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doc

1、1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摘要：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主的诸多符号学门类进行过持久的批判与借鉴，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的历时性维度，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共时性方法进行了颠覆或消解。同时，借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某些方法、概念以及其他门类符号学方法，对历史社会语境中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了历时性剖析及批判。经由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重要支系。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过程中的符号学实践差异性，以及批评家的精神高度与符号批判对象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辨析和梳理，将扩展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2、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符号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035-09 收稿日期：2012-08-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XWW003）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JK0404） 作者简介：张碧，男，陕西西安市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符号学是西方学术史、思想史中一门历史悠久的学说。从 20 世纪始，符号学的发展与演变呈现出向不同学科延展的趋势， “社会与心理世界整2个范围内表达面和内容面各自的切分及其相关方式，直接构成了各个部门符号学的具体内容”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曾试图绘制一幅符

3、号学在各学科的分界图，所开列的符号学门类遍及人类学、美学、文学等诸多学科，符号学对现代学科的影响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在不同学科的众多符号学家中，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被人文、社会科学界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者，前者因其语言学观念所派生的结构主义理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便对西方学界广施影响，故其理论无疑对其他学科理论发挥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力，其中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角度看，在对其产生过影响的各符号学门类中，也以结构主义符号学所施加的影响最为全面、深远。 索绪尔曾提出建立一门能够涵盖语言学的新学科，即“符号学” ，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观是一种全新的符号学

4、观。布拉格学派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结构主义，此后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大量汲取观念方法，使得西方学者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视为同一事物：“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 ”可见，索绪尔的语言学观，为此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打下奠基；他所提出的共时/历时、能指/所指、语言/言语、横组合/纵聚合等范畴，也多被后来结构主义符号学借用。 众所周知，作为西方诸多精神学科谱系中最重要的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历卢卡奇、葛兰西及法兰克福学派等诸多理论家的发展之后，其视野从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批判” ，马克思主义理论由

5、3此基本实现向文化一哲学的理论形态转型，诚如佩里安德森所言：“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 ”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结构主义传统间存在严重的方法论分歧。索绪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将语言学研究划分为“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维度，认为前者是研究语言本质规律的基本方法，后者则无法对语言研究对象进行理性化及体系化处理，于是将两者视作彼此对立的方法维度。因此，对“共时性”研究视角的注重与对“历时性”视角的刻意排斥，几乎成为整个结构主义传统的基本哲学立场与方法准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6、的基本原理，并对这一原理进行延伸，提出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力是促使社会形态实现变革的基本因素。显然，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研究范式属于索绪尔的历时性方法范畴；此后，包括文化、哲学等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也大多遵循这一方法逻辑。结构主义传统倚重共时性、排斥历时性的考察维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主张以辩证眼光看待社会动态发展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截然相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冈瑟克雷斯甚至认为，被索绪尔“共时性研究”所忽略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予以重视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符号学内部固有的文化、社会和政治” 、 “历时性、时间、历史、过程和变迁”等范畴。由此可见，历时性研究范畴具体呈现为对社会性、

7、历史性及现实性等因素的研究。因此，两种传统似乎各行其道，甚至由于本体论和方法论立场的差异而在文学或文化领域争执不已，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在 20 世4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在文学领域争斗不休” 。除个别批评家曾做过努力外，例如列维斯特劳斯试图对“上层建筑”概念所做的“理论补充” 、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似乎从未就对方的理论主张进行过自觉的理论汇通。 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对“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所谓的“论争”不以为然，认为“这两大阵营却分明是相互合作的关系” ，在他看来， “形式主义”包括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间的关系不仅绝非彼此隔绝，反而恰恰不可分割。事

8、实上，由于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尤其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具有鲜明的技术分析特质，能够对包蕴于社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效读解，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实践十分接近，因此自 20 世纪中叶起，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做出了敏锐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从自身的学术立场出发，建构和发展出独到的符号学理论，从而跳出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语言学”窠臼，但如前所示，由于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经历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盛行时期，因此许多批评家对符号学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这一支系的批判及借鉴。 两种理论间的对话业已引起学界的一定关注，有学者据此认为，现代符号学

