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仰历程.doc

1、1我的信仰历程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 1945 年，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那时，我 16 岁，正在四川成都私立铭贤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暑假的一天，学校基督教团契的唱诗班正在城里参加慰问伤残抗日荣誉军人的演出，忽然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美国的原子弹炸得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啦！”顷刻之间，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欢呼流泪，互相拥抱；酒店的伙计把酒坛子抬到人群里，任由大家举杯痛饮，共同庆祝渴望已久的胜利！ 回到学校，新学年开始，物理老师在第一节课上给大家介绍了原子弹是怎么回事，讲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的决定性贡献。接着说：“哪一天中国也有了原子弹，看谁再敢欺侮我们！”最后，老师说道：“我老啦，只盼

2、望你们这一代，女生中能出一个中国的居里夫人，男生里能出一个中国的爱因斯坦。 ”物理老师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1946 年夏，我满怀着老师的期盼，以物理、化学满分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那一年是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第一次在全国招生，我们重庆考区报考清华的学生超出一万人，最后只录取了 200 名。 好不容易赶到清华园报到 尽管我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但是要由重庆赶到北平去上学，在那个年月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交通不便。长年战乱之后各省之间的陆路交通尚未恢复，去北平只能走水路：先坐船沿着长江出三峡，经宜昌、2汉口、南京到达上海；再乘海轮经东海、黄海、渤海抵达秦皇岛，最后乘火车经过天津才能到达北平。而更

3、麻烦的是我们班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清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爸妈不放心年仅 17 岁的儿子独自远行，我自己也有些心虚胆怯。 比我大两岁的铭贤同窗好友王凤翔，他没考上清华但考取了重庆大学，我也考上重庆大学。我便跟他说：“我俩一起读重庆大学得了。 ”他立刻瞪大眼睛冲我吼道：“你，你！我要是考上了清华物理系，打死我也不能放弃！你这个弟娃太没出息了！走，我送你去北平！”他果真放弃了上重庆大学，护着我在路途上辗转将近一个月，千里迢迢去了清华园！还陪着我在教务处报到、提着我的行李卷把我送进宿舍，最后又叮咛我：“别忘了物理老师的话！我们全班同学可把老师的期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见我含泪点头才放心离去。王凤翔后来

4、去天津考进了北洋大学先修班，来信说他决心学航空，毕业后再陪我一起去美国留学。 我就是这样在同班学长的关爱护送下进了我日思夜想的清华园。那已经是 1946 年 10 月初的事了。 遇上了 1946 年年底的“反美抗暴运动” 六十多年前的清华园真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清华园里有一流的教学设备，更有一流的教授。不只是有张东荪、周培源、吴有训、华罗庚这些当时中国物理学界、数学界的顶级大师，也有朱自清、吴晗、张奚若、费孝通这些文史哲社会学科方面的大师。梅贻琦校长更是广受国人尊崇的大教育家。 1946 级物理系一共招收了 2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学生。大家都3经历过战争的磨难，都肩负着家长和老师的厚望，都

5、心怀着“科学救国”之志。因此，无论是在课堂上、在实验室、还是在图书馆，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勤学苦练的劲头，那真是达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地步。 但是，1946 年圣诞节晚上发生了一件事，犹如一块巨石扔进平静的湖水，突然间破坏了清华校园的安宁！ 那时我铭贤中学的同班同学在北平上大学的一共有四个，除我之外那三个都是女生，她们在辅仁大学学美术。其中一个姓王的大姐姐家就在北平。圣诞那天晚上我们都到了她家里过节。哪知就在我们欢度圣诞之夜时，据传几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东单平安电影院看完电影后，从电影院里挟持了一位北京大学的女生，拽到东单广场上给强奸了。北京大学的师生愤怒了，怒火迅速蔓延

