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记忆.doc

1、1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记忆摘要 评论界惯常认为普拉斯的经典诗集阿里尔是她在婚姻破裂时极端情感的“自白” ，个人记忆的表达。本文通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诠释她的阿里尔诗集中的名字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下大屠杀的恐惧、文化记忆下的核战争，以使读者摆脱“自白”对她的诗歌的束缚从而真正理解阿里尔诗集。诗集被置于历史时空中审视时不仅是普拉斯个体记忆的缩影，更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它展示了诗人作为自白派诗人的个体痛苦和经历，也暗含了诗人对政治和历史中集体记忆的关注，尤其是对二战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关注。作为 20 世纪伟大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以其独特的诗歌书写了

2、特别的文化记忆并且重构了历史和现实。 关键词 阿里尔 ；普拉斯；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 I1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9405 一引言 记忆是一个和文化、历史等范畴紧密相连的概念（黄晓晨， 2006：62） 。记忆并不是单纯的生理意义上的概念，记忆虽然要以大脑作为物质载体，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 “记忆是一个无可比拟的能够聚焦的主题” （Erll，2005：1） ，这一短语用在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身上十分贴切，因为她的诗歌均无一例外地与记忆有关。她2的诗歌看似个人体验的外露的表达，个人记忆的表达，但实际上因为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一员

3、，个人的记忆又能反映集体的记忆。而集体记忆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二十世纪美国的女诗人，普拉斯以诗歌的形式书写了特别的文化记忆。阅读她的诗歌，读者并非只是了解她作为自白派诗人的个体痛苦和经历。她的诗歌更是因为里面所渗透的文化记忆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她是集体记忆的记录者。在普拉斯发表的诗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阿里尔 。诗集中的绝大多数诗作创作于 1962 年。评论界惯常都认为他们是普拉斯在婚姻破裂时极端情感的流露。但是当诗集被重新放置到历史的时空中，它就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缩影，而是伴随文化的记忆。她的诗透过看似平淡的日常情感的流露，却暗含了对政治和历史的关注，尤其关注了二战和战后的超级大

4、国之间的冷战等国际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她以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对历史和现实重新建构。在她的诗中，随处可见文化记忆的痕迹。因此本文拟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诠释她的诗歌，这有利于深刻理解普拉斯诗歌的深刻内涵，走出“自白”对她的诗歌的束缚，在更高层次上理解她的诗歌的伟大。 二文化记忆的概念 文化记忆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的埃及学研究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 1997 年出版的著作文化记忆中提出，从此 “记忆”被引入到了文化学的研究领域内（黄晓晨，2006： 62） 。阿斯曼将记忆划分为四类：模仿式记忆、对物品的记忆、通过社会交往传承的记忆以及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涵盖了前三个范畴的记忆，与社会、历史范

5、畴相联系，它负责将文化层面上的意义传承下来并且不断提醒人们去回想和面3对这些意义。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 ，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这种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它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责所在。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 年第 1 期李文萍：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

6、记忆 “文化记忆”这个概念成为德国的文化学研究关注点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首先，文化学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式使得将记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成为可能。其次，德国在 20 世纪的历史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得对“记忆”的研究成为一种必要。文学是记忆的一个分支，诗歌是它最为凝练的表达方式。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理解诗歌，把诗歌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于真正理解诗歌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阿里尔诗集名称中的文化记忆 建立在史实、实际生活体验、各种文本理解等之上的文化记忆重组是一种建构现实的途径。首先，从经典文学的角度来讲， “阿里尔”与一个精灵有关，它被囚禁但是最终被普洛斯彼罗（莎士比亚的戏剧

7、暴风雨中的人物）释放。普拉斯借助这个经典人物形象展示了被囚禁的心灵希望获得自由的愿望。其次，从当代文学的角度来讲它还和艾略特的同名诗集阿里尔密切相关。普拉斯曾对艾略特有过仔细研究，她还在史密斯学院时修了一门与诗人艾略特相关的诗歌课程。艾略特曾经写4了一系列的诗探讨宗教信仰和灵性（spirituality）问题。这些都发表在他的同名诗集阿里尔中。 “阿里尔”的救赎让人想到在精神荒原的时候，在社会动荡、信仰迷失的时候，人们是如何迫切需要精神的力量解救的。艾略特写的阿里尔组诗其中有一首诗叫爱穆拉 ，意在用这首诗表明，动物是如何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日常生活。这和人们不遗余力的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挣扎生存形成

