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摘要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 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 ,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 。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 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
2、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关键词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选举文化;国会大选;政治选举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036-06 选举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分支,对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有直接影响。选举文化是一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11 年新加坡国会大选年,人民行动党获得以 60.14%的得票率蝉联执政,同时,反对党工人党历史突破性地攻下一个集选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2势首次被震撼,新加坡的政治版
3、图发生了重大变化。选举文化的发展通常伴随着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新加坡的基本政治制度结构并没有改变,但普遍认为,此次国会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深入分析新加坡的选举文化,对于我们全面解析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系统、把握其政治发展动向有极为重要的辅助意义。 一、 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 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创造者和主导者,选举规则是由人民行动党制定的。2011 年大选中,虽然新加坡的基本政治结构没有变化,但执政党在规则层面做了一些细节改变。一定程度上扩宽了反对党的生存空间;增设“冷静日” ,对选民做了积极正向
4、的引导,试图进一步提升国民的选举素质;与时俱进地适时放宽更多的新媒体竞选工具,活跃了选举氛围,促进了竞选工具的多元化和时代化。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调整的底线是保持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持续执政。这也符合李光耀的一贯思想。 “我领导期间,根据国情的转变循序渐进调整我们的制度。我提倡非选区议员制度。官委议员制度则出自吴作栋。我们渐进的调整,政府有义务推动改革但必须确保不会破坏我们的制度,进而搞垮国家。 ”1但此次大选中选举规则的调整在客观上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 缩小集选区的规模。新加坡自 1988 年开始实施的集选区制度,就官方的立场而言,是透过名额保障的设计,来协助少数族群代表能够进入国会。但
5、从反对党和一般外界人士的观点来看,该制度设计之目的并不单纯。 2集选区被普遍地认为是人民行动党捍卫其执政地位最主要的3手段之一,成为反对党进入国会最大的障碍,该制度的公平性问题长期引发外界的质疑。在政治人才缺乏的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尚且感到政治新血的吸纳困难,要让同一个反对党组成若干个有效的集选区竞选团队就更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五人集选区和六人集选区。因此,过去的大选中,由于反对党没有竞选团队在选区里登记,在许多集选区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人民行动党侯选人自动当选。而此次大选中,除了李光耀领军的集选区因为由无党派反对人士组成的竞选团队由于登记晚了而没有登记成功外,其余所有的集选区均有反对党
6、参与竞争。作为长期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方面要秉承民主之原则,另一方面要确保自身的执政地位不被震撼,在延续集选区制度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反对党更多的生存空间实为明智之举。本届大选,人民行动党在选区划分的问题上有所斟酌,集选区规模的缩小,为反对党提供了更多的竞争机会,也加大了反对党胜算的把握。选举竞争机制得以被进一步激发的新加坡,其选举更加回归到了基本法律精神之中。 本届大选的选区变动较大。划分委员会深知选区划分的敏感性,因此让两个反对党单选区原封不动。此外,单选区有所增加,六人集选区减少至 2 个,四人集选区自 1997 年大选后又再一次亮相,集选区的平均人数降至 5 人。根据过去的选举结果,集选
7、区的大小和得票率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集选区规模小,战情就会比较激烈。 3因为反对党在较小的集选区更容易招兵买马,找到足够的候选人。此外,所需的义工也不用太多,走访选民拉票的范围也比较小,故小型集选区对反对党较有吸引力。纵观之前的几届国会大选,人民行动党在多个集选区都不曾遇4到竞争对手,尤其是六人集选区(1997 年的 4 个和 2001 年的 5 个皆不战而胜) 。而本届大选,只有李光耀坐镇的丹戎巴葛集选区没有反对党前来挑战,其他所有集选区均有反对党宣战。这一方面是由于反对党羽翼日渐丰满,另一方面也在于集选区制度的细微更改,降低了反对党的参选门槛,其客观结果是,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不管得票
8、率高低,都能得到民主选举的考验。本届大选最大反对党工人党在保住后港单选区的基础上,还一举拿下了阿裕尼 5 人集选区,这不仅是反对党的胜利,更是新加坡集选区制度的胜利。执政当局对选区制度的细微更改,缓解了各界对集选区的质疑和批判,这对新加坡的选举文化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冷静日”的首次设立。本届大选,首次将投票日的前一天定为“冷静日” ,这是新加坡选举史上的第一个“冷静日” 。选举局文告指出,按照国会选举法,在冷静日和投票日这两天禁止各政党候选人开展任何形式的竞选活动,包括举行群众大会、登门访问选民或在互联网上进行竞选宣传等;禁止穿戴、携带或展示任何政治或宣传标志如党徽、花环、广告、传单、海报
9、或选票副本等。唯一获准的活动是政党竞选广播。 “冷静日”的设立,就是让选民从情绪中抽离出来,冷静地审视政党的竞选方案与候选人的言行举止,最后做出理性的决定。成熟的选举文化,离不开高素质的选民。新加坡本届大选所设立的“冷静日” ,正是要在提升国民的理性水平基础上,提高其选举素质。 放宽新媒体竞选宣传条例。 新加坡政府管理媒体的方式,历年来受到西方广泛的批评。西方评论家承认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以及李光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造新加5坡的政绩,但他们无法接受他对媒体在自由民主社会里的运作方式的观念,而且经常抱怨新加坡的媒体法太过严峻。 4直至 2006 年大选时,政党、候选人及其竞选代理在使用新媒体作为竞
