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占领前的敦煌历法行用问题.doc

1、1吐蕃占领前的敦煌历法行用问题内容简介：公维章博士著文认为，吐蕃占领敦煌前，敦煌地区就已自编历日产行用之。本文依据大量敦煌文献题记和石刻资料加以讨论，认为吐蕃占领前敦煌行用的仍是唐王朝的官颁历日。就研究方法来说，应该依据出土资料不断修订和完善后人所编的历表，而不可将后人的历表当作检验出土文献纪年资料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文末附有台湾清华大学教授、中研院院士黄一农先生所编的唐麟德历表，可供参考。 关键词：吐蕃；敦煌；历日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144-09 Application of Dunhuang Calendar Prio

2、r to Tibetan Occupation DENG Wenkua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According to Dr. Gong Weizhang， a locally developed calendar had been put into use in the Dunhuang region prior to the Tibetan Occupation. On the basis of a lot of signatures on Dunhuang doc

3、uments as well as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alendar used at Dunhuang prior to the 2Tibetan Occupation was still the one issued by the Tang court. As far a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concerned， we should gradually revise and improve the calendars made in later times according to une

4、arthed materials rather than using these calendars as the only standard to justify the unearthed dated materials. A table of the Linde Calendar of the Tang dynasty edited by Huang Yinong，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anwan and academician of Academia Sinica， is at the end of the book for ref

5、erence. Keywords： Tibet； Dunhuang； Calendar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我自 1983 年起，即将主要精力用在了敦煌历日的整理和研究上，迄今已过去 30 年之久。坦率地讲，由于敦煌本地自编历日多在吐蕃占领和归义军时期，我的研究重点也就放在了这一时段。至于吐蕃占领（786）之前，敦煌使用的是何种历法，我一直未加深究。但依常理来说，敦煌自唐初以来的百余年间，一直是在唐王朝的有效管控之下，奉唐正朔，实行唐王朝的历法应该没有问题。不久前，公维章博士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敦煌至迟自公元 8 世纪初盛唐时期开始，就已使用自

6、编历书，一直持续到宋初，前后达三个世纪之久。 ”1实在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结论，应予重视。以下我将对吐蕃占领前的敦煌历法行用问题进行梳理，一方面回应公博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借机补上我自己对吐蕃占领前敦煌历法行用状况知之甚少这一欠缺，并就教于天下有识之3士暨同好者。 一 唐前期吐鲁番地区行用的是 唐王朝历法 一个地区究竟使用的是何种历法，最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当时当地使用的实用历本。可惜的是，现在从敦煌所见的实用历本，除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外，其余都是唐朝中后期至宋初的，而吐蕃占领前的实用历本一件也未见着。不过，在地处敦煌西面的吐鲁番地区却出土了好几种唐代的实用历本。这里

7、要特别强调的是，吐鲁番在敦煌以西，那时唐代军队和行政官员要到达吐鲁番，基本都要经过河西走廊包括敦煌。所以，考察吐鲁番的历法行用情况，对于了解敦煌历法行用情况具有参考意义。如果吐鲁番地处敦煌之东，我们这样的考察便毫无意义。 迄今为止，在吐鲁番地区共出土了 4 件唐代实用历本，它们是： 1.1973 年，从阿斯塔那 210 号墓出土了唐显庆三年戊午岁（658）具注历日2； 2.1973 年，从阿斯塔那 507 号墓出土了唐仪凤四年己卯岁（679）具注历日3； 3.1996 年，从台藏塔出土了唐永淳二年（683） 、永淳三年（684）具注历日1； 4.1965 年，从阿斯塔那 341 号墓出土了唐开

8、元八年庚申岁（720）具注历日4。 以上 4 件具注历日均是残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它们都是唐4代官颁具注历日。从历法史的角度去看，这些历日共涉及两部历法：一是唐初傅仁钧的戊寅历 ，主要指显庆三年那份；而从高宗麟德三年（666） ，唐朝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 ，直至开元十六年（728） 。可见，上列后三份具注历日均是麟德历的实用历本。 概而言之，出土历日实物证明，唐前期，吐鲁番地区奉唐正朔，使用的是唐朝官颁历日。 那么，敦煌地区又如何呢？ 二 吐蕃占领前敦煌历法行用实况 公博士立论的依据，主要是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 （简称大历碑 ）尾题和另外两条敦煌文献题记（具体详后） 。我认为，要想对吐蕃占

9、领前敦煌历法行用实况做出判断，仅仅依靠这三条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收集，然后进行比较鉴别，做深入分析，方可下断语。 我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敦煌文献，二是敦煌碑刻。敦煌文献中题记资料虽然为数甚多，但对本课题的研究来说，真正有用的却不多。因为多数题记有年号、年数以及纪年干支，但纪月、纪日却用的是序数，如“五月十七日” ，既不知月朔干支，又不知当日的纪日干支，与中原历的历表无法进行比较。所以，就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说，只有同时具有年干支、月朔干支和纪日干支的资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根据这一认识，我在敦煌文献和碑刻中共拣得 16 条有用资料，以下将依年次逐一抄录，并以按语的

