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及演进研究：1952～2012.doc

1、1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及演进研究：19522012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为主题，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基于时间演进和空间分解的双重视角，分别对我国整体、板块以及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分解以及收敛趋势分析，测算结果得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其间随经济体制的变动及宏观政策的调整呈现出四个明显阶段，而我国板块及各省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及变化阶段性。从而提出政府应降低市场调控范围与力度，并促进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注重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完成跨越式发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演进

2、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38-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区域经济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引起学界对我国经济协调性和持续性的关注和忧虑，并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蔡?、都阳、王美艳，王小鲁、樊纲、刘鹏，钞小静、任保平等学者分别2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测度、原因剖析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进行分析。从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能够看到，区域经济增长来源于两部分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不仅是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

3、展的源泉，而且是落后地区利用后发技术优势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科技进步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性和持续性具有积极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区域科技进步的指标，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解释我国地区发展差异、收入差异、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因素。刘国光、李京文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方式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王志刚等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具体测算分析中，舒元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 19521990 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结论认为在研究时段内，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率约为 0.02%。王小鲁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我国自

4、19531999 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 19531978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7%，而 1979 年至 1999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 1.46%。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 ， 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 期。王志刚等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解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呈现由东部到西部递减的趋势，这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相同。而彭国华、李静、郭庆旺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是我国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 经济研究2005 年第 6 期。此外，在学术研究中，全要素生产

5、率也常用来评价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3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郭庆旺和贾俊雪、林毅夫和任若恩、江春和吴磊等。 纵观现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其在以下几个层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 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由整体向微观发展的趋势。首先，在初始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时序下我国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其次，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开始逐步选择以板块、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赵伟、马瑞永对我国自 19802003 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赵伟、马瑞永、何元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分解基于 Malmquist 生产力指数的实证分析 ， 统计研究2005 年第 7

6、期。金相郁对 19962003 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各省区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1996-2003 ， 经济评论2007 年第 9 期再次，近年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开始转向对特定微观主体的研究，例如特定行业、城市以及城市群等。李丹、胡小娟、陈丰龙和徐康宁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王兵、朱宁选择我国银行业为研究对象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王兵、朱宁：不良贷款约束下的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 经济研究2011 年第 5 期。 第二，在研究时段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阶段性、选择性的特点。鉴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时段一致性等因素的考虑，

7、当前关于国域或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多选择改革开放后作为研究时段起点，如支道隆、李京文、郭庆旺和贾俊雪、郑京海和胡鞍钢、李斌和赵新华等，只有少量的研究以建国以后的整体时域为研究对象，将研究时段的起点选择至41952 年，如舒元、王小鲁、张军和施少华等。但是纵观这些研究，其所处的年份均较早，而缺乏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这可能与第一点中所论述的关于研究对象及热点的变化相关，从而导致上述研究的时效性受到影响。 第三，在研究结论方面：现阶段研究呈现出一致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点。其中，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表现为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以要素投入驱动为主、技术驱动不足的问题，可见张军、张军：资

8、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 ， 经济研究2002 年第 6 期。邓翔和李建平、邓翔、李建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 管理世界2004 年第 11 期。傅晓霞和吴利学傅晓霞、吴利学：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兼与彭国华和李静等商榷 ， 管理世界2006 年第 9 期。等的研究；而研究结论的分散性表现为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面。而这些研究结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于研究数据处理、研究方法选择等方面。因此，选择较低干扰性和较高仿真性的数据处理方法以及尽可能优化的测算方法对于科学、真实的研究结论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上述对于现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的回

9、顾和梳理可知，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对于建国以来整体时间段下我国省域及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数值估算及演进分解的研究较少，且在现有研究中，由于在数据处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散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 19522012 年为研究时段，分别以我国整体、四大板块以及各省域为研究对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5并通过时间及空间双重视角对其收敛情况进行评判，进而结合宏观政策演进的视角对存在特征及变动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解 在现阶段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

10、率测度的研究中，常用测度方法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索罗残差法以及基于时间序列的生产函数法。而上述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例如索罗残差法应建立在完备制度的假设基础上，生产函数法则难以在分析中包含完备的分析变量。此外，格罗斯科普夫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均建立在研究单元完全有效的前提假设之上，其会导致估算结果有偏。Grosskopf， S.， “Some Remarks on Productivity and its Decompositions， ”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no.20， 1993， pp.459-474. 因此在本文中，将采用承认无效率存

11、在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的曼奎斯特指数法（Malmquist 指数）来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通过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能够区分增长来源于技术的进步还是效率的提高，而这样的分解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以面板数据进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测算能够提高估算结果的自由度。岳书敬、刘朝明：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经济研究2006 年第 4 期。 本文以 19522012 年为研究周期，利用 Malmquist 指数对我国 28个省在研究范围方面，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一致性等因素，本文剔除了西藏、海南的数据，并将 1997 年成立的重庆市数据划入四川省进行6计算，最

