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本刊自 1991 年创办,得到萧克、习仲勋、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护和帮助,他们都曾为本刊题词,勉励有加。习仲勋同志曾在 2001 年本刊创刊十周年时为本刊题词:“炎黄春秋 ,办得不错。”今年是习仲勋同志诞辰 100 周年,本刊特发此文纪念。 峥嵘和曲折的经历 今年是我党老革命家习仲勋诞辰 100 周年。他生于 1913 年,早年和刘志丹等一起闹革命,21 岁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脱口而出:“噢,这么年轻!”他是我党老革命家中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历任陕甘边集团军政委
2、、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第一野战军副政委、政委等职,和彭德怀、贺龙共同指挥了延安保卫战和解放西北五省的战役。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1959 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 正当他年富力强,协助周恩来忙于处理国家事务时,在 196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一个条子,上写:“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当场念了这个纸条,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 2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一部传记性小说刘志丹 。她用了多年时
3、间搜集素材,反映当年刘志丹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包括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问题在于,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是疲惫之师,而西北红军当时正开创了良好的局面。李建彤强调她写的是真人真事,但越是说真人真事越糟糕。有的居心叵测者说:中央红军是“正统” ,小说写成中央红军向西北红军“投靠” ,把西北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 ,是贬损中央红军,贬损毛主席。康生得知后,就向毛主席告发,并诬指习仲勋是这部小说的“后台” 。康生领导下的审查小组在“审查报告”中说:此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进行的反党活动;习仲勋是此书的第一作者,刘景范(刘志丹胞弟)是第二作者,李建彤是执笔者。审查小组认为这部
4、小说的罪名之一,是把陕甘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 ;罪名之二,是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罪名之三,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是高岗、习仲勋,是“为高岗翻案” 、 “吹捧习仲勋” 。 刘志丹这部小说,后来又被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罪证,株连了上百名老干部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陕甘宁老区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集团”的所谓“黑爪牙” ,不少人被整残、整死。实际上,这些罪名全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稽之谈。习仲勋同志受此不白之冤,遭到长达 16 年的不公正对待。 1977 年底,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对习仲勋的案子在查清以前,就先安排习仲勋去广东工作
5、。受尽折3磨的习仲勋,1978 年 4 月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他是最先站出来表态支持的地方领导人。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率先提倡改革开放,公开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不要管他什么主义” ;还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等地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 。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广东首先成立了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80 年 2 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几天内就发出关于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习仲勋一直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
6、持者。 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0 年 9 月,习仲勋调中央任职,先是由全国人大补选他为副委员长,随后在党的会议上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时,他还兼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反映了党对法制工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仲勋同志对法制工作的特殊关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诞生于 1979 年 2 月,是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建立的有权威性的立法机构,由 80 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第一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习仲勋兼任。他们的任期各约两年三个月
