宁夏的民族地区特征。而汉族劳动力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比回族要高。另外，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民族差异非常小，仅约为 3%。 表 5 比较了回族和汉族的家庭社会网络情况。无论回族家庭还是汉族家庭，异族通婚的比例都很低。作为社会网络指标的宗教信仰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几乎所有

9、的 16 岁以上的回族都是穆斯林，而 16 岁以上的汉族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宗教信仰。本文还以 16 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的朋友关系调查了社会网络中的民族集中度。72.2%的农村回族的三个好朋5友都是本民族，而只有 39.5%的城市回族的三个好朋友都是本民族。这说明城市回族的社会网络比农村回族要开放，究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回族的就业结构倾向于服务行业和公共部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城乡，汉族的社会网络都显示出局限于本民族。 以上结果表明，除了教育、就业结构的差异以外，回族和汉族之间还存在着社会网络上的差异。那么，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对回族的收入是否起着作用？下文将进一步进行探讨。 三、回族社会

10、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在这里引入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以社会网络中的有关民族、宗教的信任态度来衡量的社会资本进行民族、宗教因素对回族家庭和个人收入影响的城乡对比分析。为此，在调查问卷中设立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主观性问题。户主被要求回答是否同意以下两个观点：第一， “不同民族交往中，同一民族是否更容易交往” ；第二， “如果您信奉伊斯兰教，您和其他地区或国外的伊斯兰信徒之间是否容易互相信任” 。回答选项为五个：“很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不同意、说不清” 。本文根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定义了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前者是以社会网络信任程度的“民族开放度” （“不同民族信任”程度）为测量指标；后

11、者以社会网络的“穆斯林信任”为测量指标。我们假定民族开放度与家庭收入是正相关关系，因为这种社会网络的信任态度会帮助户主找到更多更好的机会。回族的宗教社会资本表明了对社会网络的“开放”或“封闭”态度。一方面，它代表穆斯林网络可以高于民族或其他地缘而表明对社会网络更“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如果暗示对6非穆斯林不信任也就可能代表对社会网络相当“封闭”的态度。 表 6 是两个社会资本指标的汇总表。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城市回族户主的民族开放度高于农村回族户主；其次，城市回族户主的穆斯林信任高于农村回族户主。 下面利用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变量估算城乡回族收入函数。首先，我们估计农村回族家庭收入函数

12、。用最小二乘法（OLS）估算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Y=0+1X1（社会资本）+2X2（家庭构造）+3X3（家庭人力资本）+4X4（家庭物质资本）+5X5（家庭就业结构）+6X6（地区）+u。 （1） 式中，被解释变量 logY 为 2006 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单位：元）的对数。X1X6 为解释变量群，0 为回归直线的截距，16 为待估算的回归系数，u 是随机误差项。 我们最关注的解释变量是户主的社会资本。为了更进一步的研究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除了民族开放度和穆斯林信任以外，我们在穆斯林信任可能代表对社会网络的“开放”态度的假定上，把这两个变量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组合变量：（1）民族

13、不开放/穆斯林指向（不同民族信任是“不开放”或“有些开放” ，穆斯林信任是“高度穆斯林指向” ） ；（2）民族不开放/非穆斯林指向（不同民族信任是“不开放”或“有些开放” ，穆斯林信任是“没有穆斯林指向”或“有些穆斯林指向” ） ；（3）民族开放/非穆斯林指向（不同民族信任是“高度开放” ，穆斯林信任是“没有穆斯林指向”或“有些穆斯林指向” ） ；（4）民族开放/穆斯7林指向（不同民族信任是“高度开放” ，穆斯林信任是“高度穆斯林指向”） 。 其他解释变量群包括：（1）家庭构造（户主的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劳动力/家庭人员比例） ；（2）家庭人力资本（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数） ；（3）家庭物质

14、资本（生产性固定资产现值、耕地面积） ；（4）家庭就业结构（有当地工资性收入的家庭成员数、家庭有当地非农经营收入的虚拟变量、外出务工经商的家庭成员的外出从业时间的总和） ；（5）地区虚拟变量。于估算，但在表里被省略了。*、*和*表示统计显著性水平分别是 1%、5%和 10%。 表 7 给出了农村回族家庭收入函数的估计结果，具体为：第一，民族开放度与收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 1 组） 。回族社会网络的民族开放度越高，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这也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假定，即在信息较封闭和不同民族间社会交往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更加开放的民族信任有助于回族家庭得到更好的经济机会。第二，穆斯林信任与民族开放度

15、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双重效应，对回族家庭的收入发挥着积极影响（第 3 组） 。表中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民族不开放/穆斯林指向变量，民族开放/穆斯林指向对回族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且所估计的系数较大。民族开放/非穆斯林指向的结合也对回族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所估计的系数较小。但应注意的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变量，无法明确任何相反因果关系的存在，即较高的回族家庭收入带来对社会网络更加开放的不同民族信任，因而只能用农村的中民族开放度和穆斯林指向的结合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来阐8释。 城市样本户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比例较小，而且家庭经营一般以户主为主要经营者，所以家庭收入基本

16、上是由个人收入构成，为此我们估计了城市回族户主的个人收入函数。用 OLS 估算的方程为： logY=0+1X0（社会资本）+2X2（性别）+3X3（教育）+4X4（工作经验）+5X5（工作经验的平方）+6X6（党员）+7X7（地区）+u。 （2） 式中，被解释变量 logY 为 2006 年的户主纯收入的对数（单位：元） 。X1X7 为解释变量群，0 为回归直线的截距，17 为待估算的回归系数，u 是随机误差项。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变量包括：（1）教育（受教育年数） ；（2）工作经验（工作年数及其平方）；（3）共产党员身份。性别和地区也被作为控制变量引入估算。量用于估算，但在

17、表里被省略了。因两个社会资本变量的估算结果都不显著，引入组合变量的估算结果也在表里被省略了。*、*和*表示统计显著性水平分别是 1%、5%和 10%。 城市个人收入函数分析结果说明，民族开放度和穆斯林信任对城市个人收入没有任何显著影响（见表 8） 。这结果证实了城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社会往来程度高于农村，社会网络的个人态度同回族户主能得到的经济机会没有密切关系。 四、结语 本文利用 2006 年宁夏社会经济调查数据考察了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对回族收入的影响。回族家庭收入函数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9资本对回族收入的影响有城乡差异。用民族开放度（不同民族信任）来衡量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的

18、回族家庭收入有显著作用。在农村回族家庭中，不同民族社会往来的态度越开放，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这一发现表明，信息较封闭、民族间相互来往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对社会网络比较开放的态度有利于抓住经济机会。同时也发现，穆斯林指向的信任与开放的不同民族信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双重效应，对回族农村家庭的收入发挥着积极作用。与农村不同，在民族间相互往来程度很高、信息开放的城市，民族社会资本和宗教社会资本对回族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认为，单纯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二分法不能说明民族身份与收入的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民族的文化、宗教因素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对家庭、个人收入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今后的研究中，笔者将进一步探讨对回族的社会网络信任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同时与其他民族和地区进行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