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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doc

1、1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摘要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关键词 朴学;诗学;考据法;点悟式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1010206 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深刻地影响着清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朴学”之名,初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儒治

2、经,注重名物、训诂、考据,清代乾嘉学派继承汉儒学风,致力于治经考据,以区别宋儒性命之学,世称“汉学” ,亦称“朴学” 。清初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为其不祧之宗,他们力矫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倡导征实、博学的新风,以朴实、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相尚。 朴学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治学精神和方法。其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 ,治学方法是“无征不信” 。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研究法”1(P12) ,胡适也为这样一种“严格的、精确的”方法心折,称 18、19世纪为“考据的时代”2(P570) , “一种新精神、新方法带来的学术复2兴的新时代”2(P571) 。风气所及,几乎所有学者都用此方法来做研

3、究,诗论家们在谈诗论文时,也一定程度地借鉴了它,使清代诗论较从前有了一大转关,即更具实证性、专门性、系统性,因而也更具学术性。当批评家们把文学批评不再视作“闲谈”之资,而是作为专门名家之学时,朴学的精神和方法就深深浸透其中了。 一清代诗学之考据法 清代考据法的开山鼻祖顾炎武,不仅创辟了考据的步骤程式,而且给它注入了新锐之精神。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法盛行于全学界,达到顶峰状态。考据法具体而言指:“凡立一意,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 ”1( P47) 可见考据法是一种颇为严格、精密的研究方法,包含有举证、分析、推理诸过程。清代朴学家守此方法甚严,且功夫用得极深。他们立论时,大

4、规模搜集材料证据,以求结论的正确可靠,如顾炎武为考证“服”字的古韵,在诗本音中举证三十二条,在唐韵正里搜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朴学之求实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清以前也有一些诗论诗话偶涉考证,如吴聿的观林诗话 、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等,严羽之沧浪诗话中也专列“考证”一节。但至清代,因受朴学影响,考据法才形成规制,并被广泛运用于诗歌批评之中。 清代诗学考据法之衍变,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清初诗学之考证法 清初诗论之考证法,尚处于发轫阶段。引证材料有限,或者不确,3但考证辨伪的风气已开。毛先舒诗辨坻中考证素 、 文木等赋非汉西京之调。其步骤如下:首先质疑,从风格上讲,诸赋多艳语,似六朝人之伪拟。然后举证

5、,指明班固汉书?艺文志不载诸赋而诸赋仅见于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之中。最后是结论,诸赋当为六朝人伪作。这一段考证,有实证,有分析推理,已初具考据法之精神。但此为孤证,且推理中主观臆断成分较多,所以与同时的顾炎武等人相较,谨严不足;与中叶的赵翼,甚至沈德潜等比较,又深入不够。 明末清初人徐世溥榆溪诗话对历代诗作多有辨证,如考证胡笳十八拍的真伪、使事之始等问题。吴景旭历代诗话共八十卷,分十集,内容极丰富驳杂。全书重在考订名物,诠释字句,约计千余条,每条皆杂采各书考证,或辨旧说之非,或参其异同,或补其所遗。清初施闰章蠖斋诗话 ,考证惶恐滩 、 石壕吏之误字诸条,见解新颖独到。此书有不少内容是考证诗歌用事

6、用字的正误得失,但不够严谨和准确,有一些失考之处。清初诗论大家王士祯的著作被后人分类整理成带经堂诗话共三十卷,其中有八卷为考证类,典制、名物、音训、字义、句意、用事皆在其列。 (二)清中叶诗学之考证法 诗学著作中的考证法极盛于清中叶。其原因,一为考据学此时正如日中天,统领全学界,诗论家们亦趋此时尚。一为大批学者开始直接参与诗歌批评、诗学探讨,带来了精纯和规范的考据法。因而,无论是学者还是纯文人,无论是极重考据的肌理派,还是于考据颇有微词的性灵派,都能不同程度地运用此一方法。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偏于征实的诗4学力作,其考证较之清初已显得更为细致、审慎,但仍可明显地分为两类:一为学者兼诗论家的考证,

7、一为纯文人的考证。我们看下面两则诗学著作中的考证,其一选自沈德潜的说诗?语 ,其二选自洪亮吉的北江诗话 。 沈德潜考证“仓皇”一词始于何时 沈德潜:说诗?语卷下之九十二条。 例证一:少陵之诗:“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黄。 ” 例证二:少陵之诗:“苍黄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 例证三:柳州之诗:“苍黄已驱逐,谁识死与生?” 例证四:柳州之诗:“数州之犬,苍黄吠噬。 ” 分析推理:唐人将“仓卒皇遽”省作“仓皇” 。 归纳综合之一:唐诗无“仓皇” 。 例证五:宋欧阳修伶官传云:“仓皇东出” ,始见“仓皇” 。 归纳综合结论之二:“仓皇”一词始于宋。 洪亮吉考证唐韩?诗“日暮汉宫传蜡烛”中“烛之

