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变化对新时期党群关系的挑战.doc

1、1社会阶层变化对新时期党群关系的挑战摘 要：新时期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挑战。阶层利益的冲突、价值取向的多元、执政基础的流失、社会资源的配置考验着我们党的整合能力、领导能力和领导方式。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增强新时期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阶层变化；新时期；党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4-0054-04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

2、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可见，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命线。进入新时期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党员干部中出现的思想认识上的“淡化”和“分化” ，都使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贯彻面临着复杂课题。就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当前社会阶层分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由此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化导致利益冲突和矛盾对抗，这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挑战。 2一、阶层利益的冲突考验党的整合能力 党群关系归根到底是利益代表关系，执政党要代表好群众的利益，就

3、必须整合好各阶层群众的利益。然而社会阶层分化导致人们的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整合社会利益的难度不断增大。 “社会冲突是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争夺与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1。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但当前阶层利益冲突依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正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富二代” 、 “官二代” 、“穷二代” 、 “农二代”等极具时代特色的新名词深入人心、蹿红网络、招来热议，公众的焦灼情绪呈现弥漫态势。从几年前杭州富家子弟飙豪车撞人致死案，到因扬言“我爸是李刚”激起民愤的河北大学撞人案；再到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标准

4、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 “二代”现象的出现乃至被标签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失衡的写照。 “官”与“民” 、 “富”与“穷” 、 “强”与“弱”的社会断裂与对立，透过一个个公共事件展现得淋漓尽致，不断刺激着社会各界的神经。但是必须认识到， “富二代” 、 “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社会要“拒绝的人” ，那些通过自身努力和公平竞争继续延续前辈辉煌的“二代”们同样应当被社会所尊重和认可。我们要做是不能让“富人”的孩子和“官员”的孩子不依托努力和奋斗，而是依靠雄厚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永远成为“富二代”和“官二代” ，更不能让“穷人”的孩子因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永远成为“穷二

5、代” 。否则，整个社会将陷入丛林法则的陷阱之中。 3在社会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思想工作、简单的资料分配和纠纷化解，而是内涵更加丰富、领域不断拓宽、任务颇为艰巨，延伸到了解决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冲突、分配公共资源等方面。物质利益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交织；社会民生问题与个人具体愿望叠加；不同群体和个体往往都从各自的利益要求出发，导致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复杂。很多突出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激化升级，预防和处置各阶层群众问题的难度不断加大。 但应当肯定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而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又是有差异的。由此构成的矛盾引发

6、了另一个问题，即执政党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怎样协调的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方面要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努力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避免出现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严重对立，这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如何代表好不同阶层的社会利益，协调好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厘清这些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源，探索出化解矛盾、消除冲突的办法，营造出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机制，是执政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价值取向的多元挑战党的引领能力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制造” 、 “中国速度” 、 “中国力量”一个个华丽

7、的词汇正在不断地被世界的辞典所记载，中国正以一个开放的姿态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如同所有高速发展的国家一样，中国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矛盾和4问题，其中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尤为突出。在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了多重价值标准，这在增加人们价值比较和价值选择的同时，也容易带来心理的迷茫，让人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个人主义成为了时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受到追捧。人们不断地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诸如“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等等的真实坦言。这种对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过度张扬，模糊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 同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发生了很

8、大的变化，市场取向支配了人们对自身的阶层定位和阶层期望，传统的社会主义利益标准表现出了各种对时代发展的不适症状。当面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取舍的时候，市场取向很容易使社会成员突出个人利益而忽略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由此也带来了社会成员对党的认同从过去单纯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人们不再迷恋权威，独立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空前增强，社会公平、公正理念不断提升。在社会各阶层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经过相互激荡后，一旦部分社会成员发现他的价值追求与党的价值目标出现部分偏离，就会对执政党的认同或信仰产生动摇或怀疑。此外，信息时代的发展使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网络这一便捷的渠道宣扬和传播其价值观念，挑

9、动了部分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党的理论的困惑和质疑，并将这种负面的情绪和思潮通过网络媒体无限放大。 应当肯定，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日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已经显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不仅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在观念多元对比中拓宽视野、更5新观念，也有利于人们多角度、多途径地尝试适应社会生活的方式，寻求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最佳方案；另一方面，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也容易催生社会隔膜心态，人们考虑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更多地置于社会阶层利益，使某些阶层之间对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产生巨大的观念冲突，从而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信任危机。因此，当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

10、呈日渐式微之势，执政党的引领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执政党而言，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既要承认社会思潮、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存在，又要防止这种多元化导致的脱离和危害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执政党将面临如何协调好阶层分化的市场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处理好由市场取向引起的思想信仰、文化欣赏、道德标准、生活情操等多元化的严峻考验。 三、执政基础的流失影响党的执政根基 在构成党的执政基础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群众。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其直接的效果就是巩固与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全面架构党执政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基础。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党的执政基础的结构显现出不同于计

11、划经济时期的特点：首先，呈现出多元性特质。任何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都包含了由特定方式链接在一起的不同阶层或利益群体，而非一个整体的平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新兴的利益群体或阶层虽然是未来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方向，但依然不能替代工人农民在人口中占据数量优势，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还不能称之为根本性的结构转变。其次，表现出流动性特点。人民群众对党的选择权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执政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6党的政策不能契合他们的需求，执政基础就会出现流失的可能性。再次，具有了层次性特征。不同阶层的群众对党的认同度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存在差异性。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也不同程度上消