6、到北平各个大学、中学！而美军顽固地拒绝将罪犯移交给中国法庭审判，更是火上浇油。于是 1946年底那场“反美抗暴示威游行”爆发了。为了参加游行，学校第一次停了课，清华是当时离天安门最远的大学，我们上千名同学，冒着严寒，长途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大家一路上高喊口号：“严惩美军罪犯！”“美国兵滚出中国去！”甚至喊出了“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样激烈的口号。那天回到学校，我又累又饿，脚上还打了泡。紧跟着感冒发烧在床上躺了三天，还为耽误了功课而着急上火。 我在病床上想起了教过我英语的那些美国老师，想起了为救援中国抗战而牺牲的美国飞虎队队员。总觉得不能因为几个美国兵犯了罪就把4美国对我们的好处全都抹煞掉，更不

7、该说什么：“前门刚赶走日本虎，后门又进来了美国狼” ，把美国跟日本等同起来。但我知道当时不少同学反美情绪很激烈，不会同意我的想法。 从基督教信徒变成共产主义信徒 “反美抗暴”学潮过去后，校园内逐步恢复了平静，加上期末考试临近，大家又把精力集中投入学习。我特别想给中学物理老师和王凤翔送去一个惊喜，几乎天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我在清华物理系第一学期的期考成绩获得全优。我立即把这个“开门红”喜讯送给父母和师长。 寒假来了，我极想回家过春节。但是当时内战已经烽烟四起，坐火车、汽车回家的路完全阻断。我同宿舍的室友买了飞机票回湖南长沙过年。我便写信给父亲请求汇款给我买飞成都的机票。母亲回信告诉我：

8、正在市场上倾销的价廉物美的美国纺织品把国产纺织品给冲垮了，父亲跟人合办的纺织厂破产了，目前家里正急着筹集我们五兄妹下学年的学费呢，等暑假再回家吧！这个不幸消息对我打击很大，不久又接到母亲的信要我试一试向学校申请助学金。我立即把家里遭遇的变故给学校写了报告，校方找我去谈话，给了我二等助学金，勉励我安心学习，继续争取优秀成绩。当时二等助学金不仅足够缴纳学杂费、伙食费，还可以买些生活用品。完全免除了家庭负担。开学后，我心怀感激更加专心求学了。 然而好景不长，1947 年春天时局迅速恶化，内战加剧，物价持续高涨。学生食堂的伙食每况愈下，学生饭厅外墙上的壁报栏里，各个系级出版的壁报对政府的批评日益尖锐。

9、批评国民党不该撕毁跟共5产党达成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双十协定” ，不该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内战，把国家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批评政府官员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民不聊生。 清华园不再是“世外桃源” ，原来平静的校园变得波涛汹涌，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被讥讽为“书呆子”行为，我们这些仍然经常晚上跑图书馆的，被同学们劝说：“别再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啦！”不久，教育部长朱家骅来清华视察，当众宣布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决定取消到外国留学的助学金。他向我们这些家境困难想靠助学金出国留学的学生泼了一大盆冷水！我的那个“要当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梦想算是被彻底粉碎了！ 终于，1947 年的 5 月 20

10、日，北平爆发了上万名大中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大示威游行。这次学潮是由中共北平地下党指挥华北学生联合会出面组织的。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会通过各院系的学生代表动员同学们参加。那天凌晨，我被同班好友梁燕叫醒，一起到饭厅去制作纸旗。我的任务是把三角形的纸旗用糨糊粘在小竹棍上。我干着干着就趴在饭桌上睡着了。梁燕把我摇醒，把他自己正抽着的香烟塞进我嘴里，要我抽两口提神。我平生第一口烟就是这么开始的。当时呛得我剧烈咳嗽真的把瞌睡虫给吓跑了！ 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我们清华大学打头阵，在高高举起的“国立清华大学”大横幅下面，整齐排列着穿上军服的同学。他们都是参加过远征军的高班学员。他们的气势让阻挡游行的警察们让