8、用蜡”起于何时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之二十九条: 材料一:楚辞云:“兰膏明烛,华容备些。 ” 材料二:文子云:“膏烛以明自销。 ” 材料三:史记曰:“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 ” 材料四:桓谭新论:“灯中脂炷,?秃将灭。 ” 材料五:徐广曰:“人鱼似鲇,四足。 ”正义引异物志云:“人鱼似人形,长尺余,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 ” 归纳之5一:古人之烛,用麻,用木蓼,用胡麻,或用脂膏,无所谓蜡烛。 材料六:潜夫论?遏利篇始有:“脂蜡明灯。 ” 说明语:三国以后,方屡见于书,证据如下: 材料七:晋书及世说:石崇及石季龙皆以蜡烛炊。 材料八:晋书?周?传:岂页弟?以蜡烛投岂页。 材料九:后魏书:

9、世祖南伐,刘义恭献蜡烛至。 材料十:齐梁间并有咏蜡烛诗。 综合归纳结论:蜡烛起于东汉以后。 补证一:说文无“蜡”字。 补证二:玉篇 广韵:“蜡,蜜滓也。 ” 比较两则考证:从材料上看,前者过于单纯,仅从诗句中取证,且皆为唐诗。后者取材极为广博,有文集(楚辞 ) ,史书(史记 、晋书 、 后魏书 ) ,特别是字书(说文 、 玉篇 、 广韵 ) ,另有小说杂记(世说新语 、 南粤王赵佗传 、 异物志 ) 。从时间上看,前者仅限于唐宋,未对唐以前有所涉猎,而后者从先秦考证起,且对时间层次交代极清楚:何时没有,始于何时,何时屡见,十分严谨而深入。尤其是从说文等字书着手,从辞源学的角度举证,显得正确有力

10、。两则考证,学者型和文人型考证间的差别甚为明显,洪亮吉代表学者型诗论家的考据风格,他完全遵循的是“必取博证”与“以古为尚”的取材原则。又如, 北江诗话考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之新林、板桥 6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之五十三条, 宣城图经及方志、艺文志皆以为指宣城东十里的新林浦板桥,洪亮吉一方面通过景定建康志 、金陵故事 、 扬州记等书详考其真实所在,另一方面通过李白诗进一步补证。 这一时期颇具影响的学者诗话还有赵翼瓯北诗话 ,史学家赵翼以考史之功力论诗,书小引云“取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 , “挫笼参会,自成一家” 赵翼:瓯北诗话序,可见用心所在。全书十二卷,前十以人分卷,

11、列出唐宋至清的大家十人,后二卷,一专论历代“明妃诗” ,一专论七言律,体例严格,论述详实。卷一专论李白,分体论其诗风,也有多条考其交游、生平事迹、诗本事者,如以诗史互证法考李白避安禄山之乱,为永王?招入幕而获罪事之始末 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之十一条,其考如下: 扶风豪士歌:“洛阳三月飞胡沙,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 ”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禄山反,十二月陷洛阳,其曰“三月” ,则十五载之春,自洛南奔也。 猛虎行 “窜身南国避胡尘”之下,即云“昨日方为宣城客” ,是南奔先至宣城也。 乱后将避地剡中赠崔宣城诗,则至宣城后本欲入剡。 赠王判官则入剡未果,即往庐山也。 赠江夏太守诗

12、,自叙被永王?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军来,追胁上楼船” ,是?至寻阳始招致之,而旧唐书谓白谒见?于宣城者,7非也。青莲本学纵横术,以功名自许,其从?,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即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已隐然以谢安自许。是时?未有异志,及见所至富饶,始有窥江左意,然犹未敢显言;青莲固未知之。 引李白诗十余首,详细考证了这一时期李白先后游历的地方,其间发生的事情,其心境与态度之变化等等,并指出旧唐书之谬。赵翼作为清代著名考史学家,其诗话考证的严谨、普遍与他的史学著作如出一辙,故崔旭念堂诗话中称“(瓯北诗话 )犹其著廿二史札记手段” 。 清中叶,虽诗话考证的质量参差不

13、齐,但诗论家大多接受了这种重实证的方法。袁枚似乎是其中的例外,他对“考据之潮流施以锐利之攻击”1 (P473 ) 。他说“著作”优于“考据” ,因为“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 袁枚:散书后记 , 随园文集卷二十九。 他曾断言“考据之学,离诗最远”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 。袁枚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袁枚自己恰又是“得考据深处”3(P475) 、 “尤为深入考据三昧” 3 (P476)者。在他驳斥对方、阐明自己观点时,也是极讲究收罗实证的。其诗话作品中,考据之例已屡见不鲜,如随园诗话中考集句、联句之始,考诗经的音韵,考名物、典制、用事,卷十五几乎整卷皆为考证。他的挚友朴学家孙渊如给

