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doc

1、1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摘要：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 关键词：村庄共同体 底层政治 权力治理“群众路线”分层的叙事 一、导言 20 世纪 80、90 年代，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研究认

2、为，以“小岗神化”为原型，这是沉寂了许久之后中国农民力量的一次觉醒，是中国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农民集体行动的至高点（Kelliher，1992；Zhou，1996） ，其结果是国家一社会力量交易的双赢（周其仁，1994） ，很多学者对中国农民的自主性及其行动能力展示了乐观的态度。 然而，从 30 年的经验看，虽然在最初几年中，农业经济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确得到了非常规的增长（蔡防等，2008：3031） ，但农民自2主性和行动能力却并未如学界预测的那样快速成长，农民的利益仍处于受损位置（折晓叶，1996；折晓叶、陈婴婴，2005；张静，2003；周飞舟，2006） 。以“小岗神话”为代表的对

3、集体化末期底层乡村农民的行动力及其政策推进作用的描述存在着过于简略化、单一化和自然化的倾向，缺少对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更为复杂和深入的关怀与考量（赵彗星，2007；布拉莫尔，2012） 。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市场转型第一步的农村改革对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民公社制度之后的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格局和面貌，还能够揭示中国农村改革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国家在制度转型中是否只扮演了被动退出的角色，以及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并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本文将回到中国市场转型的起点农村改革，通过对一段农村改革历史记

4、忆的“再现”和解读，呈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中复杂多样的国家一农民关系。 二、分层的历史与底层叙事 在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文以底层学派的视角对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行了解构和反思，强调历史是由基于不同立场上的分层叙事共同构成的。当我们发现对同一历史事件存在彼此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叙述文本时，笔者认为，重要的不是证明哪一种历史叙事更加“真实”因为从根本上而言，任何一段历史叙事都是人为加工、阐释的结果，而是去思索和探讨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主体策略。3（一）分层的历史叙事 传统历史叙述方式一般都以某种宏大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并相信这些概念能够恰当概括政治历史的演变

5、过程。2 但这种以概念为基础的宏大叙述往往没有考察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情境。因此，以波考克（Pocock，1971）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了“政治论述的历史”（the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概念，认为历史叙述的作者是在对语言的不断取舍和运用中充分展现其意图和历史角色的，并主张将文本重新置于历史情境中，让作者及其活动的空间实现互动，从而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洞察政治“语言”意义的发展。 杜赞奇（2003）在对中国近代华北基层政权的研究中，曾提出“复线的历史观” （bifurcated history） ，即历史并非直线进化的，而是历史表述根据当下的需求，从过去和当下寻

6、找自己的意义支持。不同历史表述存在着冲突，但最后取得优势的历史话语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李猛（1998）曾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 “历史并没有分叉，分叉的只是叙事。许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个事件中，不同的生活现实也仿佛擦肩而过，互不理睬。这些分层的叙事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又保持着清晰的等级制” 。在由不同“地层”堆积起的历史金字塔上，是那些文化和政治精英；在更低的历史地层，就会发现那些沉淀的众多民众，沉默而又鲜活。 为这些沉默的底层提供新的叙述是底层研究的重要任务，普通民众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研究者则需要以另一种4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

7、书写那些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郭于华，2008） 。 （二）如何书写底层的历史 在知识、权力和底层民众关系的问题上，斯皮瓦克承接了福柯和德勒兹的问题 3 并担忧：当原本具有多样反抗形式的民众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就此而言，底层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Spivak，1988） 。事实上，民众的政治及其意识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它既不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Guha and Spivak，1988） 。在与权力的遭遇、抗争和博弈过程中，底层政治往往会表现出流逸、分散而又多变的气质，当知识试图去捕捉它时，往往不

8、是将其塑造为僵化的雕塑，就是流失在一片散沙中无可自拔。 正是由于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变化多端，斯皮瓦克（Spivak，1988）指出，我们不能把他们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彼此的差异和多样性。因此，与那种统一的大写主体不同，研究者应当更注重突现“被压迫者”灵活游移的权宜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 因此，斯科特（Scott，1990）在探讨底层政治时采用“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和“公开文本” （public transcript）两个概念，是理解和探索底层民众叙述方式的重要概念资源。斯科特（Scott，1990）指出，所谓公开文本是指从属者与那

