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doc

1、1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摘要：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逐渐形成重法、尚武、重农、诚信等社会主流价值观。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树立起自由、仁孝和追求富强的新社会主流价值观。武帝时期，汉政府对西汉前期价值观进行了调整，树立了讲求忠孝、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念。元帝以后，西汉中期以来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变异，以至混乱。秦汉间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转变；借鉴 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85-006 自秦至汉，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数次大变化。这与当时剧烈的社会变动、秦汉政府的大力提倡密切相

2、关。秦汉间的主流价值观及其树立主流价值观的手段对当今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秦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 秦立国晚于关东诸国，且其地处西陲，在建立后的两百年间一直与少数民族战争，数代国君战死，直到秦穆公时期，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逐渐确立了西方大国地位。军事上的强大使关东诸国不得不承认秦的存在与崛起，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的落后，秦依然被关东诸国轻视，以夷狄视之。秦绝大多数国君都能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强国，如积极发展农业、崇尚武力、强调法治等。包括重法、尚武、重农、诚2信等几个方面的秦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重法，是商鞅变法以后迅速根植于秦国人心底的观念。商鞅是法家代

3、表人物，商鞅思想源自李悝，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六国法，着法经以为王者之政商鞅受之以相秦” 11350。商鞅变法自秦孝公三年开始，为严格执法，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嗣君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1255。到孝公二十四年商鞅死时，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史载商鞅逃避追捕时“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1255。商鞅被杀，但是他推行的法令没有被废止，法律成为判断是非的重要依据。 秦立国较晚，但是农业发展很快，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廷的积极扶持。秦穆公时，晋国发生严重饥荒， “

4、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2345，反映了秦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是秦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变法颁布了包括垦令、农战、徕民等直接促进农业的法令，垦令和农战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这是重视农业的最好证据，反映出秦政权非常务实的态度和急于富国的要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变法十年后，百姓乐于农战，既家给人足，又勇于为国作战。秦国重视农业，还表现在非常重视耕牛的饲养和发展生产技术。黄留珠撰文说，云梦秦简厩苑律有评比耕牛的条文，经过评比考核，饲养耕牛好的穑夫、牛长有奖，否则对主管的穑夫要进行惩罚。政府的直接干预无疑对牛耕的普及有重要的促进作用。3关于秦国农业的生

5、产技术， 吕氏春秋的任地 、 辨土 、 审时三3篇有着详细的记载，这是对秦农业生产技术的经验总结，也是希望先进的生产技术得到继承和普及。 秦国在积极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商鞅变法明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1255 这就使得从事商业有极大的风险。 秦人尚武是在秦建国后不断与外敌争战中一步步形成的，也是秦政权大力提倡的结果。为迅速提升军事力量，秦实行军功爵制，人人都可以通过杀敌获得显耀的地位；对于怯战和临阵脱逃的人，则会采取诛灭全族的严厉惩罚。由此，百姓乐于战争， “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送亲人上战场的人都会叮嘱“不得，无返

6、” ，在战场上，士兵个个“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4138。秦尚武之风异常浓厚，由此可见一斑。 秦人重诚信，商鞅变法时，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有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1255。这件事在秦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让百姓认识到朝廷的诚信，也使得特别重视诚信习俗逐渐风行全国。后来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也曾效法商鞅：“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1282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秦之诚信并非儒家之诚信，儒家之诚信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而秦之诚信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

7、上的，也是建立在秦的强盛基础之上的，一旦秦王朝的统治力量不在，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这种诚信的基础便告消失，这种诚信也就随之瓦解。 4为推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秦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利益驱使。希望百姓都去种田，就规定生产粮食多的可以免除徭役赋税， 商君书去强明确说：“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 ”450 希望士兵作战勇敢，就规定杀敌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做官：“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 ”5606 希望百姓诚信，就用现实的赏金来引导。可以说，秦推行其主流价值观非常成功，利益驱动的策略是关键。 然而，秦统一后，在推行

8、其主流价值观时却一步步走向僵化。李斯任丞相后，秦以法治国的策略走向了极端。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所学者，以吏为师。 ”1286 李斯以更严苛的法律治国，同时摒弃民间百家学术，再加上之后的“焚书坑儒”事件，严重破坏了此前建立起来的多元价值观。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巩固国家统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将极盛的秦王朝抛进危局，并迅速土崩瓦解。 二、西汉前期（高惠文景时期）社会 主流价值观的转变 西汉前期，社会上的思潮一直围绕着秦王朝短命而亡的主题展开讨论，最后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陆贾所说的“仁

