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病修辞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doc

1、1伤病修辞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摘 要：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 “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 。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 “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 。 “病” 、 “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关键词：修辞；疾病；

2、创伤；现代性体验；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徐一超，男，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理论研究；陆扬，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20-08 “现代性” （modernity）在西方从理性世纪经启蒙时代到工业革命，再到对工业革命成果的反思，已经具有一段悠久的问题史。国内学界近年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性理论，不乏有学者呼吁探讨中国现代性富有历史具体性与本土性的独特问题和提问方式。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应2当有她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语境。虽然，时至今日基于“问题意识”的中

3、国本土现代性理论尚还薄弱，但中国近代以来动荡多变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无疑存有丰富的现代性体验与理论开掘的可能性。有鉴于斯，本文试图提出“伤病修辞”这一问题，通过对晚清政论与“新时期”初期文论中修辞运用的比较考察，探究近代变局以来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性体验心态及其变动趋向。 “病”与“伤”的修辞分别在晚清政论与“新时期”初期文论中密集出现，这是本文将其作为代表性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的缘由。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时期内分别只存在某一类修辞方式，而是强调疾病修辞在晚清、伤痕修辞在“新时期”初期相对突出且又普遍存在而已。事实上，“新时期”初期的文论中也不乏将“四人帮”及“文革”动乱称作“毒瘤” 、 “瘟疫”

4、等的疾病修辞，但都不如“伤痕”这一创伤修辞那样具有代表性。 “伤病修辞”的提法是本文的一个尝试。既有的类似研究或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影响下，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学创作中的疾病隐喻进行分析；或借鉴西方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关注“伤痕文学”以及近代以来一系列创伤事件。本文有意将二者相关联，立足于“疾病”与“创伤”的细微差别，引入现代性与新修辞学的理论视野，通过对两类修辞差异性的比较，分析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疾病或创伤事件的隐喻和叙事，本文则主要聚焦政论和文论，对“病”与“伤”的修辞名谓本身进行“症候阅读” ，据此考察心态差异。

5、故而外延更为广泛的文艺作品3中的伤病修辞，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一、现代性体验及其修辞症候 近代变局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体验的进程。张志扬对现代性的中国问题进行过思考，他关注到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及其反思与转化形态，并指出应将其视作“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现代性自我意识程度的标志”1（P38） 。但基于“创伤记忆”的分析在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追问。王一川就认为， “创伤记忆论”未能向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体验的心理层面深入发掘，他质疑道：蒙受创伤的人内心有着怎样的感受？“创伤”在他心里激起了对于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哪些深层反应？很显然： 这些却是“创伤”一词很难表达完整的。“创伤”引发了怎

6、样的内在心灵创痛？它激起了怎样的深层心理变化？这种深层心理变化的要素和结构怎样？这些都是需要比“创伤”更进一步的词语去传达的。2（P73-74） 他敏锐地指出“创伤”一词在研究中的表意局限以及现代性问题研究中“内在心灵” 、 “深层心理”的重要性。事实上， “创伤”是一种修辞表述，而这一措辞本身就能透露出修辞主体的内在心态，它“很难表达完整” 、需要“更进一步的词语去传达”的，正是这种有待读解的内心体验。阿尔都塞主张通过“症候阅读”从概念的“空缺”中发现新的“总问题” ，将一个没有相应疑问的答复通过新的问题结构生产出来，亦同此理。1 在这一思路下，作为修辞症候的“创伤”言说正暗含某种“无问之答

7、” ，修辞名谓本身的“空缺”就指向有待提出的新的“总问题”：不仅4是“它激起了怎样的深层心理变化” ，更在于它本身就透露着怎样的心态信息。 张志扬的修辞与王一川的追问联缀在一起，正勾勒出一条探询中国现代性体验问题的可行路径：透过历史语境中的修辞运用，读解修辞主体的体验心态。桑塔格在影响深远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呈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从修辞症候出发，进而关注主体内在心态的思路。如她从“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中，读解出“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 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

8、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3（P77） 舍勒也说过，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变“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躯、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4（P1409） 。可见，心态是现代性问题的重要一维，关注这一问题的先驱学人，都将视点向转型社会中人的精神内面移置，以期把握人类对“现代性”的活生生的微观体验。现代转型不只是“经济基础”及其驱动下的“上层建筑”的变动，更是这一切的基本构成与行动元素人的内面棱镜的转角。 但现代转型的亲历者不尽是理性的反思者，更多只是感性的体验者。他们的心理内面与情感态度，不是被有组织、有意识地径直陈述，而是孕生于言