8、直接对照。人们非常希望能像动物那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同名诗阿里尔中的“马”的慢速行走在某种程度上与艾略特的诗的主题相映照。第三，“阿里尔”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上帝的母狮子（lioness of God） 。这是朱迪斯 科尔（Kroll，1976： 180）在她早期解读普拉的作品时发现的。科尔引用了很多的出处以证明“阿里尔”也是耶路撒冷的密码词，意思是“上帝的圣坛” （Altar of God） 。 圣经中预言的耶路撒冷的毁灭变成了火在圣坛上熊熊燃烧。所以科尔从宗教角度解读它的意义时把“阿里尔”等同于大屠杀（Holocaust） 。所以在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充满大屠杀的文化记忆

9、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此外， “阿里尔”是一个即将被辐射毁掉的通讯卫星的名字。后两种“阿里尔”解读都和政治相关，具体地说前者与大屠杀的文化记忆相关，而后者则和冷战的文化记忆相关。 “阿里尔”卫星发射在 1962 年，它是英美的合作项目，是首颗国际合作卫星。但是，在 1962 年 5 月， “阿里尔”将不得不躲避美国的炸弹实验。理由是美国计划的高级的炸弹实验将会使 “阿里尔”卫星不能正常运行。 从表层看“阿里尔”只是普拉斯诗中以及她生活中的一匹马的名字，然而，深度研究发现它与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美国二十5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艾略特的诗集，以及西方文学的经典圣经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它还和二战的犹太大屠杀

10、以及六十年代的核辐射恐惧直接相关。尽管文学不是历史，它的叙述具有虚构性，但是文学批评家艾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hott） 提出“虚构比事实更真切”的观点，认为文化记忆是一组带有文字和意象的观点，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民族身份的本源、意识形态、历史的认识。由此看来，阅读历史、关照历史、思考历史所形成的文化记忆会产生不同的建构元素，文化记忆甚至起着重塑、弥补、还原的作用（1988） 。为此，诗人应该具备感知想象力和言语想象力。这样她可以在内心创造现实世界的意象和感觉并用，以便找到语言上的传达符号并通过意象向读者传达诗人内心的情感。 四文化记忆下大屠杀的恐惧 阿多诺在 1951 年发表的

11、文化批判与社会中所做的著名论断“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成为战后所有诗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禁令。普拉斯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想象和文化记忆的补充，不断丰富甚至更新着读者的理解，建构出新的文化记忆并使它避免了历史的套式化。二战后，战争的记忆成为诗人建构当下现实的素材，各个人物的欢喜悲忧是文化记忆给予的创作半成品。文化记忆在真实和虚构的筛选和分配上有着关键的作用。历史真实的文化记忆重组避免了历史的套式化。普拉斯在马利亚的歌一诗中把耶稣的死和二战期间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美国人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联系起来，强调历史的残忍和恐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安息日羔羊身上的肥肉啪啪地裂开。

12、 ”被烹煮的羔羊暗指圣母马利亚的孩子耶稣，因此肥肉的金黄6色成了“神圣的黄金” 。火融化了肥肉，使之能够食用，变得“珍贵无比”，但“同样的火”也烧死了异教徒和犹太人。 “波兰的伤疤和烧成灰烬的/德国土地上。它们不灭。 ”“它们不灭”强调历史上的迫害的持久性。“灰色的鸟占有了我的心， /变成灰烬的嘴，眼的灰烬。/它们落下来。那座把人/送入/天空的高高的悬崖上/炉火闪闪，像天上的光，白炽。 ”灰色的鸟象征死亡，预示了未来的毁灭。 “变成灰烬的嘴，眼的灰烬”含有原子弹带来的死亡之意。最后，烧成灰烬的尸体和熊熊燃烧的炉火组成了整个宇宙。面对人类的灾难，马利亚无能为力就像她无法解救耶稣那样。她必须接受不

