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安全阀”作用机制及其在.doc

1、1社会冲突“安全阀”作用机制及其在摘 要：社会冲突既有可能导致组织溃败，也可能引发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安全阀” 。社会冲突的“安全阀”作用得以发挥，营造了我国转型与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转型后期，有必要全面更新我国的“安全阀”制度与机制，从“社会安全”的理念出发，以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化为重心、以权利配置方式调整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社会冲突“安全阀”制度和机制，推动体制顺利转型和社会健康发展。 关键词：经济转型；社会冲突；“安全阀” ；社会安全；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26-05 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安全阀”理论一直受到学界的

2、热捧，也得到了大量事实的验证。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社会发展事实检验该理论，探索改进转型和发展进程中“安全阀”制度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我国转型后期化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冲突“安全阀”作用的理论阐释 1.社会冲突功能及其政策含义。在对社会冲突功能的认识上，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前者认为，冲突基本上是一种病态，主要具有破坏性，分裂性和反功能的后果（帕森斯） ，1是社会功能失调的表现（伦德堡） 。2后者则在批评前者狭隘性的基础上，拓展了对社会冲突功能的认识。达伦多夫借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方法，2辩证地看待社会冲突，认为动态的冲突性和静态的均衡性是社会的常态

3、，强调要善于利用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和反功能。齐美尔更是将目光转向社会冲突的正效应，科塞将齐美尔的思想条理化，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冲突功能二重性”理论，其中的社会冲突“安全阀”理论得到了学界的热捧，其主导思想是：冲突是社会的固有特征，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社会的“安全阀”和社会变迁的动力。 “安全阀”是社会运行的安全机制，旨在化解敌对情绪，使之不演化为激烈的冲突。3 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论的分野源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的变迁，两者并非决然对立，分歧仅体现在：结构功能主义关注“强冲突” ，因而冲突的破坏性被放大；社会冲突论者则是发现了“弱冲突” （频繁且低强度的冲突）的正效应，但并没有否认“弱冲

4、突”演化升级为“强冲突”的可能性，从而也就不可能否认冲突的负效应。换句话说，社会冲突功能的二重性是他们的共识。 既然社会冲突并非总是具有破坏性、分裂性和反功能的后果，甚至还具有社会“安全阀”的作用，那么一味地压制社会冲突，不仅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甚至可能引致更大的社会动荡。一个良性的社会必须搭建对立双方沟通的平台，让敌对情绪逐渐释放，同时，要及时防止冲突因子的积累升级，演化为激烈的争斗。 2.“安全阀”的作用机理。 “安全阀”的作用机制之一是社会冲突的缓释机制，即，主动为冲突提供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出口” ，让不满情绪缓慢释放，防止敌意倾向的堵塞和积累。 “安全阀”作用机理之二是“替罪

5、羊机制” ，即，将不满或敌对情绪引离原目标并让其排遣和3发泄。这种作用机理得到了心理学学理的解释对立、紧张情绪可通过向替代性对象发泄而消除。 研究还表明，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高度相关。2在民主的制度中，社会冲突的“缓释机制”和“替罪羊机制”都能正常启动，相反地，在专制制度下，表面上的令行禁止的现象后，敌对情绪在暗中积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在外力或者组织内“权力精英”的引领下，极易爆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导致组织的崩溃。 3.“安全阀”的制度设计思路。在学者们看来，导致社会冲突的潜在因素主要有：权力、财富和威望存在高度相关，报酬的分配，低的社会流动率（韦伯） ，4价值观冲突（科塞）等。2这些冲

6、突因素有物质性的，也有非物质性的（科塞） 。通常，在“权力精英”的引领下，这些潜在的冲突因素会引发现实冲突。5从根本上讲，冲突起源于对权力和权威等稀缺资源的争夺。 学者们没有简单地否认或压制冲突，而是努力寻找“冲突的制度化调节”的系列对策。6这些对策主要包括：首先，构建整合社会冲突的利益均衡机制要按照公平、公正、损益相当的原则配置利益。其次，为防止冲突瓦解公认的关系基础，必须为冲突设置制度化的“出口” ，即利用频繁且低强度的局部冲突阻止冲突的破坏性作用。再次，由于社会流动性与社会冲突负相关，因此，必须尽可能拆除人为的制度藩篱，增加社会流动性，让社会资源在充分流动中达到优化配置。最后，由于冲突会

