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干之助的唐代文化研究.doc

1、1石田干之助的唐代文化研究摘要：石田干之助关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其所著长安之春一书中，主要包括对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校勘、注释、考证、论述及对其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与变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虽非石田干之助的主要业绩，但他却开拓了近代日本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 ；唐五代笔记小说；胡人买宝故事；学术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194?06 近代以来，西学的传入，改变了日本的文学观念，使文学研究从经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

2、的学科研究；近代大学的设立与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使得文学研究获得了学术地位，并得到了现代学术制度的保证；文学史的撰写、敦煌变文的发现、俗文学概念的提出，特别是东京大学等日本最高学府中国俗文学研究课程的开设，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性质和地位，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建立；近代报纸、专门的学术刊物、出版业的发展为学者们发表学术成果提供了平台，藏书机构的建立则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石田干之助（18911974）虽然并非专门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但他对唐五代2笔记小说的研究仍然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 石田在日本汉学史上是一个相当特

3、殊的人物，因为相对于其他日本汉学家而言，他较少地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东洋文库的筹建和西方汉学的介绍与东西方交流史的研究。他对汉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唐代文化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他的唐代文化研究，具体地说，就是长安之春这部著作的成书1。该书是他有关唐代文化研究的结集，但有些文章的形式和行文风格，更像是札记或随笔，部分文章如当垆的胡姬 、 骊山温泉 、长安盛夏小景等，甚至是一篇篇难得的美文。他与芥川龙之介为同窗好友，据说后者的小说杜子春便是受了长安之春的启发而创作的。 关于研究缘起，石田在引言中曾有这样的表述2： 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常出现这样的故事：即某人

4、偶然得到某个宝物，而当事人并不知是宝物，后来偶然被西域胡商看见，知其极为珍贵，以高价买下。那么，这些故事在民间文学中有何意义？其它国家或民族有没有类似的故事？笔者才疏学浅，无法回答。为了给民间文学研究者回答这些问题多少提供一些参考，也因不忍舍弃这些故事，故搜集了一些，并将其译出记录于此。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实？反之，这些故事又汲取了多少当时的史实呢？ 石田的研究虽然没有系统地回答自己提出的上述问题，但他也绝不仅仅只是“搜集了一些，并将其译出记录于此”而已，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3一、对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可谓源远流长，日本最初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可

5、以说就是从译介开始的，但主要集中在明清通俗小说上，而文言小说的译介相对要少得多，故石田在研究唐五代笔记小说时，也从最基础的翻译开始。由于石田处在从江户时期、明治初期的汉文训点到用现代日语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转折时期，因此，他的翻译就有了时代意义，且他并非只是简单地对原著进行直译，而是带有学术性的编译。之所以称为“编译”而非“翻译” ，是因为石田在这方面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将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胡人买宝故事搜辑出来，二是根据论题需要进行校勘、编辑，而非纯粹直译。 胡人买宝故事散见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石田从中搜辑编译出 19 个故事，并一一考其出处，分别 是3： 菩提寺僧卖“宝骨”给胡人的故事（见于段成

6、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京洛寺塔记之释门故事 、 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宝骨 ） ； 杜陵韦弇把仙女授与的宝物卖于胡人而致富的故事（见于张读宣室志 、 太平广记卷四百三、杜光庭神仙感遇传 ） ； 临川岑氏卖白石于胡人而致富的故事（见于徐铉稽神录 、 太平广记卷四百四） ； 守盐船者得宝珠并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原化录 、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乐安任顼救龙得珠并卖于胡人而得重价的故事（见于宣室志 、4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一） ； 长安西明寺僧卖“青泥珠”给胡人的故事（见于戴孚广异记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扶风旅舍店主人将门外方石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广异记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长安大安国寺僧卖“水珠

7、”于胡人而得重金的故事（见于牛肃纪闻 、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魏生卖“宝母”于胡人而致富的故事（见于皇甫氏原化记 、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元陶宗仪说郛 ） ； 冯翊严生得到“清水珠”并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宣室志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11某书生得到珍珠并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广异记 、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12 吴郡陆颙将腹中奇虫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宣室志 、 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六、明商濬稗海 ） ） ； 13崔炜入洞窟得“阳燧珠”而以重金卖于胡人的故事（见于郑贳才鬼记 、裴铏传奇 ） ； 14某书生卖“破山剑”于胡人的故事（见于广异记 ， 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二） ； 15长安某生从邻家