11、开了道路。这回参加示威，我因为从心眼里痛恨国民党打内战，整得民生凋敝、社会动乱，6真的搞得“华北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游行中我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梅贻琦校长心疼我们，鉴于上次游行不少同学病倒，这次让学校租了不少大卡车把同学们接回清华园。 我没有坐车回学校，而是应铭贤中学同窗王姐姐的邀请跑到辅仁大学去看她。她说，叫你来是要跟你告别，明天我就要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去了。这让我张大嘴却说不出话来，在班上我们一直亲如姐弟，又都是虔诚的基督信徒。第二天一早，在前门火车站，我跟已经化妆成农家姑娘的她含泪告别。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极大。 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学潮带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潮风起云涌，毛泽

12、东高兴地把国统区的学生运动称之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五二学潮”以后，清华校园里的中共地下党开始积极地推进这个“第二条战线” 。首先是在同学中成立各种“进步社团”：诸如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剧艺社等等，用以开展“革命思想教育” 。 1947 年 5 月底，梁燕介绍我参加了我们班上的“戈壁草读书会” 。会员们一起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热烈讨论。我被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那优美的、气势恢宏的文笔所吸引，更被他描绘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所陶醉！ 1947 年 6 月底，我们读书会的会长杨坤泉吸收我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联盟” 。他明确告诉我：

13、“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团结热血青年共同奋斗的组织。还说，虽然你在班上年龄最小，你的爱国热情却比好多同学都高！然而不7久我就知道了我高涨的“爱国热情”如何严重影响了我的求学热情。我第二学期的期考成绩不仅失去了全优， “微分方程”课竟然不及格！面对这个成绩，我惭愧的只给父母写了一封平安家书。暑假开始后， “民青”组织上分配我参加“农民识字班”的活动：到清华园附近农村去教青年农民识字、同时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当我坐在农民的土炕上眼见他们家徒四壁的贫困，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善良，我在感情上要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也更加强烈了。 1947 年 8 月 18

14、日，我的“农民识字班”班长刘崇仁，在清华园天文馆后面的树林子里跟我谈话。他说，你在“农民识字班”的表现很好，我们决定邀请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投入革命洪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我热泪盈眶，跟他紧紧握手。我当时竟然有在教堂接受洗礼的那种感动。 就这样，在清华园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从基督信徒到共产党人的嬗变。 一周之后，王凤翔在家里过完暑假回了天津，专门跑到清华园来看我。他看了我第二学期的成绩单，沉下脸来问我怎么回事？我除了对入党之事保守秘密，其余都据实相告。他听完拉着我的手，围着清华园的内墙转了两圈，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都听人家的宣传；中国不能走俄国暴力革命道路；不要浪费了这么难得的学习条

15、件，不要辜负了老师、家长的期盼我低着头说：“凤翔哥，等新中国建立后，我一定继续把物理学好，一定去实现我们科学救国的理想！”他深深地叹口气，失望地走了。 840 年之后，王凤翔作为访问学者，从美国加州大学到北京航空学院参加学术会议。在我家那间简陋的卧室里，他拥抱着我、拍着我的后背说：“都怪我当年没有本事把你拉回头，让你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我摇头：“哪能怪你老哥子没本事，只能怪小弟我那时不听你的话！” 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我在 1947 年 8 月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并不知道一旦当上共产党员，我就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而且，从此我就必须“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那年 9 月，新学年开学

16、后，党组织根据我能歌善舞的特长，安排我领头跟几个文艺细胞较多的党员与“民青”盟员去组建一个新的“进步学生社团”：“清华民间歌舞社” 。我们在学生食堂门口，张贴了海报：我们几个民间歌舞爱好者，成立了“清华民间歌舞社” ，欢迎爱好歌舞的同学报名参加 。很快就有 20 多位同学报名。我们请了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来教我们跳她创作的西藏舞春游 巴安弦子 ；又请了“西部歌王”王洛宾，来教我们唱他创作的新疆民歌阿娜木汗青春舞曲等等。这些舞蹈确实优美，新疆民歌也十分动听，吸引了许多同学来参加我们的歌舞社。这些民间歌舞是纯粹的艺术精品。我们随后便排练了一些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歌舞，比如凤阳花鼓 茶馆小调，它们述说民间