13、可避免的灾难。诗歌中经常提到的圣母、耶稣受难等意象是对宗教的文化记忆，它们提升了诗歌本身的高度和深度，使得诗歌并不仅仅是自身经验的外现，而是集体无意识，文化记忆的缩影。 纳粹给世界带来的恐惧不仅仅记载在历史中，这种恐惧还弥散到文学文本中成为文化记忆。 爸爸是 1962 年秋天的最惊人的一首诗，原因是它涉及集中营和广岛两个大屠杀。普拉斯儿时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记忆随着核战争威胁的加剧在这首诗中并置。在爸爸一诗中， “我”成为纳粹战车前的犹太犯人，正被驱赶着走向奥斯维辛、达豪这样的集中营，等待“我”的同样是必死的命运。在普拉斯的中后期诗歌中，类似纳粹大屠杀、集中营、冷战等暴力意象频繁出现。学者们对此

14、众说纷纭。普洛夫指出，普拉斯的纳粹意象是一种“空洞的、矫情的”隐喻，借以掩盖她诗歌中“客观对应物”的缺乏（Perloff，1990：175） 。希尼则认为普拉斯对历史事件的挪用“透支了我们同情心” （Heaney， 1989：165） ； 这些观点都是对这首诗的误读。在世界史上，二战无疑是7一个产生记忆的热期。当年发生的犹太大屠杀因其惨烈而独享大写Holocaust 的身份，更是经历了一个文化记忆的再造过程，很值得历史来玩味。如今，二战的记忆与大屠杀的记忆共同凝造了一个记忆的“场” 。可以说，没有大屠杀的二战必然不是今天我们所记忆中的二战。 爸爸这首诗与其说是描写女儿对父亲的仇视，女人对男权的

15、憎恨，不如说是普拉斯对历史的独特的阐释。欧茨认为普拉斯“为自我的痛苦不断从报纸头条上搜刮隐喻” （Oates，1985：39） 。而苏珊?古巴认为：“普拉斯的非犹太人身份、她与那场灾难缺乏关联的事实，使得她代表受难者的叙事在读者看来是对那场灾难的亵渎” （Gubar，2003：178） 。不难看出，这些观点是对普拉斯诗作中文化记忆的误读。普拉斯对那些难以想象的事件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视角恰恰证明了她作为诗人的独特的思考力。普拉斯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想象和文化记忆的补充，不断丰富甚至更新着读者的理解，建构出新的文化记忆。在 1962 年访谈中，普拉斯说：“我的背景可说是德国和奥地利

16、的。从一方面讲，我是来美国生的第一代，从另一方面看，我是来美国生的第二代，所以我对集中营等事件的强烈关注是与众不同的。再说，我还是一个蛮政治化的人，所以我估计这也是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吧” （Orr 1962） 。 普拉斯在拉撒路夫人这样的诗中更是尽可能地去体现历史。纳粹医生在犹太人身上进行虐待狂式的医学试验，纳粹分子用受害者的尸体制作灯罩和脂肪做肥皂。这里的灯罩和肥皂并非真实。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检测了几块被称作是用人作的肥皂，但是没有检验出人的脂肪。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纳粹用人的脂肪来制造肥8皂，这些意象只不过是一种模仿，一个对于大屠杀的提喻，肥皂已经变成了纳粹暴行

17、的一种令人误解的图标。1962 年在美国做这项调查前，由于媒体的宣传，普拉斯很可能相信肥皂是大屠杀的真实的指示物。但在她的创作中，尖锐的真实性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流行的意象和历史的模拟。因为文学毕竟不是历史，它是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二战和大屠杀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一直占据着二战以来文化记忆的核心位置。在诗人对历史细节的重写甚至是改变上，文化记忆起着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而它所带来的双面性，也是不容忽略的。对于某段真实历史的记忆缺失，意义建构能让人们重新确立认识，而成功的意义建构往往会让人们感叹：虚构比事实更加真切。诗人通过特有的诗意想象构建出一个丰富的、值得信赖的、合理有序的“文本现实世

18、界” ， 而其中最吸引读者的是文本现实世界与其它可能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 五文化记忆下的核战争 在阿里尔诗集中，除了对二战和大屠杀的文化记忆的再现，更有对当下的冷战政治下核战争的恐惧的诠释。1962 年 10月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顶点，上百万人感到了核消亡的威胁。蜜蜂组诗写于导弹危机之前。 蜂群是蜜蜂组诗的第四首。蜜蜂形成了黑色的云彩，七十英尺高，养蜂人开火射杀他们，他们掉到地上、草帽上，他们被控制了，回到了蜂巢这个“监狱” 。这首诗关联的文化记忆是战败的拿破仑和他的士兵。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被流放到 Elba 岛。被击落的蜜蜂是他的士兵。枪的“砰砰声” 、 “砰砰声” 、好比雷声让人恐惧。结合文

