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祭礼与祝祷文体.doc

1、1先秦祭礼与祝祷文体摘要 先秦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发生、分类、形态及功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祭祀活动的繁荣，促进了祝祷文体的发展。巫祝各掌其辞的祭祀制度、不同祭仪对所需祭辞的特定选择，增强了人们的文体分类意识。大祝所掌“六辞” 、大师所教“六诗”体现了先秦祭祀活动对文体发展与分类的推动作用。祝祷文辞作为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形态随着祭仪的需要而变化。 诗经中的商颂与周颂在内容、风格、篇幅等方面的差异，正是缘于商朝“尚声”与周朝“尚臭”的祭祀传统。祝文与嘏文、祷文与祠文、祝文与诅文等文体受制于祭祀目的的需要，形成了功能相互对应的特征。这些独特的文体现象，说明古代礼制与文体的发展具有互动关系。 关键

2、词 祭礼；祝祷文体；六辞；六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76-06 先秦时期，人们非常重视祭祀，祭祀的范围很广。 尔雅释天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是禷是禡，师祭也。既伯既祷，马祭也。禘，大祭也。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 ”1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祭礼中，必然要发布祈福禳灾的文辞。这是祭祀仪式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神交流，达到祭祀目的的主要手段。2最初，这些文辞仅是口头创作，到文字发明之后，便形之于简牍，最终流传下来，并成为后世祝祷文体的源头

3、与典范。 先秦祭祀仪式十分庄严隆重。在国家、氏族的大型祭祀活动中，各级人员之间具有严格的组织分工，形成了各司其职、各掌其辞的制度；而且不同的祭祀仪式需要配合相应的祭辞，彼此之间不得混淆。这些祭祀制度对先秦文体的分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祝祷文体为祭祀所用，其文体创作带有鲜明的功利性与目的性；文体形态受祭祀礼仪的影响较大。一些祝祷文体之间形成了功能对应关系。先秦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影响，体现了礼制与文体之间的互动。学界目前主要从考古学、文化学等角度探讨盟誓文、史诗等文体的发展，关于先秦祭礼对文体分类、文体形态、文体功能对应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却少有涉及。目前学术界对先秦祭祀与文体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有

4、：陈梦家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 （考古 ，1966 年第 5 期） 、吴承学师先秦的盟誓 （文学评论 ，2001 年第 1 期） 、吕静中国古代盟誓功能性原理的考察以盟誓祭仪仪式的讨论为中心 （史林 ，2006 年第 1 期） 、张树国“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论周秦汉唐史诗形态及与郊庙祭仪之关系 （齐鲁学刊 ，2011 年第 3 期） ，等等。故本文就相关问题略论于下。 一、先秦祭礼与文体分类之萌芽 先秦祭礼有严格的制度与规范。体现在祭辞上，则有专职人员负责祝祷文辞的创作与发布。据周礼春官记载，大祝专作“六辞” ；诅祝专作“盟诅之载辞” 2 ；瞽矇专职诵诗、咏歌。这种各司其职、各掌其辞的礼官制度

5、，促进了人们对文体之间差异性的认识，增强了人们的3文体分类意识。而且，由于祭祀仪式的不同，需要配合不同形态的祭辞。故先秦祭祀活动的繁荣，导致了祭辞的丰富，祝祷文体也因之趋于多样。周礼春官曰：“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 ”3这是大祝根据六种祭礼的需要而创作的六种文辞。郑玄注曰： 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 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 。诰，谓康诰 、 盘庚之诰之属也。会，谓王官之伯，命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此皆有文

6、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 4 这“六辞”正是六种文体。这些祭辞或关乎国家命运，或用于社稷宗庙，或累列死者德行，各自有相应的运用场合。大祝根据不同的祭祀目的创作不同的文辞，形成了不同的文体样式。而作“六辞”的目的在于沟通“上下、亲疏、远近” ，处理人、神、鬼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不得混淆。这种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对不同文辞的选择，突出了文体特征，导致了文体分类现象的萌芽。 也有一些祭祀仪式，虽没能显现出祭辞的文体独立性，没能直接促进文体的分类，却为后世文体的确立及分类提供了历史依据。如瞽矇在不同祭仪中所掌“六诗之歌”的行为，就为诗经风、雅、颂三大诗类的区分提供了历史渊源。 在祭祀中，瞽矇