9、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一是所谓的“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 。因此，西汉前期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废除单纯的以法治国，确立新的治国指导思想，主张无为而治的新道家思想乘势而起；另外，西汉建立后，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5如何迅速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也是汉政权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西汉政权积极倡导树立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至文景时，新的主流价值观逐渐形成，主要包括崇尚自由、讲求仁孝和追求富强等几个方面。 崇尚自由，在学术界表现为自由学风的出现，地方上形成了数个学术中心，像楚国、淮南国、吴国以及河间国，各自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学术。学者可以自由往来于各学术集团，不受约束，思想自由，百家争鸣，颇有东周盛况。在

10、经济方面，废除了秦重农抑商的政策，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1178，司马迁更是撰述货值列传揭示当时商业发展状况，为商业正名，由是，商业、手工业和农业一起迅速发展，在汉初数十年间就把西汉推到了强盛时期。在政治领域，不再单纯以法治国，而是坚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指导方针。文景之时，刑罚大省，司马迁史记律书 、班固汉书刑法志都说此时刑罚罕用，百姓和乐，形成安定和平的社会局面，有民谣为证：“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一宁。 ”1556 在民间，游侠的大量出现也反映了不受拘束的社会风气；在对待婚姻的观念上，西汉中前期，也相当自由：陈平之妻曾五次嫁夫，朱买臣之

11、妻曾嫌弃朱买臣贫贱而要求离婚改嫁，卓文君新寡而与司马相如私奔，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讲求仁孝，是在汉初反思秦短命而亡的教训中形成的，以后历代帝王都强调仁孝的重要。 汉书刑法志记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小女儿缇萦愿意去做官奴以赎父刑罪。文帝深受感动，下诏废除肉刑。这个故事既反映了缇萦的孝，也表现了文帝的仁，流传千古。 汉书循6吏传在论及地方官吏时，也多以“百姓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1701 为重要政绩，反映出仁孝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尺度。 求富求强，这源自于内忧和外患。内忧是指因长期战乱，百姓贫困，国库空虚；外患是指匈奴长期威胁北方边境。因此，西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致力

12、于富民强国。为使百姓安心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刘邦减轻赋税，实行十五税一，文帝多次下诏减免租税，景帝时规定三十税一。安定的环境和较轻的租税，使汉初百姓积极投身农业生产，班固在汉书景帝纪中赞曰“文景务在养民” 。求富的便捷途径是经商，在孝惠高后废除商贾之律后，经商逐利之风甚浓，司马迁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变化，是以作货殖列传 ，并作出客观评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1355 为建立强大的骑兵对抗匈奴，汉政府鼓励饲养牛马，严禁宰杀，文帝时就颁布了“马复令” ，到汉武帝时，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1477 的

13、景象，百姓人给家足，而府库余财。 汉政权推行了一系列方针政策6，最重要的一项是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让百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发展生产，学者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官员可以随意施展才华管理地方；为减轻农民负担达到富民的效果，朝廷多次减免赋税，减轻刑罚；为达到增强军力的目的，汉政府在边郡设立官营牧场牧师苑，在内地广建官马厩，积极鼓励民间养马。 7汉以孝治天下，教育成为推行此理念的重要阵地。文帝时，开始谋划恢复五经教育，大力宣扬儒学；在地方，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设立学官， “为除更徭，高者布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1700，几年后，蜀郡百姓“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

14、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自文翁为之始云”1700。 还有利益驱动的策略，为鼓励百姓积极种粮，文帝“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1477；为推行仁孝观念，在选官制度上设立孝悌一项，选拔突出者为官，或免除徭役；为鼓励百姓接受官方教育，汉政府规定学官弟子不仅可以免除徭役，还可以做官。 三、西汉武帝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调整 经过汉初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西汉中期已是民富国强，但先前的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西汉又到了需要变革的时期。武帝甫一即位，就高高举起变革的大旗，内部大刀阔斧地改革，对外主动用兵，以解决内忧外患。西汉中期