19、化记忆解读这首诗就跳出了原来狭隘的认为诗歌的主题是“嫉妒”的理解，而站到人类历史的高度联系过去和现在，使他们相互关联。在接受 Peter 9Orr 的 1962 年 10 月 30 日的采访时，普拉斯说她越来越迷恋历史了。“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对历史着迷，现在读了越来越多的历史著述。目前，我对拿破仑特别有兴趣：我对战役、战争、一战等等很感兴趣，并且我觉得随着我逐渐上年纪我会越来越有历史感。当然我二十几岁时绝不是这样的 （Orr 169） ”。 组诗中的另一首养蜂集会中的“我”是蜜蜂世界的观察者。但是“我”充满了恐惧， “蜜蜂们不会嗅出我的恐惧，我的恐惧，我的恐惧”。村民们领

20、着“我”穿过豆田，送“我”草帽和面纱，带着“我”走向小树林，走向蜂箱。但是“我”的恐惧在加剧。 “是有一个手术要进行吗？/邻居们等待的是个医生/他是那个屠夫，那个杂货商，那个邮差，我认识的某个人吗？” 榆树描写了放射性危害对榆树和女人产生的影响。 “焦灼直达根部/我红色的灯丝烧断而仍坚持着，一团铁丝”暗示了核试验或核爆炸后的恐怖情景。普拉斯在 1962 年给母亲的信中写到：“我对核爆炸的新闻感到非常沮丧。 ”（Plath，1975，402） 。普拉斯在一封书信中说， “报纸上刊登关于核战争的言论”使她常常失眠，那“令人厌恶的核尘埃威胁”（438）使她感到恐惧。核尘埃使现实环境中榆树面临危险。

21、“有相当比例的未出生的孩子已注定要遭到放射性尘埃和日益加重的污染效应的危害” （378） 。 高烧 103 ， 普拉斯以戏剧化的手法表现了放射性物质对动物和人类的危害：凶残的花豹！辐射使它变白不到一个小时就毙命。/在通奸者的身上涂抹油脂像广岛的灰烬，并且吞噬着。（Plath， 1981， 232） ） “广岛的灰烬”以及这些关于熔化和强制熔接的意象，再10次反映了冷战期间人们对核爆炸对人体影响的担忧。 “广岛的灰烬”的“辐射”不仅使“凶残的花豹” “不到一个小时就毙命” ，而且使叙述者高烧持续不退，迸发出“灼热的金属珠子” 。 1962 年 2 月在一篇题名为来龙去脉的文章中，普拉斯明晰了她的

22、写作和同时代事件的关系：“此时萦绕我心的时代的重大事件是无法计数的放射性尘埃的遗传效果，以及一些记实性的文章，记载了骇人的、疯狂的无所不能的美国大商业财团和军事的联姻这些影响我的诗歌创作吗？是的” （Plath，1977：92） 。虽然普拉斯在英国，但她的母亲从1960 年开始一直给她邮寄时代 ，杂志上有很多关于核战争的文章令人恐惧。虽然英国媒体不像美国的那么强势，但是紧张的气氛仍然在每周发行的报纸上传达出来。这些新闻媒体作为来源在普拉斯重新建构后进入到她的诗作中，因此有些不同。在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大众文化最具诱惑力的形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普拉斯作为一个集体成员，她的个人记忆通过大众媒介才得以过渡和转换为集体记忆，并被引入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符号系统中；集体记忆的内容的构建和传播离不开媒介的参与；同时，媒介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储存机制或者单纯的传播手段，它也会影响到集体记忆的构建。不同的媒介，如书本、纪念碑、仪式等，它们通过创造与记忆内容的不同的接触方式，最终影响了集体记忆的构建方式及其结果。那么六十年代的报纸、收音机、杂志等都记忆了当时冷战给人带来的恐惧，因此，普拉斯不可能完全能够免疫。1962 年时冷战极其紧张的时期， 观察者的杂志刊登的内容已经说明了这点。柏林的冲突、俄国人对美国在土耳其部署核武器深感忧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