9、语行为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并非深藏于我们大脑和内心之中的5静态实体，而更多是一种过程性、塑成性的心理状态，不会被直接表达，甚至并不先于表达而存在主体心态的“空白”有待接受者去填补。一如詹姆森所言， “那种不可言喻、难以名状的内心感情，其外部只能由像譬如疾病症状一类的外壳标志出来”5（P236） ，作为外部表征的符号活动往往能透露出主体无意识的情感讯息，这正为面向言语修辞的症候阅读提供了可能。 张志扬运用的“创伤”修辞其实在“新时期”初期的知识界早已大量出现。1978 年 8 月，卢新华发表题为“伤痕”的小说，轰动一时。小说中，主人公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

10、的伤痕是谁戳下的。 ”6这施暴者被认定为“四人帮” ，而这种声言“伤痕”的修辞手段也成为当时文化界反思“文革”的主调，如周扬言： 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 “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7 所谓的“伤痕文学” ，也被这样认定下来。有人即做出这样的界定：“以班主任 、 神圣的使命 、 伤痕等为代表的最初一批短篇小说，主要是以揭露林彪、 四人帮的十年横行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创伤为特色的，所以被有些人称做伤痕文学 。 ”8 与此遥遥相对的，是晚清政论中隐喻时局、表露忧思

11、的疾病修辞。据台湾学者杨瑞松考察，1894 年 12 月， 万国公报转载法国时报评论，称“今东方又有一病夫矣” ；1895 年，严复感叹“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 ；而“Sick Man”在此前的西方舆论界也已是一个惯用的修6辞表述。1 虽然“病夫”之喻最初被晚清知识界使用可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但疾病隐喻自严复首用以后在国人中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晚清文人对它的普遍接受与广为传用无疑也是认同与某种集体心态的表征。1895 年，严复在原强中写道：“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 ”9（P13）此后，感慨中国病入膏

12、肓的疾病修辞在晚清政论中大为流行，一如： 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居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10（P431） 晚清与“新时期”初期这两种遥相呼应的修辞很少一起被论者留意，同为修辞症候、看似相仿的“伤”与“病” ，也很少被比较分析。在笔者看来，伤病修辞中“病”与“伤”的喻指称说具有差别显著的表意效果，二者的运用主体也呈现出颇可玩味的差异心态，而这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语境中尤为意味深长。 二、 “疾病”与“创伤”的差异比较 以疾痛隐喻社会腐败或不公早已是一种古典修辞方式，自柏拉图以降延绵至今。2 但伤病修辞中同样标志生命有限性的“疾

13、病”与“创伤”存在值得留意的差别。桑塔格注意到，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受了报应”3（P40） 。她未曾进一步联想的是，创伤在史诗中却如此相异地与英雄主义相联。在伊利7亚特中，负伤的英雄“伤口血流不止，/颜色乌红。然而，他意志刚强，神色坚定” 。不仅如此， “所有以往作战最勇猛的壮士，此时/都已卧躺船边，带着敌人手创的/剑伤或枪痕特洛伊人的勇力一直在不停地添增！”11（P270） 对于疾病与创伤差异的比较，莱辛提供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起点： 这位诗人在加强和扩大身体痛苦观念方面显出多么神奇的本领啊！

14、他选用的是一种创伤，而不是一种身体内部的疾病，因为创伤比起身体内部的疾病可以产生一种更生动的形象，尽管身体内部的疾病也是很痛苦的。12（P24-25） 莱辛敏锐地感知到“伤”与“病”的差别，并指出由此产生的艺术表现效果上的差异。 “身体内部的疾病”具有内在的生发性，因而“生病”；创伤却具有外受性，故而“受伤”：这当是两者最明显的差别。它们另一组鲜明的差异在于：疾病的有机增生性以及创伤的匮缺性，这也导致两者与生命体之间的不同关系。据福柯考察，一直以来疾病都被视作一种“大型有机赘生物的形象”13（P170） ，是对生命体寄生基础上的自我增生与他体消耗。后来它才被认知为一种机体自身的状态：疾病的空间

15、与机体空间相叠合，感知疾病就是感知身体的某种方式。13（P215216）但无论怎样，具有病理生命的疾病是有机的，它与生命之间始终具有某种同构的相似性：疾病的秩序是生命世界的“复写” ，它们具有同样的结构、分工形式与布局， “人们在疾病中辨认生命，因为对疾病的认识正是建立在生命的法则上” 。13（P6-7） 与此不同的是，创伤始终代表一种匮缺，一种生命体遭受的亏损性8伤害。创伤的概念与机体有效抵抗刺激的屏障出现裂口有关；在造成“裂口”的基础上，它进而“在有机体能量的功能方面造成大规模的障碍，并且调动起体内一切可能的防御性措施” 。14（P30）疾病是有机的、 “亲生命”的，创伤却是无机的外部异质