7、的职责是诵诗、咏歌。 周礼春官曰：“瞽矇掌4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5在这则材料中，出现了歌、诗两种文体。歌体是合乐的，要击拊、鼓琴瑟而歌；而诗体用于讽诵。从周礼来看，瞽矇既掌“讽诵诗” ，又掌“九德、六诗之歌” 。前者之“诗”是指不同于歌的独立文体，这是没有疑义的。而后者“六诗”的含义却有所争议。何谓“六诗”？周礼有明确记载；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大丧，

8、帅瞽而廞，作硕匶谥，凡国之瞽矇正焉。 6 我们可以从文体发生的角度来考察这“六诗” 。贾公彦云：“大师是瞽人之中乐官之长，故瞽矇属焉而受其政教也。 ”据文献，教授“六诗”时，大师要“以六德为之本” ，郑注曰；“所教诗必有知、仁、圣、义、忠、和之道，乃后可教以乐歌。 ”贾疏云：“凡受教者必以行为本，故使先有六德为本，乃可习六诗也。 ”即先要考察瞽者的道德品行是否合乎要求；继之要考察瞽者喉音与律吕是否相合，即“以六律为之音” ，郑注云：“以律视其人为之音，知其宜何歌。 ”贾疏云：“大师以吹律为声，又使其人作声而合之听，人声与律吕之声合谓之为音。 ”可见大师在教授“六诗”时，对所授对象进行了严格挑选

9、。这说明大师所教“六诗”具有特殊性，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诗” 。 大师所授“六诗”用于大祭祀、大飨、大射、大丧等重要的祭祀大典中。所谓“大飨”是祭祀五帝先王的仪式， 礼记月令曰：“是月也，大飨帝。 ”郑注：“言大飨者，5遍祭五帝也。 ”7 礼记礼器又曰：“大飨，其王事与？”郑注：“盛其馔与贡，谓祫祭先王。 ”8 “大射”是为选择合适的人员参与祭祀而举行的射礼。 周礼天官司裘曰：“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 ”郑注：“大射者，为祭祀射。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 ”9大丧， 周礼天官宰夫曰：“大丧小丧，掌小官

10、之戒令，帅执事而治之。 ”郑注：“大丧，王、后、世子之丧也。 ”10 当大师主持这些仪式时，瞽矇唱诵的内容、唱诵的方式、所配之乐各不相同。举行大祭祀与大飨时，大师率“瞽登歌” ，伴随着“击拊” 、“下管” 、 “播乐器” 、 “鼓朄”等演奏行为进行祭祀。大射时，瞽“歌射节” ，因射礼要展示武力，类似于征战，故大师要“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以歌律来预言征战之吉凶，在先秦应是常用的方法。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楚之战， “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杜氏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风。 ”11在举行大丧时， “瞽而廞，作匶谥

11、” ，郑注云：“廞，兴也，兴言王之行，谓讽诵其治功之诗。 ”贾疏云：“帅瞽者，即帅瞽矇歌王治功之诗。 ”12可见“六诗”是融音乐、文辞、仪式于一体的具有不同风格与功能的“诗”体。在不同的祭祀中，大师与瞽矇要选用适合于祭祀目的的“诗” 。而大师与瞽矇的选择，又说明风、雅、颂、赋、比、兴这“六诗”在祭仪中各自有特定的功能。郑注曰：“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6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13即是对这“六诗”功能的解说。 虽然周礼 “六诗”并不是文体形式，

