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1899～1905年.doc

1、1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18991905 年摘 要：从 1899 年 4 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开始，到 1905 年 10 月直隶教育杂志相继刊出严复政治讲义一文，这期间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萌芽期。这一时期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家” 、 “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二是以“研究方法” 、 “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介；三是以“学科体系” 、 “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但实际上这三个方面并非前后相继、界限明确，而是混合出现、齐头并进。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的宣传、运用及回应，体现了晚清学人对于近代中国政

2、治学学科构建的“自我意识” ，这为之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晚清；政治学；学科史；近代史 作者简介：王 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杨德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严格地说，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属于“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范畴，梁启超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可以看作是较早梳理晚清学术发展脉络的先驱之作。在此之后国内学者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二，以近代中国学术转2型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

3、展研究；第三，以西学东渐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四，以政治学发展历程、政治学学科体系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五，以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政治思想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虽然这五个方面角度各异、各有侧重，但它们的研究边界并不清晰，是重叠交错的关系。 从 1899 年 4 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著开始，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政治学开始进入晚清学人的视线，1至 1905 年 10 月直隶教育杂志登载严复的政治讲义 ，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逐渐从破碎、零散走向了完整、系统，从简单的外来译著传播摄取转变为复杂的学科构建“自我意识”2。1899 年 4 月至 1905 年 10

4、 月间， 清议报 、 选报 、 译书汇编 、 政法学报 、 政艺通报 、 新民丛报 、新世界学报 、 翻译世界 、 游学译编 、 广益丛报 、 国粹学报等报刊登载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译著和国人的相关论著，这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晚清学人逐步把西方政治学的体系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融合，并结合自身的政治主张加以重构组合，从而呈现出一个政治宣传目的十分明显、学科架构相对清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笔者试图以这一时期刊载、翻译、撰写的政治学相关著作、教材、文献等为基础，构建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般脉络

5、。 如果以时间为标尺去勾画这一时期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政治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3“国家” 、 “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第二，以“研究方法” 、“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介；第三，以“学科体系” 、“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在此基础之上，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进行的宣传、运用及回应，体现了晚清学人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自我意识” 。接下来，笔者将以时间为序，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构建起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 1899 年 9 月 15 日， 清议报第 27 期在“各埠近事”一栏中刊载了题

6、为记政治学会开会事的新闻，文中提到“皇上万寿节之明日，梁卓如君，与其同志开政治学会演说，假座于横滨大同学校。盖梁君之意，以中国虽经政变，而新法他日在所必行，暇时将其后来当行之问题，合各同志，悉心研究，权其先后缓急之宜，熟其利害得失之故，既已了然明白。一日维新复政，然后措置裕如，有条不紊” ；当日两派学生“为增进学说练习言语之益”而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议院可不可开”3的大辩论，但这次辩论的意义远大于内容，因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宣传戊戌维新的变法精神。从这一则新闻延伸开去，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动因和特点初见端倪。 一、以“国家” 、 “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 从 1899 年 4 月开始，

7、 清议报专门开设“政治学译”一栏，用于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最早进入晚清学人视线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是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和梁启超翻译的各国宪法异同论 。其中，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一书影响巨大，1902 年广智书局又重新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题为国家学纲领 。此书除了在当时对晚清学人产生重要影4响以外，在 20 世纪末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关注，并有重大研究成果发表。4更为有趣的是，对于该书作者伯伦知理的介绍是在该书译著首次见报的四年之后，1903 年 5 月 25 日出版的第 32 期新民丛报才简要地介绍了伯伦知理和其学说， “伯伦知理，名约翰加斯帕耳。以一千八百零八年，生于瑞士之直里夫国。少游学德国，

8、修法学，千八百三十六年，直里夫大学之法学博士。同三十九年，仕政府，为高官，后转立法官，以所研究之法学，施之实行。殆十数年，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去官，拜门亭之大学博士。伯氏之著述颇多，其最著者，为国法国政沿革史、德意志私法论、国家论、国法泛论等书”5。 各国宪法异同论是以宪法为核心，围绕三权分立而展开的西方政治学译著，虽然清议报第 12 期将其放在“政治学译”一栏，且标注了梁启超仅仅是译者，但是并没有说明原著为何及其作者，因而我们很难考证此文究竟来源于哪一部西方政治学著作。文章首先对狭义的宪法进行定义，认为“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 ；之后又进一步解释政体、国会、议员等概念，提出“

