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创业：留城还是返乡？.doc

1、1农民工创业：留城还是返乡？摘要：2008 年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创业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已有关于农民工创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缺乏对创业地选择的分析。通过对北京和珠三角两地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地域属性对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地域属性不仅影响了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还对影响其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因素产生作用。因此，今后的相关研究应给予地域属性足够的关注，不仅分析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探索地域文化及其他地域要素的可能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地域属性；北京；珠三角；创业地 中

2、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06406 为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农民工就业困难和返乡潮，国务院办公厅于该年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 ，提出“地方人民政府要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创业门槛，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更大的支持” 。从 2008 年 9 月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到 2009 年 2 月关于做好春节后农民工就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连续出台的五份政策文件为各地制定并实施适合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了有力的指引。对2农民工创业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政

3、策环境下兴起的。 一、农民工创业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低迷、农民工就业困难和返乡潮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已有对农民工创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意义；二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描述；三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分析；四是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意义方面，学者们认为，返乡农民工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开阔了视野，积累了资金，掌握了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经验。通过发挥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一人带动一群岗位”的就业模式，可以促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欠发达

4、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 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层面，学者们通过调查，形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以个体户或小型企业为主、企业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之下，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如王西玉等人认为返乡农民工虽然从事非农产业，但是仍然没有离开农业，具有兼业经营的特点；赵浩兴、张巧文发现对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因素的研究，多采用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主要探究个体特征、家庭状况等微观因素对创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受过技能培训的中青年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更强。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一研究中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在另一研究中可能不具有显著性，甚至影响力相反。仅以性

5、别因素为例：韦吉飞、王建华、李录堂认为性别因素对创业影响不3显著；石智雷、谭宇、吴海涛指出女性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要强于男性；张善余、杨晓勇，朱红根、翁贞林、陈昭玖等学者则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以男性为主，男性比女性更具有创业意愿。 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持续时间都不长，体现为“高创业率、高失败率”。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遇到的困难，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扩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渠道、为农民工提供税收减免政策、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用地问题、健全有针对性的创业辅导和培训体系、建立差异性的政策扶持体系等，最终实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的改善。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第一，创业地选择是创业

6、选择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忽视了对创业地选择的分析，没有探究农民工返乡创业究竟是因为城市对他们的排斥还是出于个人发展的主动选择。正如王西玉、崔传义、赵阳所指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城市对乡里人歧视排斥和农民工基于改变职业和自身发展双重压力的结果。笔者认为，主动返乡与被动返乡，其背后所蕴含的创业者的特质是不同的，应该对二者加以区分。本文关注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问题，期望能对拓展农民工创业研究的视野有所裨益。 第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不同地区调查结论存在差异。从研究方法角度讲，由于农民工没有一个明确的群体界限，无法进行完全符合随机抽样原则的抽样调查，结果有差异可以理解。除此之外，同样的自变

7、量，在不同地域发挥的影响不同，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有未被考虑的因4素在发生作用。笔者认为，地域属性可能是影响农民工创业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无法对这一构想进行检验，原因在于已有研究或者是在一个地方做的研究，不具有对比性；或者是样本量不足，难以实现地域间的比较。 二、基于地域属性的分析思路 本文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地域属性对农民工创业地选择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即出生于改革开放后，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业户籍人口。之所以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除了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独特类别需要关注之外，还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呈增长态势，已成为农民工

8、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2010 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大约为 1 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 60%。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群体将成为农民工创业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两个特点：有工作，未创业。有工作，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有保证。未创业，也就不存在已有创业经历对其创业地选择倾向产生影响，创业在更大程度上是其主动的选择。因而，从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入手，在务工地调查他们的创业地选择，可以获知他们在主动创业的前提下，是倾向于在务工地创业还是返乡创业，从而使调查结果更加贴近原初选择。 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地域属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 第一，将务工地作为自变量，

9、研究不同务工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是否存在差异。 第二，将务工地作为类别，分别探究5不同务工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因素是否存在差异。 第三，将家乡所在地作为自变量，考察不同家乡所在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是否存在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是基于不同务工地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如果在不同务工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不同，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也不同，那么就说明务工地地域属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是显著的。另外，仅仅分析务工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是不够的。笔者将家乡所在地作为变量引入分析模型，如果家乡所在地是影

10、响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显著性因素，并在不同务工地存在差异，那么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务工地地域属性差异的存在。 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本文的分析思路，如果这三个方面的差异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则说明务工地地域属性确实存在差异并对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产生影响。那么，今后在研究农民工创业地选择问题时，就应该重视对地域属性的分析。 三、调查方法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选取的调查地点为北京和珠三角（东莞、佛山） ，分为两个调查组分别进行。在团中央权益部的协助下，整个调查的实施阶段历时20 天完成。北京的被调查者以从事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珠三角的被调查者以从事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 调查采用问

11、卷调查法。调查问卷共发放 1000 份，回收 967 份，回收率为 96.7%。问卷的有效样本量为 868 份，北京的有效样本量为 443 份，6珠三角的有效样本量为 425 份，其中有创业意愿的样本量分别为 229 份和 245 份。 本文的因变量即创业地。在调查中，首先由有创业意愿的被访者直接填写创业的首选城市，然后笔者将创业的首选城市分为“留城” 、 “返乡”与“其他”三类。 “留城”指在务工地创业的人群，这一群体在总体中占 49.37%。 “返乡”包括回到家乡不同行政级别的地点创业的人群，地点既可能是农村，也可能是地级市。由于笔者关心的是留城创业还是返乡创业，所以在下文的分析中合并为“