9、些支配者之间公开的互动。作为权力关系的外表，这一文本具有心照不宣的表演性，权力5双方可能会出于各自利益，采取伪装、监视、程式化和仪式化等策略，在错误的表述上达成沉默的共谋，从而建构出一套共同的“公开文本” 。隐藏文本指从属者发生在权力舞台背后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在这个避开监控的私人领域中，权力关系表达的官方文本被从属者以创造性的方式推翻。隐藏文本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底层政治由于其自身所处的独特环境，与民主政治的逻辑和组织形态大相径庭。底层政治并不采取公开反抗的形式，而是让明显的意义隐藏其真实意图，并尽量不在公开文本中留下痕迹。在多数情况下，斯科特（Scott，1990）认为，

10、支配者和从属者都熟悉其圈内的隐藏文本，保持这种文本的私密性，并共同建构着公开权力关系下的官方文本。 在集体化末期，政权的破坏性狂热已经被制度化了，运动本身开始成为社会运作的逻辑（郭于华，2000） 。灾害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社会中的恐慌气氛从焦躁不安、无所事事，到谣言的散布和流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濒临崩溃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使得村庄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势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缓解灾情下的躁动与不安。 诚如福柯（1999）所言，恰在此时，权力之光和原本生活在历史阴暗角落中、无法被历史所触及的底层民众在文字记载搭建的舞台上碰面了。而在文字历史上留下的片纸只言又给我们

11、留下了一条通往过去的小径，引导我们回到那个被无数浩瀚历史所湮没的村庄之中，去寻找被主流历史所覆盖的历史地层的根基。 在下文中，本文将分别从国家的、基层干部的、农民的公开文本和6村庄的隐藏文本等角度，呈现不同立场下的主体对当时场景的多元叙述和描绘此时，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开始表现为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的交汇（李猛，1998） 。本文试图从这些历史交汇点中发现历史的不同层级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现实权力关系和底层政治的逻辑。 （二）国家的公开文本：“群众路线”的又一次实践 面对上文提到的严重灾情和紧张局势，安徽省委在 1978 年 9 月初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抗旱救灾问题。依据国家档案材料的记载，时任安

12、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指出， “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渡过荒灾” 。会议最后做出“借地渡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在安徽省委抗灾救荒紧急动员后，以 S 区区委书记汤茂林为首的工作队在其负责蹲点的 H 村召开村支部大会。据党史材料记载：与会同志唯独对省委借地度荒的意见很感兴趣，有人说“借地度荒好是好，文件没看到（当时省委文件没有下发到基层） 。 ”有人说：“借地给群众是个好办法，但借地又要往回收，等于不借。每人不超

13、过三分地也太少了，也难调动群众积极性。 ”支委王国银发言干脆：“要想干好只有干责任田”！ 会上，H 村村民一致决定将大队的生产任务平摊到田亩上，再将耕种任务承包给农户。在满足了大队生产任务之外，如果有剩余，作为奖励归农户所有。这一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和支持，全村农民积极投7入到抗旱救灾的劳动生产之中，缓解了村庄的灾情，第二年村庄午季粮食丰收。以 H 村为代表的基层农民抗灾抢险的自发行动很快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重重阻隔，最终汇入了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历史潮流。 这段代表国家公开文本的官方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小岗村 18 户农民推进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在叙述逻辑上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它们背后

14、共同的话语框架是：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通过将群众的呼声和需要纳入党的政治治理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才能一次又一次引领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走向成功。中国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同样是党响应群众呼声和顺应“群众路线”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三）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对国家文本的延用和推进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国家的公开文本将叙述的主体对准了普通民众，并将国家政策的转变描述为响应群众呼声和要求的过程。在此，有必要区分“站在历史顶层的文化政治精英”和“村庄中的基层干部”两个群体。 正如许慧文、萧凤霞（Siu，1989；Shue，1998）等指出的，村庄中的精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村庄精英

15、和基层农民面对面的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共享生活世界中的大部分逻辑框架，因而双方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对立关系。相反，在国家权力过于膨胀的时候，基层精英能够和农民共同形成一种相对于外部权力关系的内部纽带，亦即一种乡村社会相对独立的内部格局。 然而，与一般村民度过的一种纯粹的村庄历史不同，精英人物往往能够与超越村庄的历史发生关联，他们能够借助巴尔特（1988）笔下的8“历史转换语” （shifters）将布迪厄所谓的“身体化的历史”（embodiedhistory）转变为一种可以讲述的历史。正是这些话语技术，使精英和普通村民区分开来，成为精英，并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基础（李猛，1998） 。 “磙