15、形成了强调忠孝、积极进取的主流价值观。 汉以孝治天下，始有文景推动，到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哲学，建立起了一整套理论与实践体系。为树立忠孝风尚，汉武帝把以前的举孝廉制度化， 汉书武帝纪记载：“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1383 汉武帝又大力提倡儒学，把五经教育官方化，在中央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昭帝时，举8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地方上，汉武帝也推广文翁的做法，各郡国都设立学官，教授儒学，宣扬忠孝之道。 钱穆以为，武帝时有尚武进取之民风，亦似远较后代为胜。7汉武帝开

16、疆拓土，后人评价不一，班固歌颂他雄才伟略，但司马迁借汲黯之口批评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说他好大喜功，持功利主义态度。现代学者多以事功精神来进行评价，此说法无关褒贬，较为客观。武帝晚年，社会出现动荡的状况，武帝颁布罪己诏，调整政策。昭宣之世，继续对武帝的政策进行调整，实行平稳的政策，西汉再现强盛局面。 为改变西汉前期的主流价值观，汉武帝首先改变无为而治的方针，实行积极有为的政策，建立起新的大国形象；其次是摒弃吕惠文景时道家黄老学，积极发展儒学，宣扬忠孝之道；舍弃前期功臣为相的传统，任用有儒法背景的人出任丞相、御史大夫等要职，加强法治。这些政策措施的推行，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为新的主流价值

17、观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武帝时西汉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一方面，人才辈出，儒家涌现出董仲舒、公孙弘等，道家出现刘安、汲黯等，武将有卫青、霍去病、李广等，法家有张汤、桑弘羊等，史家有司马迁，文学有司马相如等人。同时，武帝时，国力强盛，北击匈奴，解决了数十年来的边患问题；施行推恩令，彻底解决地方王国对中央的威胁；南征南粤，东伐朝鲜，西通西域，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庞大兴盛的王朝。 四、西汉元帝以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异 元帝即位是西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元帝“征用儒生，委之以政，9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1391。此时，儒学慢慢发生了变异，一方面成为博取功名利禄的

18、敲门砖，正如班固所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13622 一方面谶纬思想融入儒学。吴雁南等说：“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儒者也争学图纬，谶纬之学臻于极盛。在神学和巫术的笼罩下，学术领域一片乌烟瘴气。这样，以关注社会人生、积极入世为特色的经学，已经堕落到用巫术和宗教去向统治者献媚邀宠了。 ”8 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影响下，西汉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异，自由的风尚早已消亡，求富求强的雄心不再，自由往来的游侠受到追捕，汉政权完全沉浸在和平的守成氛围中，孝悌之风弥漫天下。 汉书平帝纪载：“（平帝）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

19、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 ”1397 哀帝时又废除汉文帝规定的长则半月短则七天的丧服，恢复三年之丧。经过几百年的倡导，孝悌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在黄巾起义时，侍中向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 ，贼自当消灭”11037。马小虎在研究个体“自我”演变时，认为从西汉后期起，以孝悌为核心的国家道德规范就成了社会个体的道德评价尺度9，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孝悌观念显然是变质的，背离了它的本来面目。汉政府对孝悌的宣扬夸大了孝悌的社会作用，很多社会功能都附着在孝悌的内涵中，这不可避免地使孝悌变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后果。10其一，孝悌可以得

20、官，不孝可以丢官，孝悌变成取得功名利禄的阶梯。其二，过分追求孝悌，使人迂腐。其三，西汉后期厚葬成风，与汉政权过分宣扬孝悌息息相关。光武帝在政权建立之始即下诏：“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1769 教育是西汉政府宣扬以孝治天下的主要阵地。西汉官办教育分为中央和地方两部分，地方教育机构有学校庠序， 汉书食货志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1476 教学内容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启蒙教育，八岁入学，学习文字和书法

21、；其次，十五岁起，可以学习先圣礼乐、朝廷礼节，教材就是五经，才学优秀者可以进入太学继续深造；第三，太学由中央政府设立，是最高教育机构，教学内容就是五经，有五经博士讲授。由此可见，讲求仁孝的经学教育占据了西汉教育的最主要地位。 孝廉是汉代官吏出身的正途。汉政府明确提出诏举孝廉是在吕后孝惠时期，但之后很长时间并未制度化。武帝时规定各郡国每年必须向朝廷举荐孝廉达到一定数量，若是态度不积极，举荐不够规定人数，会受到严厉处罚。举荐孝廉的标准有四：“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元帝即位后，选官纯用儒生，孝廉备受关注，地主豪绅都趋之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