8、胡人处得宝珠并卖于胡商的故事（见于皇甫氏原化记 、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16 李勉同情病重的胡人而得宝珠的故事（见于薛用弱集异记 、5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17 李灌同情病重的胡人而得宝珠的故事（见于李冗独异志 ，太平广记卷四百二） ； 18李约同情病重的胡人而得夜光珠的故事（见于李绰尚书故实 、 太平广记卷百六十八、宋王谠唐语林 ） ； 19 洪州的胡人用重金代奇宝的故事（见于广异记 、 太平广记卷四百四） 。 此外，他又在再版附记中指出，还有些故事如刘贯词将罽宾国的镇国之碗卖于胡人的故事（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一所引续玄怪录 ） ，宜兴姚生的名为“龙食”的神奇食物让胡商大吃一惊的故事（太

9、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四所引逸史 ） ，洪州卢传素看见他外甥化成的黑驹恳望胡将军买它的故事（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六所引河东记 ）等，也是应该增补进去的，但他没有再对上述故事进行编译。 以上所编译的故事，虽然都收录于太平广记 ，但石田并非仅是从太平广记中摘译出来，而是尽量找出原始出处，经过严密细致地比对与校勘，在每则故事后都写了校记，每则校记虽详略不同，但都可以看出他深厚的文献功底和精于细节的考证态度。这些校记大致包涵了以下内容： 第一，每条校记都指出了该故事的出处，并尽可能地追溯其原始出处。关于故事出处已见于上文，不赘述。 第二，指出前人尚未发现的脱误问题。如他在对第一则故事的考述中，以太平广记各版本

10、中最善本的明代谈恺刻本为底本，参照许自6昌刊本、清代黄晟刊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等，发现各本都有脱误。即酉阳杂俎续集中“胡商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 僧试求百千”一段脱落，混入了后面第十九则故事中，造成故事无法理解。而这一点，在石田之前尚无人指出。作为照应，在第十九则故事的校记中指出，有相当部分的文字讹误和字句脱漏、文意稍难通，上文“宝骨”的故事里的内容混入了本故事中。 第三，比较各本之间的异同。如指出第二则故事也见载于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传 ，文字上与宣室志所记故事有所出入，但大意相同，只是神仙感遇传结尾处附加了仙女在唐玄宗梦里传授秘曲紫云的情节。第十一则故事传本文字有几处讹误，

11、文意也有不明之处，各本之间文字也有异同。第十二则故事只是和原本（收于明代商濬稗海 ）相比， 太平广记的字句多少有出入，且太平广记各刻本之间也有异同。 第十六、十七、十八则故事较为特殊，和之前的故事并非同一类型，就是作为接受方的胡人变成了给予方，而接受方则有唐代官员充当，更重要的是由买卖变成了赠送。第十八则故事十分凌乱，似有部分内容脱漏，应是前两个故事的变形， 太平广记在记载前两个故事的地方（卷四百二）文末有“又尚书故实载兵部员外郎李约，葬一胡商，得珠以含之，与此二事略同”的说明，同样的故事还见于宋代王谠的唐语林 。 第四，说明编译的原因。如第二则是因为原文前半部分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省去不译。

12、第五则故事原文前半部分，详细描写了任顼如何7救龙的情节，只翻译与本文主旨相关的部分。第十二则与故事大意关联不大的一两句话省去不译。第十三则故事原文在崔炜卖珠时详细追叙了得珠的经过，与本文主题无直接联系，姑且割爱不译。第十五则故事原文最后部分文句有脱误或讹舛，稍有文意不通之处，暂且译出其大意。 日本汉学家与西方汉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日本汉学家在从事研究时最大的便利之处，就是他们处于汉字文化圈内，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他们可以直接阅读汉文文献，有些甚至直接用汉文写作学术专著，而汉文对于西方人而言，其难度之大往往令他们望而生畏，清代来华传教士常以满文译本的汉文献为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二者在汉学起

13、点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石田虽然是近代日本汉学史上的第二代学者，但他们的汉学修养与第一代学者相比并不逊色，在东方学研究方面，他们自信会比西方人做得更为出色。4 具体到石田本人，他深厚的文献功底当与东洋文库的建设有关。东洋文库之于近代日本汉学的重要意义，不必赘述，而这个著名的东洋文库就是石田经手筹建的5，以后他又在东洋文库工作了十七年之久，把东洋文库办成东方研究的一个著名的机构。他的后学榎一雄曾评价说：“以经营莫理逊文库、东洋文库为中心的这十七年间的活动，就给学界带来无法测算的利益这一点上来说，可以说是石田博士学术上最大的功绩。 ”6由于石田与东洋文库的这种特殊关系，他在研究中特别注意版本校勘和