7、因一部分人的“相对剥夺”感而产生，因此，需要构建心理疏导制度，以寻求冲突双方的心理平衡和和解。 4二、我国经济转型期“安全阀”作用机制构建及其效果 借用社会冲突理论分析我国经济转型，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转型的稳健推进得益于社会“安全阀”制度构建及其作用的正常发挥。 1.渐进性“诱导式”制度变迁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转型模式。体制转型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利益关系调整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基于对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的综合考虑，我国选择了渐进性“诱导式”制度变迁模式。正确的转型模式成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安全的重要保障。 与激进式转型不同，渐进式转型并不是在短期内全面调整已有的利益格局，而是逐步地、局部地

8、调整利益结构，这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利益冲突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首先，我国从经济基础最薄弱，人口比重最大的农村入手，且在“诱导式”制度变迁中，充分保护了来自基层民众的制度变迁的动力，因而，稳定的农村就成为转型期社会安全的基本保证。民众对转型认识上的基本一致性使转型阻力很小，一些“弱冲突” 、小分歧被巨大的发展成果所冲淡，没有发展到威胁社会安全的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的制度安排，至少在改革的初始阶段没有直接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反倒是全体民众普遍因改革而受益， “增量改革”的示范效应，使得转型的范围不断扩大（由农村扩展到城市，由非公经济延伸到公有经济，由新兴产业渗透

9、到传统产业） ，转型速度不断加快。先经济后政治的转型顺序安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护了原有“社会精英”的各种利益，实现了政治稳定，进而为社会安全运行创造5了条件。 其次，在转型成本分摊上，由于政府充分考虑了民众的承受能力，采取了“分步、后推、部分平均”的成本分摊模式，7转型前期阶段，民众的成本体验并不明显。随着转型的深入，转型成本和民众承担成本的能力同步增加，多数民众能站在转型和发展的大局上，主动承担成本，一些利益受损者的“相对被剥削感”还不强烈。只是到了转型后期，由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成本分担与收益分享不匹配现象，那些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才产生了强烈的“相对被剥削感” ，他们提出的权益补偿要求也

10、引起了关注，为此而做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凸显了民生主题和社会公平原则。这些政策正在对我国的社会和谐与安全产生积极作用。 2.科学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社会安全的基础。转型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科学发展才能缓解社会冲突。30 多年来，我国按照“双重转型”的要求，将顺利转型和健康发展确定为两个同等重要的政策目标，日臻完善的发展理念成为我国社会安全的基础。 在我国，从片面强调速度（上世纪 50-60 年代）到注重速度与效益的协调（70-80 年代） ，从“又快又好”地发展（90 年代）到“又好又快”地发展（21 世纪）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 、 “包容性发展”，从追求经济发展到追求“五位一体”的

11、全面进步，都表明我国发展理念的成熟。成熟的发展理念及其实施效果对社会安全产生了积极效果，因为，片面的、数量型、速度型、赶超型发展本身不可持续，还势必为未来社会埋下激烈冲突的祸根；只有全面、科学、包容型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源环境约束，让最广大的民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满足，社会6的和谐与安全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具体地讲，通过 30 多年的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实现了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粗放型向集约型、由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和外需向主要依赖内需、由高产出向低能耗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的转变，这些转变短期内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冲突，但由于这些转变立足长远，从根本上保证了发展方式的科学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

12、和安全。 3.基于“维稳”的制度设计是我国社会安全的保障。基于“维稳”的制度架构为社会安全提供了保障，这些制度主要包括：维稳的组织与领导制度（成立“维稳办” 、 “综治办” 、 “应急办”等）和维稳的运行机制（建立预警机制、风险评估化解制度、首问责任制、责任追究制等） 。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转型历史发现，除了这些直接面向冲突事件（又称“群体事件” 、 “突发事件” 、 “公共安全事件” ）的应急处理制度和机制外，我国还初步建立了利益表达机制（如，信访制度） 、协商机制（如，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听证制度） 、社会保障机制和民主参与监督机制（如，电视问政、微博问政，政府信息公开等） 。这些制度和机制着

13、眼防患于未然，是为消弥冲突设置的制度化“出口” 。 从实施的效果看，信访制度不仅成为了解民情、化解冲突的手段之一，而且成为公共政策的决策依据。工资集体协商和听证等制度，为冲突双方提供了充分交换意见的平台，通过协商和听证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隔阂和矛盾化解的过程。社会保障制度则使转型坚守了底线，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对社会安全产生了积极作用。公众舆论监督使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7也是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根本保证。 尽管长远地看， “刚性维稳”掩盖和引发了许多问题，但在营造改革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上功不可没。这已经作为一条重要的经验写入了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史。

14、 4.及时解决突出问题，舒缓社会冲突。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思路下，有针对阶段性地集中解决突出问题是我国维护社会安全的一条重要经验。尽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直是我国倡导的战略思想，但是，在转型发展和社会建设中，我国不时表现出“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况且大国经济发展，不可能做到均衡发展，在特定时期，一些突出的问题就会显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及时调整思路，集中力量解决问题，维护了社会安全。突出的成绩体现在：（1）转型之初，针对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扩大开放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到 90 年代，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显现出来，一些民