12、但时人对唱诵“六诗之歌”人员的特定要求、不同祭祀场合下的祭辞风格与内容、 “六诗”功能的差异，必然让人们认识到不同文辞之间的差异性。当文辞逐渐脱离了祭仪、音乐而单独流传下来，随着文体体制的成熟，用于祭祀的文辞发展为在日常生活中皆可吟诵的诗歌。 周礼 “六诗”中的风、雅、颂，就由祭祀时的表演形式转化为诗歌之体裁，即诗经中的三大诗歌体制。由此产生了最初的诗体分类。 概言之，在年复一年的祭祀仪式中，各类祭辞的功能与特征一再得到强化，并为时人所接受。时日既久，这些文辞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规范与模式，文体由此而形成。当人们在不同的祭祀场合对不同文辞作出选择时，这一举动又促进了文体分类的萌芽。当然，这种现象不

13、限于祭礼。在先秦其他行为场合下，也促进了文体的发生与分类。如周礼春官记载“士师之职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 。 14士师所职“誓”乃是誓师之辞；“诰”是诸侯朝见天子时，天子对诸侯的告诫之辞。 尚书记载的甘誓 汤誓 大诰 康诰即是此类文体。另尚书又有典、谟、训、命，皆是在特定行为场合下使用的文体。这种因礼仪制度、行为方式的需要而创制文辞，是先秦时期文体分类意识形成的重要机制。 二、先秦祭仪对祝祷文体形态之影响 7祝祷文辞是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祝祷文辞的内容依祭祀目的而定，其文体形态则要适应祭仪的需要。上古祭辞简单质朴，这固然是因为上古语言文字不够发达

14、所致，但与上古简单的祭仪也不无关系。 礼记郊特牲记载伊耆氏作“蜡祝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15贺复徵认为此类蜡祝辞“报成功于岁终，又以祈来年之始，故祝之之辞如此。 ”16此篇“蜡祝辞”篇幅简短，语言直白，不假修饰。而礼记记载的上古蜡祭仪式也非常简单，可以推知祭辞与祭仪之间存在形式上的关联。 周朝祭仪较为繁缛，祝辞种类也趋于复杂。根据所祭对象的不同，使用的文辞也各不相同，故周礼春官有大祝“六辞”之别。同样，周朝对祝文有文辞方面的要求。据郑氏注，大祝所作六辞“皆有文雅辞令” 。刘勰也说：“祝史陈信，资乎文辞” 17 。刘永济认为先秦巫祝“二者乃先民之秀特，而文学之滥

15、觞” ， “祝以作六辞为职，亦择善为文辞者任之” 18 ，皆可考见周朝时祝文的写作，要求修饰辞令以达到最佳的祭祀效果。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的“祭侯辞” ，是为天子举行射礼而做，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诒女曾孙，诸侯百福。 ”19这篇祝辞从其内容看，可谓是恩威并重，文辞虽然简短，但文风庄重典雅，表现了强大的威慑力。 祭侯辞的文辞风格正适应了射礼的需要。 周大祝所作“六辞” ，现存文献很少，其文体形态到底如何受祭仪的影响难以考知。下文将考察用于宗庙祭祀的颂诗，以说明祭仪对“颂”文体形态的影响。颂诗的文体功能，据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8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

16、神明也。 ”20 文章流别论曰：“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神明。 ”21颂诗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美盛德之形容” ，既是形容先祖盛德，故其文辞要求详赡富丽。 但同为颂诗， 商颂与周颂却存在较大的文体差异。 诗经商颂是现存最古老的宗庙祭祀颂诗。 国语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 国语卷 5鲁语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216 页。关于商颂是商诗还是宋诗，是诗经研究史上讼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先秦典籍以商颂为殷商时作，而汉初齐、鲁、韩三家诗皆认为是春秋中叶宋人正考父所作，毛诗又认为商颂作于殷商时期。此后

