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doc

1、1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摘要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关键词 朴学；诗学；考据法；点悟式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1010206 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深刻地影响着清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朴学”之名，初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儒治

2、经，注重名物、训诂、考据，清代乾嘉学派继承汉儒学风，致力于治经考据，以区别宋儒性命之学，世称“汉学” ，亦称“朴学” 。清初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为其不祧之宗，他们力矫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倡导征实、博学的新风，以朴实、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相尚。 朴学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治学精神和方法。其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 ，治学方法是“无征不信” 。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研究法”1（P12） ，胡适也为这样一种“严格的、精确的”方法心折，称 18、19世纪为“考据的时代”2（P570） ， “一种新精神、新方法带来的学术复2兴的新时代”2（P571） 。风气所及，几乎所有学者都用此方法来做研

3、究，诗论家们在谈诗论文时，也一定程度地借鉴了它，使清代诗论较从前有了一大转关，即更具实证性、专门性、系统性，因而也更具学术性。当批评家们把文学批评不再视作“闲谈”之资，而是作为专门名家之学时，朴学的精神和方法就深深浸透其中了。 一清代诗学之考据法 清代考据法的开山鼻祖顾炎武，不仅创辟了考据的步骤程式，而且给它注入了新锐之精神。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法盛行于全学界，达到顶峰状态。考据法具体而言指：“凡立一意，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 ”1（ P47） 可见考据法是一种颇为严格、精密的研究方法，包含有举证、分析、推理诸过程。清代朴学家守此方法甚严，且功夫用得极深。他们立论时，大

4、规模搜集材料证据，以求结论的正确可靠，如顾炎武为考证“服”字的古韵，在诗本音中举证三十二条，在唐韵正里搜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朴学之求实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清以前也有一些诗论诗话偶涉考证，如吴聿的观林诗话 、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等，严羽之沧浪诗话中也专列“考证”一节。但至清代，因受朴学影响，考据法才形成规制，并被广泛运用于诗歌批评之中。 清代诗学考据法之衍变，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清初诗学之考证法 清初诗论之考证法，尚处于发轫阶段。引证材料有限，或者不确，3但考证辨伪的风气已开。毛先舒诗辨坻中考证素 、 文木等赋非汉西京之调。其步骤如下：首先质疑，从风格上讲，诸赋多艳语，似六朝人之伪拟。然后举证

5、，指明班固汉书?艺文志不载诸赋而诸赋仅见于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之中。最后是结论，诸赋当为六朝人伪作。这一段考证，有实证，有分析推理，已初具考据法之精神。但此为孤证，且推理中主观臆断成分较多，所以与同时的顾炎武等人相较，谨严不足；与中叶的赵翼，甚至沈德潜等比较，又深入不够。 明末清初人徐世溥榆溪诗话对历代诗作多有辨证，如考证胡笳十八拍的真伪、使事之始等问题。吴景旭历代诗话共八十卷，分十集，内容极丰富驳杂。全书重在考订名物，诠释字句，约计千余条，每条皆杂采各书考证，或辨旧说之非，或参其异同，或补其所遗。清初施闰章蠖斋诗话 ，考证惶恐滩 、 石壕吏之误字诸条，见解新颖独到。此书有不少内容是考证诗歌用事

6、用字的正误得失，但不够严谨和准确，有一些失考之处。清初诗论大家王士祯的著作被后人分类整理成带经堂诗话共三十卷，其中有八卷为考证类，典制、名物、音训、字义、句意、用事皆在其列。 （二）清中叶诗学之考证法 诗学著作中的考证法极盛于清中叶。其原因，一为考据学此时正如日中天，统领全学界，诗论家们亦趋此时尚。一为大批学者开始直接参与诗歌批评、诗学探讨，带来了精纯和规范的考据法。因而，无论是学者还是纯文人，无论是极重考据的肌理派，还是于考据颇有微词的性灵派，都能不同程度地运用此一方法。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偏于征实的诗4学力作，其考证较之清初已显得更为细致、审慎，但仍可明显地分为两类：一为学者兼诗论家的考证，

7、一为纯文人的考证。我们看下面两则诗学著作中的考证，其一选自沈德潜的说诗?语 ，其二选自洪亮吉的北江诗话 。 沈德潜考证“仓皇”一词始于何时 沈德潜：说诗?语卷下之九十二条。 例证一：少陵之诗：“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黄。 ” 例证二：少陵之诗：“苍黄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 例证三：柳州之诗：“苍黄已驱逐，谁识死与生？” 例证四：柳州之诗：“数州之犬，苍黄吠噬。 ” 分析推理：唐人将“仓卒皇遽”省作“仓皇” 。 归纳综合之一：唐诗无“仓皇” 。 例证五：宋欧阳修伶官传云：“仓皇东出” ，始见“仓皇” 。 归纳综合结论之二：“仓皇”一词始于宋。 洪亮吉考证唐韩?诗“日暮汉宫传蜡烛”中“烛之