9、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6。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 各国宪法异同论在论述完“君主之权、大统领之权” 、 “臣民之权利及义务” 、 “政府大臣之责任”7之后就再无刊载，译述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学的理解和建构。纵观以上两篇西方政治学译著，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晚清学人早期传播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是以“国家”和“宪法”为核心的，这也表明当时政治学的研究中心是“国家”和“宪法”理论。当然，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5这两部译著之中，也体现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西方政治学译著中。 1900 年 12 月， 清议报第 66 期在“译书附录”一栏刊载德

10、国拉坚的政治学译著，这是晚清学人在报刊上刊登直接题为政治学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标志着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的宣传、介绍开始进入一个系统化的时期。可惜的是， 清议报第 66 期仅仅刊载了拉坚政治学译著第一篇第一章的两个小节，此后再无刊载。笔者寻找了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报刊、杂志等文献，也没有发现关于德国拉坚和其著作的介绍，不免为之抱憾。究其没有继续刊载的原因，笔者通过清议报的“告白”发现一二。 “译书汇编告白：日本新出译书汇编以汉文选译东西各国政治诸书，月出一册，每册译书十余种每册售洋银二角，定阅一年者价银二元本馆亦可代售，就近者可迳至本馆购取也。 ”8基于此“告白” ，笔者推测“译书附录”一栏中拉

11、坚政治学的完整译著应该是单独成册出版， 清议报刊载的一部分仅仅是让读者“尝尝鲜”。不过尽管如此，拉坚的政治学依旧体现了早期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中以“国家”和“宪法”为核心的这一特征，译著第一篇的标题即是“国家之重要质点” 。当然，该书比之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更有特点，因为它强化了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自然要素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气候、地势、水利、海岸线等；“气候虽然寒暖之高下，四时之变迁，浸润既久，其影响遂及于人类之性质，且及于国家之性质与其制度” ，“地势山野之关系国家者，分为二事，第一关于国权之分配，第二关于国民之性质” ， “水利之分配，于构造国家，有极重极大之关系，盖水边人民智识思想发达极

12、速” ， “海岸线之长短，于一国之发达，亦甚重6大其长短足表其进步之速度”9。但不论如何，我们都能发现拉坚的政治学是从“国家”延伸开去，这符合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和介绍的特点。 1900 年 12 月， 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出版，该刊以翻译介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主，对于晚清国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美国学者伯盖司的政治学和日本学者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11是两部相对完整的西方政治学著作，笔者先从这两部著作的目录入手，做一简要梳理对比（见表 1） 。 在对两部著作进行对比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伯盖司和其政治学一书多赘言几句。伯盖司（J?W?Burgess） ，其

13、名音译多为“巴路捷斯”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18711873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和历史，著有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等书。其中，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一书的中译本为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 ，由日本高田早苗翻译、贵州朱学曾重译12；而译书汇编所刊载的政治学就是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一书的上编部分。 伯盖司的政治学依旧围绕“国家”为中心展开论述，与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相比，对“民族”理论进行倾斜，阐释了“民族”与

14、“政治”的互动关系，认为“政治同则异种可以合，政治不同则同种可以分” ， “共和政治之中，民族群一为最要” ，并强调“（民族者）亦政治学所不可忽视者也”13。但值得注意的是，伯盖司对伯伦知理的理论是有批判的，他认为“伯伦知理混淆于国家政府之间，又有确迹可据” ；7同时他也不认同伯伦知理所提出的“神政国家”14，认为“国家形体有三，曰君主、曰贵族、曰民主” ， “神政国家”不能列为第四种国家形体。15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旧不能否认伯盖司的政治学是以“国家”理论为核心，而日本学者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则呈现出以“宪法”理论为核心的特点。 政治学提纲依然以“国家”作为论述的起点， “论国家古来之起原

15、，其说不一，或曰，神意使之然；或曰，强者之权力使之然；或曰，人民之结约使之然；或曰，人心之至理使之然”16。在此之后该书便围绕“政体” 、 “统治权”和“立宪政治机关”而展开，但都没有脱离“宪法”这一核心概念，无非是具体研究在不同“宪法”的规定性下，权力和权力机关的不同。纵观整部论著，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政治学提纲受到了伯伦知理国家论的影响，伯伦知理国家论中的观点、方法甚至于论述体例，都可以在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中找到清晰的影子。 纵观 1899 年 4 月至 1901 年 12 月，这三年间晚清学人传播的西方政治学译著几乎都是以“国家”和“宪法”为核心；甚至可以更加明确地说，这些译著都没有

16、脱离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理论视角（见表 2） ，不过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增加、删减或者批评、修改，是对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延伸和拓展。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学学科体系基本是以“国家”理论为核心而构建， “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等于“国家学” ，这也是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大特点。 二、以“研究方法” 、 “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8介 晚清学人在传播西方政治学译著的同时，也在试图介绍研究西方政治学的方法。其实，在 1901 年 4 月 7 日译书汇编第 3 期刊载的伯伦知理国法泛论的译著中，就有涉及研究政治学（国法学）的方法问题。 “研究国法学之方法有数种，而数种之