10、方式进行必要说明。由于这些资料多来自敦煌文献题记，而一些写经题记全文很长，与本课题关系不大，所以我只摘抄那些真正有用的部分，其余从略5。 51. 公元 693 年。S.2278佛说宝雨经卷第九尾题：“大周长寿二年岁次癸巳九月丁亥朔三日己丑，佛授记寺译（后略） 。 ” 按：将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 2（以下简称陈表） ，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3（简称张表） ，方诗铭、方小芬二位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 4（简称方表） ，与该年纪年干支、九月朔日及三日干支进行对照，结果是与三表全合。又，这是武周时代的写经题记，内用武周新字。 2. 公元 695 年。S.2278佛说宝雨经卷第九尾题：“（前略

11、）证圣元年岁次癸未四月戊寅朔八日乙酉，知功德僧道利检校写，同知法琳勘校。 ” 按：本年年干支、月朔干支，在陈表、张表、方表上完全相同。但证圣元年干支为“乙未” ，写本误作了“癸未” 。内亦用武周新字。 3. 公元 695 年。北图新 0029 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五题记：“大周证圣元年岁次乙未四月戊寅朔二十一日戊戌，弟子薛崇徽奉为尊长敬造。 ” 按：同为证圣元年，此件年干支为乙未，亦证上条“癸未”之误。此外，年干支、四月朔日干支及二十一日干支与陈、张、方三表全合。此件亦用武周新字。 4. 公元 698 年。原立于敦煌莫高窟第 332 窟的圣历碑记有：“维大周圣历元年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肆日癸酉敬造

12、。 ” 按：此件出自敦煌本地。该年纪年干支、五月朔日干支、十四日干支，与陈表、张表、方表全合。三表全年各月朔日干支也相同。 65. 公元 703 年。S.371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尾题：“大周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正文字（后略） 。 ” 按：与此条年月日干支完全相同的题记共拣出 16 条，为节省篇幅，仅录此一条，余从略1。又，其年干支、十月朔日及四日干支，与陈表、张表、方表全同。此件亦用武周新字。 6. 公元 707 年。沪 812404/26 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大唐景龙元年岁次丁未十二月乙丑朔十五日乙卯，同谷县令薛崇徽为亡男英秀敬写。

13、 ” 按：此年年干支、月朔干支，在陈表、张表、方表全同。十五日当为己卯，写本误作乙卯。不过，敦煌文献中天干乙、己互误者实例很多，兹不详举。 7. 公元 708 年。S.2136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尾题：“维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五月壬辰朔廿六日丁巳，弟子朝议郎成州同谷县令上柱国薛崇徽敬写（后略） 。 ” 按：与此条尾题内容全同的又见于北图新 1149 号，今不录。此年陈表、张表、方表月朔全同。题记干支与三表均合。 8. 公元 709 年。甘博 017 号道教盟约卷首：“大唐景龙三年岁次己酉正月己未朔四日壬戌沙州敦煌县平康乡修武里神泉观道士清信弟子索澄空（后略） 。 ” 按：此年陈表、张表、方表朔日干

14、支全同，题记干支与三表亦相合。79. 公元 709 年。P.2437a老子德经下尾题：“大唐景龙三年岁次己酉五月丁巳朔十八日甲戌，沙州敦煌县洪润乡长沙里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下略） 。 ” 按：与此件题记年月日全同者，又见于 P.2347b十戒经首题，今不录。此年陈表、张表、方表五月朔日均为丙辰，而写卷作丁巳，朔晚一日。如依五月丙辰朔，则十八日当作癸酉；写本十八日作甲戌，比历表亦晚一日。但写卷五月朔与十八日干支却是一致的。另外，此件是公文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我们将在下节详加讨论。 10.公元 711 年。P.3417王景仙受十戒牒卷首云：“大唐景云二年太岁辛亥八月生三月景（丙）午朔廿四日己巳，雍

15、州栎阳县龙泉乡凉台里男生清信弟子王景仙（后略） 。 ” 按：此年月朔干支在陈表、张表、方表全同。该年仅三月朔日为丙午，知“八月生”三字为衍文。三月丙午朔，二十四日恰为己巳。 11.公元 714 年。P.2350b十戒经尾题：“太岁甲寅正月庚申朔廿二日辛巳，沙州敦煌县龙勒乡常安里男官清信弟子李无上（后略） 。 ” 按：与此件年月日干支完全相同者，还有敦煌县洪池乡神农里女官阴志清写的十戒经尾题（见罗振玉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第四册） ，今不录。唐前期的甲寅年，除开元二年外，另有永徽五年（654）和大历九年（774） 。但永徽五年正月朔日为戊申，大历九年正月朔日为庚子，均不相合；而开元二年正月朔日为庚申