8、用蜡”起于何时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之二十九条： 材料一：楚辞云：“兰膏明烛，华容备些。 ” 材料二：文子云：“膏烛以明自销。 ” 材料三：史记曰：“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 ” 材料四：桓谭新论：“灯中脂炷，?秃将灭。 ” 材料五：徐广曰：“人鱼似鲇，四足。 ”正义引异物志云：“人鱼似人形，长尺余，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 ” 归纳之5一：古人之烛，用麻，用木蓼，用胡麻，或用脂膏，无所谓蜡烛。 材料六：潜夫论?遏利篇始有：“脂蜡明灯。 ” 说明语：三国以后，方屡见于书，证据如下： 材料七：晋书及世说：石崇及石季龙皆以蜡烛炊。 材料八：晋书?周?传：岂页弟?以蜡烛投岂页。 材料九：后魏书：

9、世祖南伐，刘义恭献蜡烛至。 材料十：齐梁间并有咏蜡烛诗。 综合归纳结论：蜡烛起于东汉以后。 补证一：说文无“蜡”字。 补证二：玉篇 广韵：“蜡，蜜滓也。 ” 比较两则考证：从材料上看，前者过于单纯，仅从诗句中取证，且皆为唐诗。后者取材极为广博，有文集（楚辞 ） ，史书（史记 、晋书 、 后魏书 ） ，特别是字书（说文 、 玉篇 、 广韵 ） ，另有小说杂记（世说新语 、 南粤王赵佗传 、 异物志 ） 。从时间上看，前者仅限于唐宋，未对唐以前有所涉猎，而后者从先秦考证起，且对时间层次交代极清楚：何时没有，始于何时，何时屡见，十分严谨而深入。尤其是从说文等字书着手，从辞源学的角度举证，显得正确有力

10、。两则考证，学者型和文人型考证间的差别甚为明显，洪亮吉代表学者型诗论家的考据风格，他完全遵循的是“必取博证”与“以古为尚”的取材原则。又如， 北江诗话考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之新林、板桥 6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之五十三条， 宣城图经及方志、艺文志皆以为指宣城东十里的新林浦板桥，洪亮吉一方面通过景定建康志 、金陵故事 、 扬州记等书详考其真实所在，另一方面通过李白诗进一步补证。 这一时期颇具影响的学者诗话还有赵翼瓯北诗话 ，史学家赵翼以考史之功力论诗，书小引云“取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 ， “挫笼参会，自成一家” 赵翼：瓯北诗话序，可见用心所在。全书十二卷，前十以人分卷，

11、列出唐宋至清的大家十人，后二卷，一专论历代“明妃诗” ，一专论七言律，体例严格，论述详实。卷一专论李白，分体论其诗风，也有多条考其交游、生平事迹、诗本事者，如以诗史互证法考李白避安禄山之乱，为永王?招入幕而获罪事之始末 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之十一条，其考如下： 扶风豪士歌：“洛阳三月飞胡沙，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 ”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禄山反，十二月陷洛阳，其曰“三月” ，则十五载之春，自洛南奔也。 猛虎行 “窜身南国避胡尘”之下，即云“昨日方为宣城客” ，是南奔先至宣城也。 乱后将避地剡中赠崔宣城诗，则至宣城后本欲入剡。 赠王判官则入剡未果，即往庐山也。 赠江夏太守诗

12、，自叙被永王?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军来，追胁上楼船” ，是?至寻阳始招致之，而旧唐书谓白谒见?于宣城者，7非也。青莲本学纵横术，以功名自许，其从?，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即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已隐然以谢安自许。是时?未有异志，及见所至富饶，始有窥江左意，然犹未敢显言；青莲固未知之。 引李白诗十余首，详细考证了这一时期李白先后游历的地方，其间发生的事情，其心境与态度之变化等等，并指出旧唐书之谬。赵翼作为清代著名考史学家，其诗话考证的严谨、普遍与他的史学著作如出一辙，故崔旭念堂诗话中称“（瓯北诗话 ）犹其著廿二史札记手段” 。 清中叶，虽诗话考证的质量参差不

13、齐，但诗论家大多接受了这种重实证的方法。袁枚似乎是其中的例外，他对“考据之潮流施以锐利之攻击”1 （P473 ） 。他说“著作”优于“考据” ，因为“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 袁枚：散书后记 ， 随园文集卷二十九。 他曾断言“考据之学，离诗最远”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 。袁枚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袁枚自己恰又是“得考据深处”3（P475） 、 “尤为深入考据三昧” 3 （P476）者。在他驳斥对方、阐明自己观点时，也是极讲究收罗实证的。其诗话作品中，考据之例已屡见不鲜，如随园诗话中考集句、联句之始，考诗经的音韵，考名物、典制、用事，卷十五几乎整卷皆为考证。他的挚友朴学家孙渊如给