12、返乡”这一类别，这一群体在总体中占 38.82%。 “其他”包括的是倾向创业地既非务工地也非家乡的人群，以及还未确定创业地的人群，这一群体仅占总样本数的 11.81%。为了便于展开对留城创业和返乡创业的比较，笔者在下文的数据分析中将其处理为缺省。 由于影响创业的宏观因素，即政策、经济环境，从某一务工地角度来说是确定的，且对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公平一致的，所以笔者选取具有差异性的微观因素作为自变量。自变量分为社会属性、工作属性、地域属性三类。社会属性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父母年收入与在务工地共同居住的家庭人数。工作属性包括从事行业的类别、工作等级、就业途径。地域属性包

13、括务工地与家乡所在地。务工地即珠三角和北京，对家乡所在地的分类采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标准。 由于本文注重考察不同务工地的差异性，此次调查的两个务工地都属于东部地区，所以笔者将务工地作为主要自变量，其他变量作为控制7变量。变量的定义及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需要说明的是，在所调查者中，年龄最大的为 34 岁，最小的为 16 岁，平均年龄约为 25 岁，年龄中位数为 25 岁。在个人月收入方面，个人月平均工资的均值约为 2571 元，方差 1842.957，中位数为 2000 元。有一半的被访者，月平均收入在 1800 元至 3000 元之间。在父母年收入方面，

14、父母年收入均值约为 27742 元，方差 37290.32，中位数为 20000元。有一半的被访者，父母年收入在 10000 元至 30000 元之间。在家庭人数方面，有超过 50%的被访者，在务工地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 1 人，有近 10%的被访者一个人生活在务工地。 四、基于地域属性的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 STATA 统计软件（11.2 版） ，采用 logistic 模型构建创业地选择模型。先将社会属性、工作属性、地域属性三类属性变量引入logistic 模型，使用逐步向前回归方法排除不具有显著性因素的干扰，生成整体模型，以分析务工地作为自变量，是否会对创业地选择产生显著影响。随后，采用相

15、同方法，分别构建珠三角模型、北京模型，以分析务工地作为类别变量，不同务工地影响创业地选择的显著性因素有无差异。 从三个模型中可以发现，性别、年龄、收入、行业等被已有研究普遍关注的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地域属性的影响则具有显著性。从整体模型可以看出，不同务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有显著差异，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务工地创业。从珠三角模型和北京模型可以看出，除了家乡所在地8这一自变量在两个务工地都具有显著性外，其他因素都只在某一务工地具有显著性。 第一，社会属性方面。在珠三角务工的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群体，与受教育程度为

16、大专或本科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显著倾向于返乡创业。务工地共同居住的家庭人数方面，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地的家庭人数越多，越倾向于在务工地创业。 第二，工作属性方面。在工作等级上，对于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工作等级高的，如熟练工人、技术工人，或者管理人员、高级技师，都更愿意在务工地创业。在就业途径上，对于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自己找工作的或者在私人介绍下找到工作的群体，比通过公共途径找到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务工地创业。 第三，地域属性方面。在不同务工地，家乡所在地对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性。从东部到西部，返乡创业的意愿逐渐加强。家乡所在地为中部、西部的新生

17、代农民工，更愿意返乡创业，而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倾向更强。 那么，不同家乡所在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务工地不同，其创业地选择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表 4 和表 5 显示，家乡所在地对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影响十分显著。无论是在北京务工还是在珠三角务工，来自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选择返乡创业，来自中部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存在差异，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要弱于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 综上所述，笔者对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9的属性特征概括如下： 第一，务工地为珠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人群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人群相比，更愿意返乡创业，工作等级为熟练工人、

18、技术工人，或者管理人员、高级技工的人群，更多地选择留城创业。在家乡所在地方面，来自中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创业。 第二，务工地为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人数越多，越愿意留城创业，自己找到工作或在私人介绍下找到工作的人群，也更愿意留城创业。在家乡所在地方面，来自西部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创业。 五、结论及研究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不同务工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务工地，家乡所在地都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显著性因素。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务工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显著性因素也存在差异。也即是说，在一个务工地具有显著性的因

19、素，在另一个务工地可能不具有显著性，同一个自变量在两个务工地可能发挥相反作用。因此笔者推断，地域属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产生影响。 那么，如何理解地域属性在创业地选择倾向问题上所存在的差异呢？已有研究对创业地地域属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政策和经济两方面。就政策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政策对于提升创业活动水平有重要意义。北京、广东两地政府都出台了支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相比较而言，10广东的相关政策更加系统。如果已有政策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更愿意在务工地创业。但实际数据表明，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从总体上有更强的返乡创业意愿，而且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也更愿

20、意返乡创业。而在经济方面，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结构存在差异：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北京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地从事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营方式可复制性相对较高，返乡创业对于在珠三角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相对容易。但通过数据分析笔者却发现，体现经济结构的行业属性在模型中并不具有显著性。由此看来，政策和经济这两个宏观因素对于创业地选择的地域差异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入手进行探究，也许是走出困境的一条路子。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B.Tylor）在 1871 年也曾给文化下了个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和习惯。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已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论证。实际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归结为各种文化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有着特殊的文化模式，体现为多样的文化结构与文化内容。社会化使不同的文化模式内化到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中，影响着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创业行为作为社会活动之一，创业地选择同样会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