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doc

1、1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摘 要：明政府尊崇程朱理学，推崇朱子家礼 ，但社会上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仍广泛存在。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朱子家礼自身存在不足，不良风俗的阻挠、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情、恩义、宗族以及人们认识不同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从礼制史角度来认识明人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礼制诸多共性，即礼制有时代性的特征、变通创新是礼制发展的规律、礼制的普及需要破除恶俗、礼制的实施需要考虑社会现实等。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礼仪的缺失，建立既适应当代社会，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礼制，是需要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明代；朱子家

2、礼 ；礼制 作者简介：王志跃，男，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从事宋明礼制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 ，项目编号：12&ZD134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63-07 南宋大儒朱熹所著朱子家礼 （以下简称家礼 ） ，在元代十分盛行，至明代，在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动下， 家礼传播与实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不仅大明王朝所辖范围内积极推行与宣传该书，而且韩2国、日本等也或多或少地加入了这一运动1（P16-21） ，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延续至今。1 国内外学者在明代家礼研究上

3、也取得许多颇具分量的成果。2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成果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人们如何遵循家礼上，而对明代不遵循家礼的现象，则并无涉及或鲜有探讨。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明代不遵家礼的问题略抒己见。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严酷的现实：理学独尊下的不谐之音 明朝自建立起，即推崇程朱理学，自然朱熹所著家礼亦获得了帝王的青睐。太祖四亲神主，其制度即依家礼2（P1446） ；太祖薨，建文帝作神主，依家礼用栗2（P1446） ；成祖永乐年间，又“颁文公家礼于天下”2（P1224） 。显然明初帝王推崇家礼 ，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明代仍然存在不遵行家礼的现象。 明人不遵家礼的表现形式多样，

4、千差万别，但概而言之不外乎两大类，即部分不遵与完全不遵。以下我们根据史料，对此做一考察。 在明代，人们并不是专从家礼的，他们在实施家礼时还参考其他官私仪注、政典及先儒言论，具体说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其一，参酌大明集礼 、 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兵部尚书王在晋曾指出：“冠婚丧祭，有文公家礼在，有大明集礼及会典在，吾儒当一一遵行。 ”3（P448）显然，王在晋虽然没有否认要遵循朱熹的家礼 ，但同时强调还须遵循大明集礼 、 大明会典 ，两者并重，结合施行，不专从家礼显然可知。我们知道，朱熹家礼3是南宋编成的私家礼制， 大明集礼与大明会典是参酌古今而成的一代官方典制，两者并用，则带有古今结合、官私并重的

5、意味。 其二，参酌书仪 、 郑氏家范等私家仪注。 家礼本身就是家庭礼仪，由于朱熹的声望，它成为民间日常生活礼仪的重要规范，但家礼并没有成为“唯一” ，明人在实施中通常将它与其他私家仪注结合而行。如明末刻书家毛晋家祭，即“折衷司马氏书仪 、朱子家礼行之”4（P519） ；桂岩书院四时之祭，则是“杂用家礼及郑氏世范 ”5（P303） 。 书仪 、 郑氏世范与家礼一样，都属于私家礼仪。 其三，参酌古礼、诸儒言论等。 家礼是朱熹删节古人礼仪兼摄宋儒言论而成，去取只能代表朱熹观点，斗转星移，明人在实施家礼时还常参考古礼及其他诸儒言论。五经博士刘 葬父，即“酌取厚终礼及文公家礼 、 家礼仪节行之”6（P1

6、93-196） ；而进士倪宗正则认为时人修家（族）谱，当“多采摭家礼 、 仪礼等篇及诸儒议论”7（P454） 。 显然，明人既取朱熹家礼 ，又参酌其他官私仪注、政典及先儒言论来实施家庭礼制，体现出与家礼不甚吻合的现象。他们的具体做法又不完全相同。 首先，掺以时制。礼仪制度随时变迁是必然规律，后代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完全遵循前人所定之制，因此便会出现所谓的“时制”后人所行的当时之制。时制适合当下社会需求，有一定权威性，同时也便于时人日常所行，易于遵循。明人在实施家礼时，既参酌家礼 ，又以时4制进行调整。史书所载，明人在冠、婚、丧、祭四礼中均曾掺以时制。冠礼，如天顺时首辅李贤长子加冠，巾帽、衣带、绦靴