17、中又有纯正偏倚之别，如探理国法论及探迹国法论。所谓纯正者也，由探理而为偏理国法论，由探迹而为偏迹国法论。所谓偏倚者也，法有出于理义者，亦有出于事迹者，而研究国法学之徒，其性质又各有不同，此探理探迹二派之所由来也理迹二者实互相资益，而非矛盾者也。 ”17概括伯伦知理的论述，即研究政治学（国法学）既可以从理论入手，也可以从事实入手，不过两者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实，更加详细地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不过是在此之后三个月的事情。从 1901 年 7 月开始， 译书汇编开始连载东京专门学校高田早苗的政治学研究之方法 ，笔者在此详细介绍此文，因为其不仅指明了研究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方法，而且还为当时

18、的政治学研究者开具了明确的书单。 高田早苗首先明确指出“在学校之学生”与“独修”政治学的自学者在学习政治学方面的差异性， “凡研究各种学问，在学校之学生与独修之士，其顺序方法，自迥然不同” ， “独修者，则不妨一科目卒业后，始研究他科” ；接下来，高田早苗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基础， “凡有志政治学者，不可不先习地理、历史二科，此二者为研究政治学之基础”18；之后，高田早苗开始对政治学的研究顺序进行指导，提出“国家学原理、国法学及行政学，皆经诵习之后，始可通政治学之大端，然此独属于国内政治学之范围，至9国外政治学，尚须别为研究”19；最后，高田早苗又强调外语学习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 “欲探政治

19、学之蕴奥者，终不可专赖国语，必择学外国语言，以便涉猎各参考书” ， “然则有志斯学者，其可不兼修外国语乎”20。除此而外，高田早苗还提出，研究政治学也需要学习法理学、哲学、伦理学等其它学科，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修辞学。此文的意义除了在于高田早苗指出了政治学研究的诸多要求和方法之外，还在于他开具了大量政治学研究的书单，笔者在此摘录部分整理列出，因为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见表 3） 。 如果说高田早苗的政治学研究之方法仅仅是给“独修”政治学的自学者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方法的话，那么 1902 年 6 月选报刊载的政治学讲义录简明章程显然就体现了日本对于晚清政治学学堂教学的影响

20、，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在校之学生”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方法。 “多国多有政治专门学校，校师博采东西政治家言，演为讲义教授生徒，是以人才蔚然起，政治修明，国势因之强盛。今朝廷变法伊始，百度更张，政治一门尤为当务之急，创立学堂，事非易举，因集同志先取各国政治学校教授之书，译印成编，仍名政治学讲义录” ， “本编以两年为卒业期，本编仿日本政治学校讲义录之式，采择东西名儒学说有裨实用者，汇为成编，且随时与本所名誉讲师参互考订以期尽善尽美”21。笔者在此也将政治学讲义录简明章程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转述，以利后文论述之便（见表 4） 。 纵观以上两篇文章及笔者所列两表，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晚清政治学学科在此时

21、已经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以“国家” 、 “宪法”为核心10的学科体系扩展到包括“国家学” 、 “宪法学” 、 “行政学”甚至“国际公法学”等内容在内的复杂学科体系。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论述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学科体系构建的问题。 三、以“学科体系” 、 “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 事实上在上文所述高田早苗的政治学研究之方法一文中，高田早苗就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概括， “（政治学）学说包甚广，宜分类研究；分类之法，言人人殊。如伯伦知理，分国家学为国家学泛论，国法学，及政略学三种；又有分政治学为国内政治学，及国外政治学二种者。而国内政治学中，又分宪法及行政二科，

22、国外政治学即万国公法是也” 。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在当时已经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有了初步且明确的划分。这一结论也可从上文所列的“表三”和“表四”中看出，高田早苗所开具的书单是按照政治学学科内部体系分门别类给出的， 政治学讲义录简明章程中提及的讲义及课程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学学者所理解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田早苗在此时依旧认同“政治学（一名国家学） ”22，依然把“政治学”和“国家学”划上了等号。 与之相类似，在大半年后的 1902 年 5 月， 选报第 17 期刊载的那特?政治学小引中，晚清学人也依旧认同根据“国家”理论对政治学的学派进行划分。 “政治学者，所谓国家无形观念之性质，及其发达一种形而上者之学也” ， “四五十年前，欧洲政治社会一新，政治学亦遂变其面目，一擢而达学科之堂奥” 。文章指出，近四五十年来，政治学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