12、终选择我国 28 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为研究对象。 （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计算的数据均来自于各省份统计年鉴，计算过程借助 DEAP2.1 软件，计算出 19522012 年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测算结果。可知，自 19522012 年，我国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 1.1%，就其分解结果来看，技术变化上升了 02%，而效率变化上升了 1%，其中，纯技术效率上升了 08%，规模效率上升了0.2%（见图 1） ，说明我国近年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中。 而从时序层面的变化演进来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变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段：第一是 19521962

13、 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规模效率保持持续增长，主要由于建国初期，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大力发展重工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在此期间技术水平的低位拉动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是 19621976 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的趋势，而波动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的交替变动，其可能的解释是在文化大革命等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政策导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运动式的发展模式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第三个阶段是19762012 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平稳上升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均保持了持续的上升趋势，而

14、规模效率变化在 1990 年之前为负增长，这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计划调拨的资源配置形式阻碍了规模效率的提升，而在 1990 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7形式，从而促进了规模效率的提升。此外，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以 19981999 年的变动界线，即在 1998 年之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持续较高位增长，最高的年增长率达到 15%，而在 1999 年之后，则进入了平稳增长期，这与郑京海、胡鞍钢、郑京海、胡鞍钢：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 年） ， 经济学 （季刊）2005 年第 1 期。金

15、相郁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1996-2003 ， 经济评论2007 年第 9 期。的研究结论相近。同时计算出我国部分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变化情况的结果表明，19522012 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其中，上海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为 6.8%，其次是浙江、北京、天津，增长率分别为 5.7%、4.8%、4%。而上述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已经逐步开始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通过各种渠道发挥后发优势，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省份为甘肃、贵州、陕西、云南、山西、宁夏、内蒙古。纵观上述省

16、份，除山西省外都位于西部地区。这主要是源泉于历史发展条件、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战略等因素，使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成为率先发展地区。而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部地区进行了包括劳动力、资本以及科技资源等多层次的要素输出，影响了本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上述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区域中所包括的山西、陕西以及内蒙古等省份，都是我国的资源大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很高。而结合本8文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到，这些省份在依托资源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代表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潜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可能陷入了“资源的诅咒”的困境。 为了更明显的表现出我国四大板块之间的差距，下文分别将

17、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部地区作为四个决策单元（DUM） ，用 DEA 方法测算19522012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结果如表 1 所示。 第二阶段是 19791999 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呈发散的趋势。发散的速度约为 00457。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背景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并在经济体制方面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具有倾斜性的扶持政策鼓励生产要素集聚。而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军工企业及科研单位，由于机制限制，无法对当地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贡献。致使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出现较大差异，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便呈现出发散的趋势。 第三阶段

18、是 20002012 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出发散的趋势，但相对于上一阶段而言，发散速度有所提高，达到 0.0871。在这一阶段中，宏观政策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已经全面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此，中西部大量非支柱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而东部地区通过要素集聚和规模效应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导致了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发散速度的提高。第二，我国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自 1999 年我国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等一系列9板块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9、以及以两江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代表的增长极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而通过本文的估算能够得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仍处于发散的趋势，且发散趋势有所提高。这说明现阶段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策扶持下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式的要素投入，属于外延式、追赶式的发展方式。而要形成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充分发挥落后地区的比较优势，以促进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突破口，促进实现内涵式和跨越式发展。 2.空间视角下的全要素收敛性分析 为了尽量降低初始发展水平差异对于收敛估算结果的影响，更加清晰的描述不同类型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和变动状况，本文采用俱乐部收敛的研究思路，对我国东、中、西

20、部以及东北地区研究时段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在此，分别对整体研究时段和分阶段研究时段两个层面对上述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从整体研究时段来看，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未表现出收敛，即呈现为发散状态。这表明，在四大板块内部各省份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在不断提高。而就发散的速度而言，东部地区发散速度最高，其次分别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其内部省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增幅最大，说明东部地区各省域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第二，从分时段来看，在 19521978 年中，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10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

21、西部地区则呈现收敛状态，但显著性水平为 12.8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 19791999 年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中部地区最小；在 20002012 年中，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东北地区则呈现为 10%显著性水平下的收敛趋势。在上述分时段的估算结果中，虽然中国各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绝大多数时段中呈现出绝对 收敛，但是在分时段发散速度的演进中仍然存在一些变动规律，即东部和东北地区都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递减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提升的趋势，特别是自20002012 年间，中西部地区省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度最高。由于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全

22、要素生产率所代表是区域的科技进步，以及更深层次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陶长琪、齐亚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及其成因分析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 期。因此，对于这一估计结果表示的规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作为建国初期在轻工业和重工业方面具有一定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经过建国六十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的发展，现阶段已经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期；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在 2000 年国家陆续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一批经济增长极。但是由于不同区域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扩大。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现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