7、,到 1983 年 9 月法制委员会就结束了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两位热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4我国开始从“无法无天” 、 “无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 、 “以法治国”的道路。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 ”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 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 ”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笔者是该次会议的秘书人员,
8、偶然听到了他们这次的闲谈,深感两位老领导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法制问题。 仲勋同志参加人大工作有个特色,就是他不但参与领导,而且以普通一员的姿态参加小组会议。新宪法通过以后,人大常委会工作有了很大加强,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常委会,每次四天左右,分四个组讨论议案,而后开全体会表决。仲勋同志几乎每次小组会都参加,他不是来做指示,而是和委员们平等地交换意见。每到讨论休息时间,他往往端着一杯茶在室内走来走去,跟大家问长问短。有一位外省来的列席代表不认识他,他就自我介绍:“我是习仲勋,和你一个组讨论”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笔者听过他几十次谈话,总的印象是直率、平和、朴素。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交换意见;不是训
9、诫,而是商谈。他在讨论中总是鼓励大家发表意见,他说: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是受人民委托代表他们管理国家的,责任重大,对每一个工作报告,每一个法律议案都要本5着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研究,要提修改或补充意见。我就不信这些议案都那么完善,如果我们只说赞成,只说同意,等于不提意见,那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用?他对代表、委员们要求很严,但由于把他自己也放在里面,就感到他是在督促自己,而不是训斥别人,起到了责己同时责人的效果。 那时候,笔者在法制委员会民法室工作,室主任穆生秦,业务牵头的是李由义,他们都是建国前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学识渊博。 仲勋同志多次找我们讨论组织起草民法通则的问题。民法室曾搞了几
10、个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反映都不够好,主要认为草案文字“法言法语太多,看不懂” , “像是看天书,谁知是什么意思?”一位市级领导人看到草案提出要建立“法人制度”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能建立法国人的制度?”因此,李由义在汇报时说了一句:“一些人没有起码的法律知识,可以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仲勋同志不以为然,他说:“几十年无法无天,干部群众普遍缺乏法律知识,能怪他们吗?法律是要施行的,大家看不懂的法律能普及吗?我和他们一样看不懂法言法语,能不能写得通俗一点?我认为,群众反映看不懂正是对这个草案的最真实的意见、最好的意见,也是我们最该重视的意见。 ” 他说:“我要找救兵” 。当即让秘书邀请语言学家
11、吕叔湘先生参加会议。他当面恳请吕老帮助修改,并指定我(由于我当时较年轻)把草案及有关资料送到吕老家里,按吕老意见修改,还高声叮嘱大家:“文字修改,你们要听吕老的,他是语言大师。不要听我的,我不懂。 ” 我听仲勋同志说过几次“我不懂” 。像他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堂堂副6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众人面前公然说“我不懂”的,在我记忆中是第一人,不由得想起孔夫子的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 后来,我遵照仲勋同志指示,连续三天去吕叔湘先生家“登门候教” 。吕老非常认真,把草案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改掉了不少重叠的或含义不清的字句,还把一些段落造句顺了顺,看起来就明白易懂了。
12、一次永难忘却的对话 仲勋同志又一次召集讨论,我汇报了吕老修改草案的情况,李由义也肯定吕老改得好,并检讨自己上次失言,对提意见者有“不敬”之处。仲勋同志很高兴,并由此发表了很多关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话。时隔多年,但印象深刻,下面只能记叙他讲话的主要内容。 他说:“谁都爱听好话,听赞成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是假话,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敷衍应付。我们征求意见的目的,本来是为搜集各种补充意见,但是,人们一听到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就往往不高兴, 你小子,拆我台!有权的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 ” 仲勋同志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
13、、 反革命集团 、 右倾投降 、 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7护法 ,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 李由义说:“宪法已经规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这正是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 ” 仲勋说:“我的意见是,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
14、才有几个?也不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平时说几句不同意见就犯了罪了?” 李由义说:“前些时讨论修改刑法,已取得共识,对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能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 仲勋说:“不给刑罚,还有批斗、禁闭、降职降薪、调离、开除等等处分等着呢。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 ” 李由义说:“您说得很对。这正是当今社会上普遍地不说真话的根本原因怕受处罚,怕说了真话倒霉。记得 1945 年毛主席到重庆,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访问,曾明确指出,我们要施行民主,也即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也要施行罗