9、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间已产生持久的视域融合，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方法进行批判性借鉴而催生的全新理论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Marxian Se。miotics） ，并将其视作当代学界的重要学派。 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理论的批判 如前所述：索绪尔将共时性作为其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基本认识5论及方法论立场。简而言之，共时性是符号系统发展时所处的在某个静态时刻所处的状况，而历时性则指符号系统发展时所处的历史状况。索绪尔认为符号必须被置于某种共时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因此符号学必须关注符号在某个共时性静态时刻的表意实践状况。索绪尔对共时性的强调，使诸多历时性及社会性因素

10、被排除于研究视域之外，从而使其符号学方法的批评活力被极大削弱。 对于作为研究维度的共时性，尽管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沙夫将共时性概述为对客观规律的静态化理解，认为共时性是对事物的运动特质的忽视，亦即一种假定时间因素趋零的理想化研究方法，并对这种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予以肯定，然而，论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共时性方法多持批评态度，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起始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关于语言/言语、尤其是历时性/共时性等二元区隔范畴的批判之上。 苏联哲学家巴赫金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符号的首要功能与属性表现为对现实的反映，这种认识使巴赫金将索绪尔关于共时性/历时性的

11、区分与对立视为其历史观的缺陷：“共时性体系与历史形成过程的任何一个历史的现实因素都不相符” ，在他看来，共时性体系仅存于个人主观意识中，不具备唯物主义客观属性，因此他立足历时 l 生的现实立场，对所谓共时性维度持否定态度。 巴赫金认为，索绪尔事实上是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但不是作为一个过程，而是作为一个语言规则的固定的体系” ，并否定了索绪尔所暗示的这一逻辑：只有以共时性考察维度，才能认识“语言”的6本质。因此，巴赫金试图将“语言”从共时性考察维度中解放出来，提出“语言”实际处于不断嬗变的动态流程，亦即历时性过程之中。在他看来，单就“语言”规则而言， “语言”作为一种严整而有机的形式体

12、系，虽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是以大量劳动，以一定的认识和实践目的而获得的一种抽象” ，亦即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对世界意义的认识长期积淀于人类意识的产物，它与言语在本质上都是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的产物。这样，巴赫金对“语言”这一原本带有柏拉图“理念”色彩的概念，做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阐释。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F.詹姆逊曾对结构主义传统的共时性/历时性问题进行最为透彻的批判，其批判起始于从辩证法角度对结构主义始祖索绪尔理论进行的审视。在詹姆逊看来，索绪尔对“共时性”和“历时性”所进行的区分与对立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非辩证方法” ，索绪尔实际无法将历时性与共时性截然分开。同时，其理论中的其他范

13、畴由于建立在共时性/历时性二元区分的逻辑基础上，因此往往都带有结构主义封闭性特征，同样渗透着反历史主义的非辩证因素。詹姆逊在分析语言/言语这组范畴的封闭性特征时指出：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观使其将发掘作为人类语言能力总库的“语言”的活动视为基本研究对象；反之，将历时性考察维度、与这一维度的考察对象“言语”一并视为语言学应摒弃的部分。这样，索绪尔的研究思维脱离了科学实证的轨道，使“语言”这一概念、乃至整个语言学都蒙上了形而上学色彩。 詹姆逊针对索绪尔的这种认识提出疑问：“语言”和言语间的转化必须经历怎样的话语机制？换言之，作为个体语言潜能的言语，通过怎7样的方式来实现和转化成作为社会整体潜能的“语言

14、”？索绪尔从未论及这一问题，从而将“语言”概念悬置于形而上学领域内，使其无法与言语这一语言实证主义概念发生联系。 詹姆逊借助“话语回路”概念对此做出回答：“他（索绪尔）把说话人的言语和听懂他的话的人的语言分开；对后者来说，言语是说话的主动一面，而语言则是被动的一面语言与其说是说话的能力还不如说是听懂言语的能力” ，言语是说出的具体言辞，是对语言组织能力、“内化的语言形式的总储存”的具体呈现和展开， “语言”和言语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所回答的不仅是语言能力与个体语言行为之间的机制转化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两者间转化机制的描述，使“语言”这一形而上概念能够以实证主义方式获得认识