17、毛诗所论为世人认同，郑玄诗谱 、孔颖达毛诗正义 、司马贞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等都持“商诗说” 。清代中叶，魏源、皮锡瑞、王先谦力主商颂为“宋诗说”，王国维说商颂更是举卜辞与商颂相互印证，力主“宋诗说” ，于当今学界造成重要影响，几成定论。不过，当今学界也开始对“宋诗说”提出质疑，并坚持“商诗说” 。如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文学遗产 ，1986 年第 5 期） 正考父作商颂新考 （辽宁大学学报 ，1989 年第 3 期） 、常教商颂作于殷商述考 （文献 ，1988 年第 1 期） 、陈桐生商颂为商诗补证 （文献 ，1998 年第 2 期）等论文对魏源等人的论证进行了驳斥。另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商

18、颂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本文立论从毛诗 ，认同商颂为殷商时期所作。正考父所献商颂共十二篇，其数量在当时而言已相当9可观。从现存五篇商颂来看，其文辞以四言句式为主，文风典雅庄严，或抒情、或叙事、或祈福、或追忆，文体形态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商颂的这种文体特征与商代宗庙祭仪有很大关系。殷人祭祀重视以歌、乐、舞祭神与飨神。据礼记郊特牲记载， “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22所谓“殷人尚声”是指殷商社会崇尚歌唱、器乐、舞蹈三者一体的表演形式。 “涤荡其声”大意是指歌唱之声回环往复，旋律起伏很大；“乐三阙，然后出迎牲” ，即指用乐器演奏音乐，依音乐的

19、章阙进行歌、舞，音乐进行三阙之后，始迎祭牲；同时祝颂唱祷之声响起，以示诏告于天地众神。殷人在祭祀过程中重视歌乐舞的传统，在商颂那里有所体现。其文曰：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23 那为祭祀成汤的颂诗。在这篇颂诗中，频繁出现了鼓、管、磬、万舞等字眼，为后世展现了钟鼓齐鸣、歌舞升平的祭祀场景。颂诗便是在这种宗庙祭祀场合下用来歌唱的文辞，故当祭仪越繁复，所需颂诗的章节自然也越多。现存五篇商颂共 16 章，

20、154 句。其中那 、 烈祖 、 玄鸟各 1 章，各 22 句；长发7 章，共 51 句；殷武6 章，共 37 句。 商颂章、句趋多，且章、句篇幅各不相同，似是依乐阙长短而定。可见随着祭仪的繁缛，颂诗的文体形态也趋于繁复。 而到了周代，祭祀传统有很大变化。周人祭祀喜用柴燎。 周礼曰：10“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郑注曰：“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槱积也。 ”24与“尚声”的殷人相比， “尚

21、臭”的周人在宗庙祭祀中，更多是用血牲、黍稷、醴酒等以享神灵，而不是运用大规模的歌乐舞形式。周人祭仪的特点对周颂的文体形态也产生了影响。 诗经周颂 “清庙之什”为祭祀周文王的颂诗，共 10 篇，每篇 1章，共 95 句；“臣工之什”为诸侯助祭宗庙之作，也是 10 篇，每篇 1章，共 106 句；“闵予小子之什”为“嗣王朝于庙”之作，共 11 篇，每篇 1 章，计 137 句，皆篇幅短小规整，文辞简要，缺少回环复沓之韵律。商颂与周颂除了篇幅大小、章节安排存在差别外，二者文风也迥然不同。 商颂回环往复，再三致意，且韵律协和、节奏鲜明，颂文叙事详赡，极尽铺排，语言典雅，渲染了一种庄严热烈、气势磅礴的氛围。从整篇作品的节奏韵律来看，很符合歌诵配乐的需要。而周颂却相对简朴些，不论叙事还是抒情，诗歌均缺少跌宕起伏的韵致，每篇内容也相当简略，较少铺排、反复。 商颂与周颂的文体差异，正是缘于商、周二朝祭祀仪式的不同。 三、先秦祝祷文体的功能对应特征 由于祝祷文体用于人类与天地山川神祇之间的沟通交流，由行为目的的相互对应，导致了言说方式的对应，反映到文体上则是有些祝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