16、，是唯一相合者。该年各月朔日干支在陈表、张表、方表完全一致。 12.公元 732 年。BD15003 号张思寂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8“开元廿年岁次壬申正月乙巳朔廿六日庚午功毕。 ” 按：该年各月月朔在陈表、张表、方表全同。题记正月朔日和廿六日干支无误。 13.公元 735 年。P.2457阅紫录仪三年一说尾题：“开元廿三年太岁乙亥九月丙辰朔十七日丁巳于河南府大弘道观敕随 驾修祈禳保护功德院，奉为开元神武皇帝写一切经（后略） 。 ” 按：该年陈表、张表、方表朔日干支全同。年干支乙亥无误。但三表九月朔日为癸丑而非丙辰；十七日丁巳亦误，癸丑朔，则十七日当为己巳。 14.公元 751 年。S.64

17、53老子道德经上下卷题记：“大唐天宝十载岁次辛卯正月乙酉朔廿六日庚戌，敦煌郡敦煌县王（玉）关乡（以下原缺） 。 ” 按：与此件题记年月日干支完全相同者，又见于 P.2255老子道经上德经下首题（抄写人为神沙乡阳沙里神泉观索栖岳） 、S.6454十戒经尾题（抄写人为玉关乡丰义里开元观张玄） 。该年干支、月朔干支在陈表、张表、方表亦相同。正月朔日乙酉，则二十六日为庚戌，亦无误。15.公元 756 年。P.2832祭文首题：“维至德元载岁次景（丙）申十一月辛亥朔廿一日辛未，聟友交谨以清酌珍羞之奠，敬祭于陇西索氏之灵（后略） 。 ” 按：陈表、张表、方表该年月朔干支全同。朔日辛亥，则二十一日为辛未，亦

18、无误。 16.公元 757 年。P.2735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尾题：“至德二载9岁次丁酉五月戊申朔十四日辛酉，敦煌郡敦煌县敦煌乡忧洽里清信弟子吴紫阳（后略） 。 ” 按：陈表、张表、方表该年月朔干支全同。五月朔日戊申，则十四日为辛酉，亦无误。与此条题记年月日干支全同者，又见于 P.3770十戒经尾题，今不录。 对于公文作为主要依据的敦煌碑刻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 （简称大历碑 ）的尾题，我决定不予采用。原尾题是：“大历十一年龙集景（丙）辰八月有十五日辛未建。 ”除原碑现存外，此件又见于写本P.3608、P.4640 和 S.6203。其中 S.6203 为：“大唐大历十一年龙集景辰八月日建。 ”

19、“大历”二字原残，也不见十五日及其干支。但整体上看，此件只有年干支和十五日的干支，而无八月朔日干支。经对比，证明该年各月朔日干支在陈表、张表、方表上全同。公文据十五日干支辛未，推得八月朔日为丁巳，而陈表上八月朔日却为丙辰，比丁巳早了一日。不过，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八月朔日原本就是丙辰，十五日干支本也是庚午，却被误书为辛未呢？由于这里出现问题的真实原因尚未明了，所以既不能作为公文立论的坚实依据，也不能作为我们讨论吐蕃占领前敦煌历法行用的依据。 我觉得，上述这些资料恐怕还不是同类资料的全部。自 20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又有不少敦煌文献得以陆续公布，限于条件，我仅就手头的资料进行了裒辑，不免会

20、有遗漏。但就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来说，这些资料已经大致够用。另外，我们选择资料的条件比较苛刻，所以，即使有遗漏，估计数量也很小。这 16 条资料中，除了第 12 条来源地不明外，10第 1、2、3、5、6、7、10 各条均来自唐都长安及其附近，第 13 条则来自河南府，真正出自敦煌的，仅仅只有第 4、8、9、11、14、15、16 共7 条。纪年、纪月、纪日干支也有好几处错误，如第 2 条年干支乙未误作了癸未，第 6 条十五日之己卯误作了乙卯，第 13 条九月朔日干支和十七日干支均误。这些错误多是因抄写人不慎造成的。当然，此类错误古今均有。今人多用阿拉伯数字记写年月日，不也经常出错吗？更何况古人用

21、干支记录，文化也远不如今日普及，出现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时，便会看到： 首先，唐朝的行政建制变化在敦煌得到了有效执行。第 8、9、11 三条云“沙州敦煌县” ，反映的是州县制；第 14、16 条云“敦煌郡敦煌县” ，反映的是郡县制。 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元年（742）二月丙申， “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 5。 旧唐书地理一同州条：“天宝元年，改同州为冯翊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同州。 ”51400 可知，乾元元年又改回到州县制。唐代实行郡县制仅 17 年，但毫无疑义，它在敦煌地区被有效执行过。 其次，唐代改“年”为“载”也被有效执行。第 14 条有“天宝十载（751） ”，第 15 条有“至德元载（756） ”，第 16 条有“至德二载（757） ”云云。 旧唐书玄宗下：“天宝三载（744）正月丙辰朔，改年为载。 ”5217旧唐书肃宗纪 ；“改至德三载（759）为乾元元年。 ”5251 可知，唐朝以“载”代年，行用凡 16 年，在敦煌地区也是严格执行了的。 再次，第 1、3、5 条纪年全称“大周” ，其余多称“大唐” 。我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