15、斯福总统提的四大自由。 ” “四大自由” ,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前三项自由都属于保护不同意见的范畴,要确保不受处罚,不受威胁,人们才能敞开思想说亮话。1949 年制订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言论、出版自由。1954 年制订的我国第一部宪法,甚至“四人帮”猖獗时期制订的 1975 年宪法,以及现行 1982 年宪法,都规定言论、出版自8由,但至今没有制订有关法律。 穆生秦同志说:“我在高校党委工作多年,学生们思想活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领导上规定一条界线,不能出格,即: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 ” 仲勋同志说:“这是一条很难掌握的界线。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
16、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 。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穆生秦说:“我听彭真同志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社会主义民主更要听取不同意见,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就不可能有民主。 ” 仲勋说:“那我的想法就更坚决了。 ” 在大家谈兴甚浓之下,我也说了几句:“一切改革都来自不同意见,创新就是对现状的扬弃。无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意见都面临着旧规则、旧秩序的压力。真理是对谬误的纠正,而真理在开始时只能被少数人掌握。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开始时也只可能是少数人提出。保护不同意见就是保护真理的萌芽,保护和促进改革。 ”
17、仲勋同志看我越说越远,笑着说:“今天谈得很好,帮助我进一步想这问题,下次有机会再谈。 ” 散会后,李由义原本胖胖的脸笑得像弥勒佛,他兴奋地说:“仲勋同志太有意思了!我这辈子和中央领导同志这么直来直去对话还真是第一次。他提的意见也太重要了,我要好好准备一下,下次更敞开谈。 ” 由义认为,仲勋同志从他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保护不同意见的重要性,9这也正是我党和国家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几天后,仲勋同志又在人民大会堂一层小天津厅召集我们讨论。由义同志非常兴奋,除了继续讨论修改民法草案,还准备大谈“保护不同意见”的问题。这是个大热天,我们民法室在大会堂四楼办公,当年为节省电力,四楼不开空调,个个汗流如雨
18、,而一、二层楼由于经常有外事活动,需要正装参加,因此开足了空调。于是,从四层乘电梯到一层,赛过从酷暑突然进入深秋。由义年已花甲,这天为寻找资料数据,从四楼上下两三次,突发脑血栓症,昏厥在小天津厅门口。仲勋同志见状立即站起身,呼唤:“快用我的车送北京医院!”他急得说话都有点结巴了。而正是由于用了他的车,交警看到了立即开绿灯,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医院急救室,挽回了生命。 病中,我去看望他,每谈起仲勋同志,由义总是微笑着说:“这位领导同志真是有意思” ,充满了敬慕之情,遗憾未能再次“直面交流” 。 事后不久,法制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仲勋同志不再兼任主任。1986 年 4 月 12 日,六届全国人大四
19、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民法通则 。彭真、习仲勋、陈丕显、彭冲四位正副委员长联袂出席宴请全国各地来京的民法专家,感谢他们为制订民法做出的贡献。席间,仲勋同志还问我:“你们那位李同志身体怎么样了?他是专家、是人才,可别出事啊!”中央领导对一位普通的下级干部表露的诚挚之情,使人感动。 最后一次参加人大会议 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仲勋同志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88 年 4 月,他仍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01990 年 10 月 30 日,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七届人大第十六次会议) 。 这天上午,开常委会全体会议,钱其琛发言,对国务院提交人大审议的两个涉外法案
20、作说明,言语简洁,只用了不到 20 分钟。他刚说完,并非主持会议的习仲勋站起来说:用这么短的时间,说得那么清楚,值得表扬,建议大家鼓掌。 随后他又提出:历来常委会议讨论议案不够认真,希望这次会议开始改变会风,认真讨论,建议延长一天会议时间。 主持会务的同志告诉他:已经为外地来的委员买好火车票、飞机票,会期不便更改了。仲勋说:“我是希望改进人大常委会的工作。 ” 下午,分四个组讨论,习仲勋像往常一样参加第四组。休息时,他仍和往常一样在室内转来转去和大家聊天,反复讲:人大要代表人民,替人民说话。休息后复会,已经过四点半钟,按习惯,再有人发个言就散会了。但习仲勋同志站起身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历史,请多留一个小时。他讲了很多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各根据地之间关系很复杂,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说得很动情,总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 ,更不要打成“反动派” ,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第二天继续开会,大会副秘书长来到第四组通知:习副委员长因病,中央批准他去南方休养,不再参加这次会议了。 仲勋同志从这天起再也没有来人大常委会,尽管他的任期应该到1993 年 3 月。他于 2002 年逝世,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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