12、解了群众对党的认同。这三个方面的特点都隐含了执政基础部分流失的不确定性。 以我们党传统执政基础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例，当人们一提到弱势群体，就会不自然地联想到农民、下岗工人、失业工人，等等。部分工农群众被称作弱势群体，有某些不可回避的历史因素，但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应当清醒地看到执政资源部分流失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必须不容忽视的隐患。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总体上呈现快速上升态势，从 1997 年开始更是大幅度上升。1994 年为约 1 万起，1995 年为 1.1 万起，1996 年为 1.2 万起，19

13、97 年上升为 3.7 万起，2001年为 4.3 万起，参与人数从 1994 年的 73 万人次上升到 2004 年的 376 万人次2，2007 年、2008 年、2009 年都超过了 9 万起。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 “百万级点击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从石首事件、瓮安事件到泸州事件，从“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 、 “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 、 “贫困县县委书记戴 52 万元名表事件” 、 “表叔事件”、 “房姐事件” ，等等，这些群体性事件中的大多数参与者来自工农基本群众。究其原因，工农阶层向上流动的需求与实际渠道不畅造成的对立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

14、会的巨大发展，使群众不只满足于“吃饱穿7暖”的基本需求，他们更加期待均等的发展机会、畅达的上升通道以及公平的地位认同，并且不同的阶层会因其阶层利益取向各有侧重，对物质、政治、文化的多重需求存在差异。对整个社会而言，促进工农阶层的转化是形成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关键所在。而现实状况却是：对于普通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而言，成为农民工是目前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但是成为农民工后也会出现所享受的薪资、劳保、社会福利等待遇得不到充分保障，受到很多不公的待遇和歧视等等困扰；对于产业工人阶层而言，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导致他们原先可以向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机会逐步减少，上升通道受阻后出

15、现社会地位滑坡、利益受损现象频生，这一阶层逐步转化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部分弱势群众的基本生活发展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减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久而久之，执政基础流失现象就会产生，严重的就会直接影响到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因此，在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主体力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在新时期贯彻群众路线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社会资源的配置检验党的领导方式 从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经济利益关系，任何时期的社会关系的本质都是经济利益关系，任何时期的社会历史活动，都可以从经济利益冲突中找到痕迹。因而，阶级阶层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经济

16、地位具有本原的特征，对生产资料的占用决定了各个阶级的地位和阶级关系。由此，社会阶层分化与资源配置方式密切相关。然而在不同的时期，社会资源配置的特征是不尽相8同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在分配给社会成员时都有固定划一的计划做出明确而基本不变的安排，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分享与执政党的指向紧密相连，通常以“全控型”来概括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特征。因此，高度集权的体制架构便于增强执政党的凝聚力，党对社会基层组织和阶层的渗透效率很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营方式的运作，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也从“全控型”向“分散型”转变。阶层分化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分享处于差异极大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中，利用和享有社会

17、资源的多重选择对不同阶层的组合起着向心力的作用。 以教育资源为例，过去对平民或农家子弟来说，教育是改变命运的主要路径，但当前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流动方向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国家在经济投资上的巨大差距，直接导致各区域间在基础教育资源上的配置差距。从教育经费来看，2000 年，东、中、西部地区小学、初中的生均经费差距在 2 倍左右，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 2.5 倍左右。从具体省份来看，上海市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最高（2791 元） ，河南最低（261 元） ；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海最高（448 元） ，陕西最低（不足 9 元） ，其差距分别达到10.69

18、 倍和 49.78 倍3。为此，从 2010 年起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高 100 元，即：东部地区年生均达到小学 450 元、初中 650 元，中西部地区年生均达到小学 400 元、初中 600 元。同时，为解决农村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对不足 100 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 100 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从 2010 年起将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天提高 1 元，年生9均补助标准达到小学 750 元、初中 1000 元4。另一方面，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教育费用攀升成为沉重负担。仅在西部一些城市，2010 年就读优质公立幼儿园的费

19、用都已逼近重点中学，读大学本科普通专业仅 4 年的学费就达 2 万元左右，如果是艺术类专业四年的学费高达 6 万元。按现价计算，要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支出在 20 万元以上。应对这样的“高消费” ，工薪阶层父母压力都很大，社会底层人群更是难以承受。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西部某省会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 33.3%，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 26%，而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 2.8%5。 “精英教育”理念使国家的教育投资长期集中于高等教育和城市居民教育，优秀基础教育资源也明显偏向于重点学校、城市和发达地区，虽然法律上规定在基础教育上，人人平

20、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是在缺乏充足财政保障的情况下，落后地区和农村个体的受教育权利只得到部分或低水平的实现，历史一直延续的重点配置政策取向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取向仍然有遗留影响。 事实上，由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而形成阶层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形成这种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社会的现代性要求阶层间的边界是开放的，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应该更多地依据其后天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先天的出身背景，如此才能增强普遍的公平感和发展的生机活力。但是必须认识到，阻碍社会公平的体制性因素仍然存在，我们可以透过阶层固化的趋向中看到这一实质。一旦这种现象固化为新的社会结构基础，则没有阶层能真正从中受益。因此

21、，如何下定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改变妨碍社会公平的体制要素，继续释放10生产力；如何通过新型体制建构满足新的发展阶段的社会公平要求，防止 30 多年的改革成果趋于固化，这对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 总之，在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新形势下，正确认识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所面临的新挑战，是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前提。对此，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 ”6我们必须从化解执政风险和巩固执政之基的高度，正确把握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深刻认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 参考文献： 1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 2胡鞍钢，等.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155. 3刘 欣.基础教育政策与公平问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8-159. 4生均公用经费将提高 100 元EB/OL.（2010-11-19）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