14、随园随笔作序称袁枚“未尝不时时考据” 。所以,虽然袁枚在言论上反对考据,其著作中的考证却屡见不鲜。8其实他要攻击的是这种欲以考据淹没一切、取代一切的潮流,若是把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袁枚是乐于接受的。 清中叶,考证法几乎渗透到一切诗学著作之中,成为最普遍和有效的论诗方法。尤其是那些学者型诗论家的著作,考证几乎成了他们诗论的创作目的和基本风格。这一时期的学者论诗著作为数极多,其中较著名的除了洪亮吉北江诗话 、赵翼瓯北诗话 、还有翁方纲石洲诗话 、李调元雨村诗话 、纪昀河间诗话 、杭世骏榕城诗话 、梁章钜东南峤外诗话 、舒位瓶水斋诗话等,皆考订博赡、论证有据。他们引证材料更繁富,选择材料更精审,论

15、证时的主观臆断更少,因此,学术价值较以前有了较大的飞跃。 (三)晚清诗学之考证法 晚清, “乾坤之变”使诗坛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论家们也有了新旧两派。新派如林昌彝,其射鹰楼诗话颇具影响, “射鹰”为“射英”之意,是记录鸦片战争反帝反英的爱国主义诗话。史料极详实,书中亦多涉考证。另一新派诗话代表人物为梁启超,其饮冰室诗话宣扬“诗界革命” ,主张诗歌应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梁氏对考据之法也极为推崇,主张应尽可能举以实证,使其雄辩更具可靠性。 晚清还有大量旧派诗话,如方东树昭昧詹言 、陈衍石遗室诗话、邓绎藻川堂谭艺 、易顺鼎琴志楼摘句诗话 、李慈铭越缦堂诗话 、陆蓥问花楼诗话等,仍沿着传统的路子

16、,或探讨诗歌源头,或剖析风格流派,议论得失,考订辨误,虽然考据学的全盛期已过,但他们仍遵循持守乾嘉之风,以征实为尚,但其成就于清中叶已有所不及。 9考据法运用于诗论,即以实证批评论诗,较之传统的“点悟式批评”即仅“点”出诗之某一特色,只如火光一闪,让人去“悟”得诗心诗味的一种灵性批评 3(P9) ,有极大不同。前者重实证,后者重直觉;前者征实,后者空灵;前者是博引旁征,使人信服,后者是点到为止,使人领悟。传统诗论较多地采用点悟式批评,长于保有诗心、诗味,使读者有所悟得,然而失于虚无飘渺,语焉不详,体例散漫。清代诗论融入考据法之实证性,其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加强,那些无根之游谈,不实之浮论,大多是

17、被排斥的,其理性精神、客观的态度、实证的方法,使得中国诗学已逐渐脱离旧有之模式,具有了一定的新质。 二清代诗学之综合法 清代朴学,还有一个特点,即长于综合。此点以扬州学派、浙东学派最为突出。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引张舜徽先生言,曰:“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 ”4( P287)洵为知论。扬学之长,正在于能综合百家,融会贯通。戴震的私淑弟子、扬州学派最杰出的代表焦循,大力倡导此法,所谓“汇而通之,析而辨之” ,“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 焦循:与刘端临教谕书 , 雕菰楼集卷十三 。因而,他最反对拘守一隅,执其一端

18、,泥于一师,不知通方。他提出了“通核”方法,“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采,揆其道理” 焦循:辨学 , 雕菰楼集卷八。用诸经、百氏,互相印证,互为参照,而兼采其长,兼擅其美。浙东史学亦长于综合。章学诚欲贯通10百家,建立一种“通史” ,一种历史哲学。其代表作文史通义的意义正在于此。因而,清代的学术,尤其是乾、嘉以后,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象,那就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各自所长,更在于能综合融化各代、各派、各人而会通之。 清诗论中这种综合、融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纵向同类综合 这是指从自己的论诗宗旨出发,把前代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归纳综合起来。无论是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

19、都不始于清人,但都至清而集其大成。这便是纵向同类综合。如王士祯之“神韵”说,可上溯到钟嵘的“滋味”说。中唐以下,此说逐步走向深入,皎然的“文外之旨” ,戴叔伦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 ,司空图的“韵外之致” 、“味外之旨” ,皆甚著名。有宋一代,盛行以禅喻诗,此说更得发挥,如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包恢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着,曾不可得”等。南宋末年,严羽融冶诸家,自铸伟辞,提出“兴趣说”及“妙悟说” ,把这一学说推向高峰。至明,胡应麟提出“神韵”一词。王士祯对上述诸家作了综合与融汇,赋予“神韵”二字以完整的诗学意义,并辅以大量实例进行充分细致地阐发,虽未有重大创见,却为这一学说作了丰富、周全、系统的理论整合 上述诸论参见:钟嵘诗品 ,皎然诗式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严羽沧浪诗话 ,胡应麟诗薮 ,王士祯渔洋诗话 、 带经堂集等著。 。余者如格调说、性灵说,也都能见出其源流有自,至清代而得以充分发展、融通,从而走向完备和终结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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