17、疾苦，揭露政府腐败；又比如陕北秧歌舞和山那边哟好地方 ，它们赞美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何等民主自由，勤劳致富。我们这些歌舞节目在校内外的文艺晚会上广受欢迎。北平不少院校也先后成立起类似的民间歌舞社团，作为开展学生运动的有效手段。 我既要分担我们歌舞社的组织管理工作，又是歌舞队的骨干演员，还常9被邀请到一些兄弟院校的“民间歌舞社”去传授歌舞。在清华园大二的第一学期，我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但代价沉重，我的期考成绩进一步下降，各科成绩没有超过 70 分的，还有两门不及格。那个寒假，党组织减轻了我的负担，让我复习功课，争取补考及格。 1948 年春天，国共内战出现了重大转折：共产党的解放军转入全

18、面反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此时，解放军部队的扩充、新占领城市的管理，以及新政权的建立都急需大量知识分子参加。清华园里的地下共产党开始安排它手下的共产党员和“民青”盟员经过秘密通道到解放区去，或者秘密派回他们的家乡去搞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 1948 年 6 月初，我的地下党联系人刘崇仁代表党组织通知我：组织上决定安排我先去解放区接受“敌后工作培训” ，再返回四川去搞“敌后武装斗争” 。他还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他自己不久也将去解放区，盼望革命胜利之时，我们都能回到清华园一起复学。我按照他的吩咐，化妆成学徒工冒险混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接受培训。同年 8 月，我再装扮成商贩从解放区偷偷回北平，不巧

19、正遇上全城戒严抓捕共产党。我只得到城外荒野坟地里躲藏了一夜。幸好，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已经是共产党员，我被安排到她家里住了几天。她帮我买好船票，坐海轮沿着两年前由重庆来清华园那条漫长曲折的路线回到了重庆。当时，父亲已经应聘到位于乐山的川康毛织厂任厂长；我赶往乐山，踏进家门，见到了母亲惊喜的眼泪和父亲惊讶的眼神。而我这个自认为已经是“职业革命家”的儿子，却羞于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爱了！庆幸的是，他们当时并未预见到他们最疼爱的三儿子将要经历什么危难。 101948 年 10 月，我在前往广安华蓥山寻找共产党游击队途中，被正在围剿游击队的国民党保安团识破我是假扮农民，将我抓进监狱拷问。幸

20、亏我舅父在国民党广安县县党部任秘书，我买通牢房看守将我的求救信送出，舅父接信后到监狱把我保释出来；我随即被安排到四川大学物理系当“借读生” ，实际上是在该校地下党建立的“方言歌舞社”担任教练。1949 年 4 月 20 号晚上，四川大学发生了“四二大搜捕”事件，那时我已经被国民党情报人员盯上，名字已列入搜捕黑名单，但当天晚上我恰好被安排去一位教授家里向川大教师们介绍解放区实况，侥幸躲过了一劫；之后，我立即被转移到远郊农村一个秘密据点去开展农民运动，同时负责为川西地下党编辑出版火炬报 。我通过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刻印成油印小报，将它取名为火炬报 ，秘密传送到学生、工人和

21、市民手中去。1949 年 8 月中，国民党情报人员发现了分发火炬报的联络站，逮捕了联络站的两名地下党员。他俩经受住了酷刑拷问，拒绝供出我的藏身地，才没有让我跟他们一起成为共和国烈士。随后我就被安排到“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担任宣传队队长。我们这支上万人的游击队在 1949 年底的成都战役中，协助解放军完成了围歼胡宗南兵团的任务。 1950 年元旦，我们游击队宣传队排练了一台精彩的歌舞节目去慰问解放军。受到部队首长的热烈赞赏，却给我自己带来了不能回清华复学的后果。游击队解散时，队员全部回家，干部都分配到地方参加新政权建设，唯独我们宣传队被全部调往解放军成立军分区文工队。我被任命为文工队队长，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名解放军军官。一个月后，我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