15、族品牌被吞噬，于是，我国及时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的要求（1992 年，2012 年） 。发展方式和对外政策的及时调整，维护了我国的产业安全，也维护了社会安全。 （2）在区域经济发展上，针对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西部、中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政府先后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 年）和“中部崛起”计划（2004 年） 。这两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于调整我国生产力布局、维护民族团结、防止“中部塌陷” ，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社会安全作出了贡献。 （3） “东北振兴计划”8（2004 年）和“三农问题”解决方案（2007 年）的相继推出，旨在解决传统产业的升

16、级转型问题，这些战略安排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4）转型后期，收入差距过大、权力腐败、就业困难等问题成为危及社会安全的重大隐患，为此，政府提出了“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结构调整方针，大幅度增加了公共投资，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加大了对权力的监督和腐败案件查处力度，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性反腐措施，并初步取得成效；政府将就业工作定义为“一把手”工程，在就业促进和失业救助上同时出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不同阶段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无论这些是源于转型和发展的政策失误，还是源于渐进式转型本身的特点，对社会安全的威胁都是现实的。有针对性地集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快

17、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是使因此而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得以释放，社会安全得到有效的维护。 5.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政府主动设置的“安全阀” 。如前所述，社会安全需要民众的心理调适。 “和”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在社会大变革、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维护社会和谐需要高超的智慧。 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随后，成为我们党执政的战略任务，转化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个人、社会与自然、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成为新时期判定政策绩效的重要依据。全面落实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就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会为我国社会的转型9和发展

18、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将“和谐社会”的理念落实到政府的决策上，就是政府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更加关心民众的福祉，民众因此而信任政府，主动承担转型成本，政府与民众的互信成为社会安全的根基。当“和谐”成为民众的行为准则时，民众会将许多局部的、非原则的冲突置于事业发展的全局中重新权衡，主动寻求解决之道，因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社会安全也就具有稳定的心理基础。 “安全阀”作用的启动是有条件的。如上所述，转型前期，我国的社会冲突在“弱冲突”的值域内，社会冲突的“安全阀”作用已经显现出来，但在转型后期，原有的“安全阀”制度设计和作用机制效果不再明显，建立新的“安全阀”制度就显得十

19、分必要。 三、转型后期我国社会冲突“安全阀”的调整思路 渐进式体制转型自身的特点和我国转型中的偏失，使转型后期成为矛盾凸显期，利益关系的深层调整难度加大，构建新的社会“安全阀”需要引入如下新思路。 1.从维护社会稳定到实现社会安全。党和政府深知社会稳定对于发展与改革的意义，稳定被定义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硬任务” ，30 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证明了以上认识的正确性。然而， “维稳”暗含着维持现状的涵义，难免衍生出掩盖矛盾、延缓创新的弊端，不惜一切代价的“刚性维稳” ，导致制度外的解决方案和法外开恩的处事规则大行其道，制度与法律的权威性被破坏，解决问题的公正性缺失，引发出“解决一个矛盾引发多个

20、矛盾”的严重后果，多个矛盾的积累升级，往往成为引10发更大社会冲突的导火线。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群体事件呈快速上升之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稳定的社会不一定是安全的社会。从社会安全的角度讲，减少“强冲突”是第一位的，因此完善制度设计理念，严格依法行政是社会安全的前提。一旦冲突已经发生，要尽量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对于现有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路径就是冲突双方的民主协商，尽管有时协商过程是漫长的，但比起“速战速决”导致后患无穷的尴尬后果来，其效果更加稳定和持久。在社会安全的视域下，社会冲突并不是洪水猛兽，局部性的“弱冲突”使民众与政府的各种诉求得以充分表达

21、，从而使冲突获得合法的“缓释”出口，特别是，政府可以借此机会有效传达行政理念和决策依据，寻求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使冲突成为改革和发展力量的聚合过程。 从维护社会稳定向维护社会安全的升级，需要实现一系列的转变：（1）在理念上，要改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看法，允许民众质疑现有的政策，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表达诉求。 （2）在手段上，要改变以管控为主的做法，致力于排查隐患和完善制度，也就是说，要将工作重心前移，由事后的危机处理转向事前的防患于未然，将事后危机处理作为防范失败后的补救措施。 （3）在工作效果评价上，不能因冲突事件发生而全面否定各级组织的工作成效，而是要看民众的满意度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情况。 要看到，维稳的理念是静态的，手段是单一的，有时还是粗暴的，绩效评价标准生硬且缺乏科学性。维护社会安全以社会可变为前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