15、，从而以历时性考察模式对共时性模式进行了取代和消解。 詹姆逊还深入到对“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界定之中。索绪尔认为，符号意义的生成源于人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对世界的理解，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同时，索绪尔却又吊诡地强调符号意义的生成来自系统内部的内在差异。这组悖论本质上是共时性与历时性问的矛盾。 在詹姆逊看来，索绪尔未能辩证地看待历时性与共时性使其无法解决这组悖论，并做出自己的解释：“不是单个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和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 ，人类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格式塔式观照来完成对语言符号的格式塔式建构，而不是在个别事物与名称之间“一对一建

16、立联系” 。从心理学上讲，现实是一个整体，而符号系统便是对这个现8实整体的整体反映，同时又能够保证系统内组分之间保持差异关系。因此，符号意义的生成虽体现出系统自身的功能，但在本质上是对社会整体的反映。对这组悖论的解释，也是詹姆逊以物质现实性为基本维度，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基本属性所做的阐释。 此后，遵循索绪尔传统的其他学科大多受到结构主义共时性考察维度的束缚。詹姆逊通过对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的批判性评介，深入辨析两大思潮中所存在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这组基本矛盾，揭示出索绪尔所设置的“语言的牢笼”带来的理论困境，并始终站在历时性亦即历史性、社会性等现实维度上，对整个索绪尔传统的“共时性”维度发起抨

17、击。可见，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是最为全面而透彻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从索绪尔、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著作中获得符号学方法灵感，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文化研究及媒体批评实践之中。但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遗产并未不加选择地直接套用，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立场，首先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批判。 霍尔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对文化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探讨。鉴于学科属性及特质，霍尔提出，不能将作为符号的社会文化现象置于结构主义静止的共时性考察模式中，而只能以现实性、社会性为基本维度，对符号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历时性考察。例如，对于能指

18、与所指这对符号学基本概念，霍尔便认为索绪尔“很少关心或不关心能指/所指的关系如何服务于我们所称的指称物（referent）的目的” 。在霍尔9看来，对于所有社会及历史时期而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习俗系统的产物” ，所有符号意义都产生于社会历史，他引用乔纳森卡勒的观点，指出“由于符号是任意的，因此它完全服从于历史，一个被给予的能指和所指在特定条件下的结合是历史进程的偶然结果” ，因此符号本身就是历史社会进行演变、尤其是阶级斗争等社会活动的产物；又引用沃洛辛诺夫的观点：“符号如果脱离了社会斗争的压力也就是说离开了社会斗争的范围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力量” ，由于社会历史处于一种

19、动态的流变过程，所以由此产生的符号意义变动不居，这样一来，以共时性为基本考察维度的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化研究中便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这提醒我们警惕那些把大众文化视为自我封闭的体系的研究方法，这种做法为传统而传统 ，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对待传统，分析大众文化形式的时候，好像这些形式从一开始就在自身中包含了某些固定不变的意义或价值” ，文化符号的含义本身并不含有确定性，其含义可能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迁。显然，霍尔所坚持的符号意义语境论，是对共时性原则的系统论的彻底颠覆。 此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还渗透于诸如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列斐伏尔、布尔迪厄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关于符号学的表述逻辑中。多数

20、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在其符号学实践中自觉地将历时性作为基本考察维度，取代共时性方法僵化的认知模式。结合上述批评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性表述，可看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于同一历史时10期，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支系繁多的符号学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一系的方法批判。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当代其他影响较大的符号学流派如以皮尔士、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学派，似鲜有批判。 其次，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其“共时性”认识维度及其派生概念。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多认为

21、符号的表意实践是认识主体对客观现象的概念化过程，而不将符号的生成看做封闭系统的自然派生物，并由此提出：符号学批评视野应被延伸及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诸多现实领域，以历时性的考察维度审视社会文化符号的变迁过程。 当然，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仅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进行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重要环节。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往往将对共时性思维窠臼的破除作为其符号学理论建构或实践的第一步，从而为将符号学实践扩展于广阔的历史社会视野扫清障碍。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符号学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之所以被学界视为当代重要的理论流派，并非只是由于其建立在对某些符号学理论流派的批评及解构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对符号学知识及方法融会贯通，将其应用于社会文化批判活动之中。 在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运用符号学而受其影响最大的，当属“结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符号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问题式”等概念上。所谓“问题式” ，即提出理论所依据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