7、即“参用今制”8（P779） 。婚礼，如父东、母西、女南等制，据学者王廷相言，明代皆“一本诸时宜”9（P257） 。丧礼，如孝慈录规定父母丧服一并斩衰三年后， 大明律和明人撰述的各种私家礼书也往往以其为准。祭礼，如安徽歙县程氏忠壮、柏山两祠祭规，即“悉用家礼 ”，并“参以时制” 。10（P446） 其次，融入风俗。风俗乃各地人们长期形成的道德意识与行为习惯，具有地域性、稳定性、多样性等特点。积久之习难改，因此，只有“缘俗行礼”才是明智之举。明人也深谙此道。如司训赵瓮即“常念丽江丧祭过侈，乃取考亭家礼 ，酌以俗宜，编次为书，名曰丧礼仪节 。发梓以遗乡闾，乡人翕然从之”11（P410） 。又，山东

8、德平葛引生在编著家礼摘要时亦常常援俗入礼12，以便推行。此外， “如冯善、汪褆、吕坤、宋 、吕维祺等人无不如此”13。以至有学者认为， “缘俗行礼”是明代家礼学者共同的观念14（P22） 。 再次，选择吸收。朱熹家礼是参酌古礼与司马光书仪等书而成，在明代仍具有较高声望。因此，明人对家礼的内容采取了选择性吸收。如儒生万吉，其家子弟冠礼遵循古制，但婚、葬、祭三礼，则“率准家礼从事，不为苟简”15（P462-464） 。儒官王绅则建议其兄建庙仿家礼 ，其他庶事则取法郑氏家规 。16（P766） 最后，删简家礼 。 家礼很大程度上是大幅删削古制而成，原本已极简明，但明人为了更好地推广家礼 ，则对家礼做

9、了进一步的删5减。如易简编 ，即山东视学副使朱天球取家礼删纂而成，布在学官，令士庶遵守， “自是东土彬彬有昔日邹鲁之风矣”17（P402） 。又，谢省任宝庆知府时， “撮朱文公家礼 ，作十勿诗 ，俾民诵习之” ，结果“境内肃然” 。18（P473）不难看出，删简家礼的确有利实施，但却是以牺牲完整遵依家礼为代价的。 除上述部分不遵从家礼外，明代还存在完全不用朱熹家礼的现象。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况：一为自纂家礼。成化时进士石巍认为“文公家礼与时俗多不合”19（P865） ，乃远酌礼经，近依律例，自撰家礼，行之曹县。二为遵依其他礼书。晚号留余道人的夏时正，便“以朱子家礼为未成之书，而晚年多从仪礼 ”20

10、（P112） ，废家礼而不用。三为遵依当地习俗。明人曾记载扬州一带的礼制情况：“冠礼多不举行，婚礼每不亲迎，丧礼无恻怛哀痛之实，而饭僧举殡动费百金，祭礼废祠堂宗子之仪，而道观、禅宫不惜布施。四礼之废，莫此邦为甚也！”21（P228） 当然，我们无法统计出明人不遵循家礼的准确数字，但常建华先生曾对家礼实施颇为盛行的安徽、福建、江西三省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囿于时制、人情、恩义及宗族实际等，使得其中不遵家礼者远较遵家礼者为多。22（P35-180）由此，其他省份遵依家礼的情形则不难想见。 明人不遵家礼的现象主要有：其一，通过与其他官私礼书、政典或古制等结合，不仅可弥补家礼自身之不足，而且还可展现其结合

11、时制的一面；其二，掺以时制、融入风俗、删简家礼和自纂家礼6四者，既有便于推行的考虑，也有结合实际的着想；其三，选择吸收与遵依其他典籍或礼家言论，前者是明人对家礼 “择善而从”的反映，后者则体现了明人在家礼遵依上的自主精神。 二、牢笼内外：控制与挣脱的较量 明初政府大力推崇程朱理学，从制度和思想层面上强化程朱理学的权威，尤其是永乐年间先后编成五经大全 （154 卷） 、 四书大全 （36卷） 、 性理大全 （70 卷） ，将程朱理学定为安邦治国之基石，作为科举取士之准则，从而牢笼天下士人，将思想控制推衍到了极致。永乐年间还颁布朱熹所著之家礼 ，作为民间大众遵行之礼仪准则，也是出于同一目的。然而，