14、文献考据，就不难理解了。 二、对胡人买宝故事的考论 石田的研究工作当然不止是编译和校勘，他还对这些故事做了注释8和考证。注释部分除了对故事中一些地名、典故、词汇进行解说以外，还对文意进行疏通，间或还以日本相关地方进行比对，以使他的编译能尽可能地明白晓畅，这些知识的介绍，对于汉学修养不太深的一般读者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如： 第一则故事中的“平康坊”：平康坊位于长安左街，东市西北方，是一个以有众多高门豪宅和名刹大寺著称的地方，也是长安歌楼美妓聚集之所。 第十则故事中的“岘山”与“长安春明门”：岘山在襄阳县南，西晋羊祜尝在此登山游览。他死后，百姓在山上为他立碑纪念，人们见到那个纪念碑就会想起羊祜

15、，并感到很悲伤，所以叫做“堕泪碑” 。长安春明门是城东偏北第二门，就像日本京都的三条口一样，是由东入城的必经之路，因此人员往来众多，是个非常繁华富庶的地方。 第十二则故事中的“本军” ，此处指本贯、乡里。胡人自称南越人，即南越（广东、广西）一带来的人，这与“航海梯山来中华”一句，似有矛盾。南越一带是西域胡人聚居之地，所以“长蛮貊中”的胡人长期居住在南越一带并自称南越人是可以理解的。 第十七则故事中的“建昌”：建昌在洪州（今南昌）北、鄱阳湖西岸深凹处附近，之前一直叫做建昌，现在改成永修县，县城并不临湖，上文开头说“把小船靠在岸边” ，是指把小船靠在从县城望去能看见的湖岸，且有河流穿城而过。 考证

16、部分，主要是考证与故事相关的地点。如果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来研究这些故事，或许会更多地从人物、情节、环境等文学创作技法的9角度入手，故事本身的地点并不重要，而石田作为史学研究者，这正是体现他文史互证研究法的地方，也是日本汉学中历史地理学高度发达的一个缩影。考证性的文字并不多，但涉及宗教、外语、地理交通等诸方面，颇见功力，如： 第六则故事中“西国”的考证：西国，具体位置不明，但从与之同时进贡的毗娄博义天王的颔骨和辟支佛的舌骨的记载来看，有可能是天竺。毗娄博义天王疑是毗娄博叉的讹误，梵语Virpksa 的音译，龙王的守护神，在中国被尊为二十四天尊之一。此外，辟支佛可能是梵语 pratyeka budd

17、ha 音译简称，应译作“毕勒支底伽佛” ，意为“独觉、圆觉、缘觉” ，这是某个修行境界的称号，而非某个佛的固有名称。 第九则故事的综合考证：故事中没有明言魏生是哪里人，但从“历任王友” ，避乱岭南等来看，有可能是长安、洛阳一带的人。另外，从其它类似的故事来看，市镇上有许多旧相识的胡商，也有可能是长安附近。当然，长安、洛阳、南昌、扬州等虔州以北、胡人较多的地区都有可能。虔州，即今赣县，位于江西省西南隅，靠近广东省，自岭南北归或由北方来岭南，这里是水路必经之地。关于水上交通路线，李翱来南录中有详细记述。本故事还收于说郛 ，幸可参照。 在编译、校勘、注释、考证的基础上，石田归纳出了这些故事的特点：

18、第一，得到宝物的途径多种多样。一般是宝物本来就在他手里或因偶然机会到手，但有五六个故事是因帮助他人而得到的谢礼。其中有三四个故事是说，对方是从外国来华并身患重病的胡人，当事人如何同情10照顾对方，对方将宝物作为报答而赠送给当事人。也有极少数开始就告诉和授与宝物的情况。 第二，作为买方的胡人不断加价，最后不惜重金买宝。虽然胡人有时也还价，但当他答应出重价买宝时，当事人又因故没得到本应得到的重金（第十四则故事） 。另外，第十六、十七、十八则故事都缺少了当事人卖宝的情节，这大概本是某个固定模式而脱落了最后一部分，已见于上文的校勘。第十六和第十八则故事中的得宝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石田认为，他们能

19、做高官或许是因卖宝所得也未可知。 第三，当事人在得知是宝物时，打听宝物的名称、来历及用途，有些故事中胡人有说明，但有些没说明。这些宝物大都具有异常的不可思议的功能，要么放在沙漠中就能得清水，要么能以一宝而得数宝，要么能劈波斩浪、开山破岳而十分容易地进入宝库。这些都是外国流失已久并重赏搜寻的宝物。类似这样的故事有三个。 第四，也有当事人主动卖宝给胡人的情况，但胡人得知有宝而求购宝物的情况更多。前者一般是当事人自己觉得胡商一定会买，或是有人告知当事人胡商一定会买。后者一般是胡商具有某种对宝物的感知力，又十分留意求宝之事。 石田进而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指出研究胡人买宝故事的意义与价值： 其一，故事中西域人出现并非偶然，反映了唐代西域胡商来往中国各地进行商业贸易的情况，可以作为对史籍记载的补充。 其二，胡人能出得起高价，意味着他们之中或许有巨富大商，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