14、随园随笔作序称袁枚“未尝不时时考据” 。所以，虽然袁枚在言论上反对考据，其著作中的考证却屡见不鲜。8其实他要攻击的是这种欲以考据淹没一切、取代一切的潮流，若是把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袁枚是乐于接受的。 清中叶，考证法几乎渗透到一切诗学著作之中，成为最普遍和有效的论诗方法。尤其是那些学者型诗论家的著作，考证几乎成了他们诗论的创作目的和基本风格。这一时期的学者论诗著作为数极多，其中较著名的除了洪亮吉北江诗话 、赵翼瓯北诗话 、还有翁方纲石洲诗话 、李调元雨村诗话 、纪昀河间诗话 、杭世骏榕城诗话 、梁章钜东南峤外诗话 、舒位瓶水斋诗话等，皆考订博赡、论证有据。他们引证材料更繁富，选择材料更精审，论

15、证时的主观臆断更少，因此，学术价值较以前有了较大的飞跃。 （三）晚清诗学之考证法 晚清， “乾坤之变”使诗坛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论家们也有了新旧两派。新派如林昌彝，其射鹰楼诗话颇具影响， “射鹰”为“射英”之意，是记录鸦片战争反帝反英的爱国主义诗话。史料极详实，书中亦多涉考证。另一新派诗话代表人物为梁启超，其饮冰室诗话宣扬“诗界革命” ，主张诗歌应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梁氏对考据之法也极为推崇，主张应尽可能举以实证，使其雄辩更具可靠性。 晚清还有大量旧派诗话，如方东树昭昧詹言 、陈衍石遗室诗话、邓绎藻川堂谭艺 、易顺鼎琴志楼摘句诗话 、李慈铭越缦堂诗话 、陆蓥问花楼诗话等，仍沿着传统的路子

16、，或探讨诗歌源头，或剖析风格流派，议论得失，考订辨误，虽然考据学的全盛期已过，但他们仍遵循持守乾嘉之风，以征实为尚，但其成就于清中叶已有所不及。 9考据法运用于诗论，即以实证批评论诗，较之传统的“点悟式批评”即仅“点”出诗之某一特色，只如火光一闪，让人去“悟”得诗心诗味的一种灵性批评 3（P9） ，有极大不同。前者重实证，后者重直觉；前者征实，后者空灵；前者是博引旁征，使人信服，后者是点到为止，使人领悟。传统诗论较多地采用点悟式批评，长于保有诗心、诗味，使读者有所悟得，然而失于虚无飘渺，语焉不详，体例散漫。清代诗论融入考据法之实证性，其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加强，那些无根之游谈，不实之浮论，大多是

17、被排斥的，其理性精神、客观的态度、实证的方法，使得中国诗学已逐渐脱离旧有之模式，具有了一定的新质。 二清代诗学之综合法 清代朴学，还有一个特点，即长于综合。此点以扬州学派、浙东学派最为突出。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引张舜徽先生言，曰：“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 ”4（ P287）洵为知论。扬学之长，正在于能综合百家，融会贯通。戴震的私淑弟子、扬州学派最杰出的代表焦循，大力倡导此法，所谓“汇而通之，析而辨之” ，“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 焦循：与刘端临教谕书 ， 雕菰楼集卷十三 。因而，他最反对拘守一隅，执其一端

18、，泥于一师，不知通方。他提出了“通核”方法，“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采，揆其道理” 焦循：辨学 ， 雕菰楼集卷八。用诸经、百氏，互相印证，互为参照，而兼采其长，兼擅其美。浙东史学亦长于综合。章学诚欲贯通10百家，建立一种“通史” ，一种历史哲学。其代表作文史通义的意义正在于此。因而，清代的学术，尤其是乾、嘉以后，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象，那就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各自所长，更在于能综合融化各代、各派、各人而会通之。 清诗论中这种综合、融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纵向同类综合 这是指从自己的论诗宗旨出发，把前代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归纳综合起来。无论是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

19、都不始于清人，但都至清而集其大成。这便是纵向同类综合。如王士祯之“神韵”说，可上溯到钟嵘的“滋味”说。中唐以下，此说逐步走向深入，皎然的“文外之旨” ，戴叔伦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 ，司空图的“韵外之致” 、“味外之旨” ，皆甚著名。有宋一代，盛行以禅喻诗，此说更得发挥，如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包恢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着，曾不可得”等。南宋末年，严羽融冶诸家，自铸伟辞，提出“兴趣说”及“妙悟说” ，把这一学说推向高峰。至明，胡应麟提出“神韵”一词。王士祯对上述诸家作了综合与融汇，赋予“神韵”二字以完整的诗学意义，并辅以大量实例进行充分细致地阐发，虽未有重大创见，却为这一学说作了丰富、周全、系统的理论整合 上述诸论参见：钟嵘诗品 ，皎然诗式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严羽沧浪诗话 ，胡应麟诗薮 ，王士祯渔洋诗话 、 带经堂集等著。 。余者如格调说、性灵说，也都能见出其源流有自，至清代而得以充分发展、融通，从而走向完备和终结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