16、子上场，两头要账，群众要吃，国家要粮” ，基层干部身份的双重性使其历史表述也表现出分化的特点，即在其公开文本的表述上，基层干部的叙述框架不可能脱离官方文本，而只能在国家的话语框架内搭建自身的公开文本；在隐藏的文本上，基层干部更多的展现了作为“乡村共同体”一员的特性，他们的隐藏文本和民众的隐藏文本奇妙地汇聚了，并与村庄共同体之外的历史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和在上文看到的国家文本在叙述逻辑和方式上保持着极大的相似性。例如，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一书中收录了原 S 区区委书记汤茂林的口述材料： 晚上召开村党支部大会同志们一致要求按照曾希圣书记 1961 年那样的

17、方法干，抛开各种顾虑，把保命麦、油菜都种上。我根据大家的意见，结合 H 大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四定、一奖、一罚”三个规定。对于这一办法， “到会党员拍手称赞一致通过。看到大家都这样热烈拥护，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全村社员大会。第二天，9 月 17 日，在 H 大队油厂车间召开大会，群众拍手叫好，纷纷说：“照这样干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有好日子过了” 。 （汤茂林，2006：260 一 261） 可见，这一文本无论在背景叙述、事件推进和时间过程的精确性上都与官方文本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农民的生存伦理和推动作用9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突出，这一点在笔者对 S 区某退休干部、原 S 区区委秘书和 H

18、村党支部书记等 3 人的访谈中都有相似的体现。S 区某退休干部在其叙述中，特别强调了国家政策要有群众基础。 为什么要搞包产到户呢，因为要解决温饱问题。有群众基础啊，无粮不稳啊，搞包产到户有群众基础。1961 年搞了包产到户，所以那搞了2 年，群众的生活马上得到改善。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基础啊，因为群众他注重生存能力啊，包产到户不就是生存啦。所以 1960 年、1961 年包产到户，群众马上就有的吃啊，原来都饿死人啊，安徽饿死人多了。所以啊，干什么事情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那群众是要有思想基础的。 （20070110，LGB） 原 S 区区委秘书和 H村党支部书记也提到包产到户

19、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和拥护，在顺应民意的政策推动之下，群众抗旱生产的热情很快被焕发出来，积极投入了劳动生产中，迎来了第二年午季的丰收。 种麦以后呢，后头就是，那时候群众积极性也很高。群众就用锒头砸，天干田里的土硬，大旱啊，群众就用锒头砸。当时到处根本就没有水了，一毫水都没有了。那我们看那个群众积极性高呢，就把麦子分到户，一个人分好些，一个人分好些，那你在一块种。种不下去的，那干，那锹，集体干是干不下去的。最后分到户呢，群众劲头十足，用刮子刮，用榔头打，积极性很高，就是没水了。 （20070110，QXY） 农民愿意啊，农民愿意，农民愿意！农民像那样子搞，他劲头还足呢！买肥料，买化肥啊，买磷

20、肥，干劲大。第二年春上，有的农民勤快的，有的户收了一千多斤小麦，有的户收的小麦比以前一个生产队收的10都多。 （2007-0109，XSD） 可见，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国家的公开文本，双方都强调“包产到户”和农业“去集体化”是广大农民的呼声和要求，而农民的意愿和行动亦是新中国政策推进和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事实上，作为国家治理的末梢，基层干部在地方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下文，我们更能发现在普通农民心目中，基层干部在推进集体化末期的政策变更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为什么在其自身的公开文本中，基层干部却并未将自己作为叙述的重心，而是与国家的公开

21、文本保持一致，将普通农民置于叙述的中心呢？ 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处在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上，只能具体执行国家政策，并不能改变既有国家政策规定。然而，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有可能成为基层干部搭建其公开文本的重要话语基础。 “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 （王绍光，2002） ，强大的国家权力是通过群众路线等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及对国家代理人的监控（邹谠，1994） 。基层干部在国家实际治理过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常规性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为他们成为“广大基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由此一来，在其公开文本的搭建过程中，基层干部不仅延用了“群众路线”这一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框架，且以其第一手的治理经验和技术进一步推演和丰富了这一国家治理的话语框架。 那么，农民的公开文本是否也强调自己的意愿和行动在推动政策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