12、有明一代不遵循或不完全遵循家礼的现象却有目共睹。可见，控制与挣脱之间的较量明显地存在着，其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根据我们的研究，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礼自身存在不足。 家礼自身不足主要有三：其一，保留了一般家庭不需要的礼仪。先秦宗法制度有大宗与小宗之分，唯大宗可祭祀始祖（初祖） ，然家礼却保留祭祀始祖（初祖）的礼文，引起后人疑惑。如明人骆问礼重修家庙礼祭始祖，时人惑之，以为多误，然骆氏却称“冬至祭初祖， 朱子家礼有明文矣”23（P506） ，提出后世宗法废，阖族均可祭祀始祖，显然颇为牵强。其二，礼仪不符合时人需要。如家礼部分内容不符合实际。如唐人已认为“数百年来，人不复行”2

13、4（P542）的冠礼，及就连朱熹本人都担心被目为“物外高人之野服” 、 “取骇于俗观”25（P605）而不敢在公开场合穿着的深衣，家礼却仍有记载。其三，礼文晦涩难懂。大儒丘浚曾问及人们不行7家礼之故，皆曰：“礼文深奥而其事未易以行也。 ”26（P182）显然， 家礼所载内容并不完全吻合明代之需。 二是不同版本的困惑。 大明集礼 、 大明会典 、 性理大全等所收家礼内容各不相同， 大明集礼主张庶民祠堂仅祭二代祖先；而大明会典则对家礼丧服、坟茔之制、婚礼庙见时间等方面均有变动；性理大全虽说对家礼正文未做更改，但其注文诸说并陈，其影响不亚于改动正文。诚如杨廉所说：“朱子家礼一书，后人增附大多，愈繁愈

14、乱。 ”27（P85）此外， 家礼衍生本也会给家礼的实施带来障碍，下面这段文字非常典型：“太原太守袁公谓予曰：吾与兄若弟于所居之东作祠堂，以奉先世神主。欲依晦庵先生家礼之制，惟祭祀礼仪近有所谓家礼易见 ，颇异同，不能使人无惑焉。 ”28（P697） 三是不良风俗的阻挠。明代地方社会存在不少有碍家礼实施的恶俗，举其突出者，如婚嫁论财、停柩不葬、丧葬崇佛等。据载，浙江遂安“嫁尚妆资，高者，至破产不计；卑者，或勒索聘财”18（P548） 。又，南安府之南雄“民有父母之丧，皆不以衣衾棺椁为重，惟务供佛、饭僧，或暴露尸形，而动经数日，名曰保奏；或广开坛醮，而直逾五旬，名曰过七”29（P875） 。此外，

15、庶民朴野少文，凡事尚简，也不利于家礼的开展。明初内阁首辅胡广曾说过“世俗趋于简便，苟涉礼文，遂骇观览”30（P659） ，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万一楼集载儒生吕益宗曾“考订朱子家礼 ，欲以见之施行”却未成，该文虽未说其未能实施之原因，但文中有“至于星术阴阳、浮屠羽经、虽时俗所好，8必辩诘其谬”23（P546） ，透露出当地风俗对实施家礼的巨大阻力。四是地理位置的限制。史载，南安府已有士大夫遵家礼行冠礼，而其所辖崇义县则因矗立于群山之中， “行者尚少” ，且所行冠礼， “惟择吉日，男子坐中室，不设位，不戒宾，不择赞，不具冠服，父兄以小帽加首，亲友略举礼贺。富者具鼓乐，饮燕而罢（原注：贫朴者亦

16、不举贺，于礼尤简略） ”31（P428） 。显然，这一记载与家礼冠礼殊为不同。五是人情、恩义与宗族的羁绊。宜兴大族蹇律即因不忍其亲墓地处于危险境地，而“尝因葬师言，削梓木为简，株之墓兆之隙”32（P197） 。万历间儒官郭彦家祠，则出于恩义，而“推祀始祖中丞公”33（P741） 。实际上，许多地方大族则多因面对族大难统的实际，为了更好地拢聚人心，才在族祠祖先牌位摆放上大做文章的，如福建黄巷黄氏祠堂即是如此。据载，黄氏“祠一堂五室，中祀致政，为黄巷再迁之祖，始祖也；左念七，右朝奉，先祖也；又左系佳信之派，大宗也；又右亦系佳住之派，小宗也”34（P131） 。不难看出，黄氏祠堂祖先摆放与家礼以右为