16、物对有机生命的生生楔入。创伤引发的后续的有机生理变动，譬如感染，也只是创伤行为终止后的机体自身反应。 疾病有其自身的病理生命，因而内蕴某种时间延续性与发展余意，是一个长久的事项。创伤的一次打击却是即时施成性的，它意味着某种“中断”与“区隔”：创伤造成以后，异质性的外来物随即撤走，空余一个无辜、受伤的生命体。因此，疾病关联“时间” ，创伤关联“时刻” 。在空间意义上，疾病是整个机体的全局病变，创伤则是躯体的局部外损。此外，创伤联想还赋予施、受双方鲜明的价值分立，这种对施暴-受害者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却少与疾病相关。因而在时空联想上，疾病是全局性、弥漫性的，创伤则是局部性的，关联一个嵌入节点分隔出

17、的边界清晰的对立格局。 疾病的内向性也就是病因的相对隐秘，使得疾病的联想暧昧、模糊，易于创生神秘感与恐惧，所以多被当作隐喻用来描绘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失当的事物。相较之下，创伤的外向性在于伤口通常外露可见，致伤原因与对象相对容易认定，这就决定了创伤无法具备疾病那样含混的联想意蕴。此外，内部生发性的疾病通常意味着从一种健康、安定的状态患病，而创伤时常唤起对“争斗”的联想在斗争情境中受伤。与此相关，患病后总是期望恢复先前的健康状态，受伤则关联着对争斗中9对立一方的控诉与追责。 与疾病相比，创伤还独具“宣示价值” ，这是指对于伤病状态的公共宣称及其影响。疾病意味着身体内部的变乱，病因隐晦，病理趋向不

18、确定。它的暧昧不明使之在许多场合都成为言说的禁忌。因而个体性的疾病通常不具有很高的宣示价值。相较之下，创伤却极具可宣示性：创伤暗含施及对象的无辜受损意义，其因由又相对确定，因而在受伤与施暴者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明确关联激烈控诉，要求补偿；创伤的公共宣称也就能够渲染情绪，争取同情。无论是个人性的受伤事件还是群体性的创伤记忆，无疑都富有这样的宣示价值。而正如当代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所言，对于创伤记忆的文化建构正是要依赖这种对损伤性的宣称与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等层面进行补偿、重建的吁求。1 需要说明的是，创伤事实上也是一种广义上的病，疾病也会对身体造成

19、伤害，故而疾病与创伤这对范畴并非截然分立。本文仅在狭义层面基于二者的显著差异进行对举、阐发。下面我们将回归伤病修辞的历史语境，考察中国现代性体验中“病”与“伤”分别表征的两种心态类型。三、伤病修辞的“错位”与两类心态 依据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历史语境下伤病修辞运用中的一重吊诡。晚清“疾病”针对的是列强入侵这一民族危机，这种侵犯力量显然具有外来性。那么，这种危难的外受性不是类乎“创伤”吗？与此相反， “文革”其实是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官方对这一事变的最终认定也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10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5（P30） 。既如此，这种被言说为“创伤”

20、的内部变乱不是更像“疾病”？“词”与“物”的“错位”在这里发生了。但果真是错位吗？事实上， “言说”与“现实”间的能动性罅隙恰恰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修辞正是历史在场者心灵世界的“症候” 。一定程度上说，具有主体能动性与建构意义的话语与修辞，是否就可以视作某种社会现实？ “错位”了的伤病修辞其实正反映出晚清“士大夫”型传统文人和“新时期”体制化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变局时，迥然有别的心态特征。疾病隐喻负载着对生命体全局状态的内向体认，对内在病情的隐忧，以及对疗救、康复的渴望，这都与晚清智识者心系天下、忧国忧时的心态相契合。面对外强入侵，少见他们对侵略者激烈谴责，更多却是自感国体之病，在病体之内找原因：“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16（P2）晚清文人在疾病修辞中时时透露出对国体病况、民族存亡的深度忧虑，又不甘抱病等死，而是始终执着于寻找病因与疗救之方：“故必知其病根之伏于何处，又知酿成此病者属于何人，然后治疗之术可得而讲焉。 ” 10（P427）对他们而言，通过反躬自省与内部的变革性调整疗救整个病体，回复先前“天朝上国”的强健、安定状态，是自觉担起的责任：“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国之道亦在是。是在少年！是在吾党！”10（P432） 与此相对， “文革”后对内乱的“伤痕”认定，却传达出修辞主体的挫伤感与控诉、自清吁求，这正是基于创伤修辞所关联的二元分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