17、尊迥异。 六是明人质疑家礼的风气。明初，大学士杨士奇即曾说道：“今士大夫家多遵用之（指家礼 ） ，间亦有置疑其间者。 ”35（P597）弘治时，学者王廷相则发出了“家礼本之书仪 ，或者缘此而误” ， “若以仪礼及家礼祭仪论之似为过重”9（P170，247） ，质疑家礼溢于言表。嘉靖时，进士骆问礼则对家礼的“孤哀分父母” 、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等礼文表示9怀疑。23（P507）毫无疑问，这些质疑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家礼文本的权威性，进而妨碍其实施。 七是人们的误解、舆论压力等因素。人们的误解，如典史周铸将“庙为三龛，中祀所继之宗，祖祢以昭穆分位左右”36（P206）误为朱子之意。另外，舆论压

18、力也往往导致不遵循家礼 ，如一位儒生丧礼欲依当地风俗做佛事，不如此“恐致乡人非谤” ，理学家曹端对此十分生气，批评道：“一乡溺于流俗，是不读书的人。子读儒书，明儒理，不以违礼为非，而以违俗为非，可谓执德信道之士乎？一乡皆然，子能特立独行，卓然不为流俗所染，举行周孔之礼，则乡人孰不转谤为誉而矜式哉！”37（P25） 综上， 家礼未被明人严格遵行，既有人情、恩义、质疑、误解等主观因素，也有不同版本、不良风俗、地理位置、宗族实际情况等客观因素。这一方面表明家礼在与明代社会接轨时存在诸多不足，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其时的风俗、文化、交通等客观环境尚有不利于家礼实施之处。 三、涤旧布新：从礼制史角度反思明人不

19、遵家礼现象 明廷推崇程朱理学，颁行家礼 ，然不谐之音不绝于世，这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众所周知，朱熹所著家礼一书，是唐宋礼制普及下移的产物，因此它具有礼制一般意义上的所有特征。如果从礼制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或许就会豁然开朗。 首先，礼制有时代性的特征。礼制是随时代变化而发生着变化的，任何时代的礼制都有其时代需求。如果认为一种礼仪可行之万世而不变，10无疑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家礼是宋人朱熹所撰，其所载服饰、器物及建筑规制等大多属于宋代，因此，时代变迁，礼制自然要适应时代变化而作出一些变革，否则就会与时代不相吻合，而最终导致其实施产生阻力。明人并不完全明白礼制有“时代性”的特征，如户

20、部主事刘球在为丰城甘氏祠堂所作序中说道：“丰城甘君孟进建祠堂其庐之东，所制则惟家礼是准，可谓好古，能行人所未行者矣！惜余未举踵其两阶间，观其位次之定，询其衣冠、器物之用，考其春秋行事之节，果皆遵家礼不依拘乎时否欤？”38（P594）刘球“不依拘乎时”的疑问，实际充分说明他初步理解了礼制的时代性特征。当然，明人还通过相互观摩来学习家礼。如义乌陈惟荫在祠堂祖先位次如何“当乎义而不失乎礼”时，听取从子陈樵建议，前往麟溪郑氏家观礼来解决。39（P255） 其次，变通创新是礼制发展的规律。既然礼制有时代性特征，那么它必然要依时而变，变通创新是其生存发展的规律。其实，朱熹家礼也主张变通，其中有不少地方明确提出可以采取权变的做法。如“古者葬地葬日皆决于卜筮，今人不晓占法，且从俗择之可也”40（P916） ，属于从俗。 “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40（P927） ，则是从简。冬至祭始祖，本合用古祭器，但家礼考虑到“今恐私家或不能办，且用今器以从简便”40（P941） ，此是从今。显然， 家礼是允许变通的，但明人未深味家礼变通之意，反误此为“定则” ，因而导致不遵循家礼的现象。明翰林学士刘定之针对时人不理解家礼变通之意的情况说过：“仪礼用周时器服， 家礼用宋时器服，今用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