10、选宣传工具上仍面对许多限制。但此次大选中,更多新媒体宣传工具得以获许,包括面簿等社交网站、推特等微博、Flickr 等照片共享平台、视频广播、手机彩信、博客、播客等;早已形同虚设的互联网政治审查制度也被废止。大选期间李显龙总理首次与网民进行网聊,短短一小时就吸引了 5500 条帖子;革新党领袖肯尼斯称他的党员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在 12 个小时内通过面簿等筹到所需的竞选按柜金。众多事例都证实了,网民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社会力量。如果政府继续对新媒体竞选工具加以限制,势必在损害自身在民众心中的形象的同时,还会耗费越来越多的控制成本。此次大选对于新媒体条例的修改,证明了执政当局充分肯定了新媒
11、体在大选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改变是务实的,是与时俱进的。新加坡的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广播和报纸,都直接或间接受控于政府,传统的主流媒体对执政党的报道太过繁多,引发不少民众产生了负面的抵触情绪。民众得以了解主流媒体之外的意见,对执政党已然耳熟能详的他们自然会多看反对党的相关新闻,因而向来强势的执政党在网上反而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充分体现了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传播平台的均衡效应。这次大选多了新媒体元素,平衡且活跃的选举氛围呈现出新加坡社会中更多元的利益团体的声音,让朝野政党的声音都较为自由平等地被表达。让选民在各种观点及主意的言论市场里自由6选择,恰恰契合了民主选举的真谛5 ,为选举
12、文化的成熟提供了广褒的土壤。 新媒体对于选举文化积极意义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政党充分有效的利用以及选民理性的、高水平的判断。所以,新媒体的推广给各政党和选民提出了新的考验。新媒体毕竟只是一个工具,无论朝野政党,归根结底还是要有能力吸引选民的政纲以及对国事的独到论述,否则非但无法在新平台上自我推销,反而容易暴露政党本身的缺陷,诸如思考的肤浅或组织力的匮乏。而对于拥有更大选择余地的选民,面对网上大量冗杂的信息,则要提升自身的鉴别能力。 二、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 新加坡本届国会大选有 6 个反对党参选,87 个议席中有 82 席遭遇挑战,成为新
13、加坡独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选战。纵然选情异常激烈,但渐趋成熟的朝野政党正逐步走向良性竞争而非壁垒分明的对立面。新加坡的政党竞争,正沿着积极、健康的轨道稳步前进。理性且务实的党争文化为本届大选奠定了文明、大气、平和的基调,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 第一,此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不再对反对党进行强势打压。人民行动党作为长期的执政党,尽管其执政绩效不容置否,但要捍卫其执政权威、维持一党独大的局势,也不得不时时依靠制度内或制度外的各种规则,甚至运用明显的非体制手段来对付反对党的活动,控制反对势力的增长6 。反对党人士萧添寿、邓洪亮和徐顺7全等先后都因挑战人民行动党的权威而被其
14、以诽谤等罪名告上法庭,甚至被迫流亡海外。这种强势的打压实际上是有悖于民主选举的公平竞争精神的。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反对党人士,不论输赢,不会因为一些误差而遭受打压” 7 。收到民情的行动党深感之前的强势手法非但无法达到捍卫其执政权威的目的,还会损及自身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此次大选人民行动党非但没有对异己势力进行打压,反而充分彰显出执政党的风度和气概。 首先,人民行动党在同反对党的沟通过程中,对其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和包容。这次大选执政党做了罕见的铺垫工作,在选区划分上降低反对党的参选门槛;在媒体上拨出不少版面给反对党;大幅增加非选区议员;走访选民时遇见反对党的竞争对手,
15、会主动示意友好;大选期间国民团结党秘书长吴明盛的哥哥突然去世,身为敌对阵营的竞争对手,吴作栋和马宝山马上向其家人表示慰问,马部长还送花圈到灵前。吴明盛事后在群众大会对此表达深切感恩。此可谓新加坡朝野政党关系史的一段佳话。 8其次,人民行动党抛开了历史的包袱,没有偏见地吸纳“左二代”作为其候选人。王乙康和普杰立成为本届人民行动党格外引人注目的两位候选人,因其父同是曾与行动党展开过激烈抗争的社会主义阵线成员。上世纪 60 年代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行动党大规模逮捕左派分子,并对其进行高压。如今行动党不再视此类“异己势力”为洪水猛兽,不再把“左二代”的家族政治背景当做年轻人入党的隔阂,这种史无前例的转
16、变凸显了行动党巨大的兼容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声音的宽容,使一些优秀的人才敢于加入反对党队伍而不8必付出前途的成本,甚至包括吴作栋的前任首席私人秘书和人民行动党的地区青年团主席这些“体制内”人物也除却了对人民行动党的恐惧心态,加入反对党。 第二,反对党依然向执政党提出众多异见,但不再大打悲情牌甚至进行政治抹黑。新加坡的政治资源长期被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垄断,处于劣势地位的反对党很难运用主流的、积极的手段为其自身宣传造势。为了吸引选民的眼球,反对党可能会选择一些煽动民心的课题,将其突出、渲染、夸大甚至扭曲,以达到攻击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目的。这也是民选制度所存在的一个内在固有弱点。但回顾
17、本届大选,参选的反对党更多的是基于新加坡的历史继承、优劣势、可改变与不可改变的因素以及成功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制定政治目标和策略,由此拟定竞选策略,而不是以新加坡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作为攻击执政党的依据,进而制定竞选策略。 9本届大选反对党的竞选运作,充分展现出其正面的、建设性的参与政事协商的形象,而鲜有使用大打悲情牌或政治抹黑等手段。 大选期间,朝野政党就多个重要课题,例如“第一世界国会” 、“组屋售价” 、 “外来移民”等展开了理性、激烈的争辩。新加坡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及“王牌”候选人陈硕茂,其作为从政者的政治视野的深度及广度,深得选民的赞许;团结党秘书长吴明盛也称将会和吴资
18、政所率领的人民行动党团队展开“君子之战” ,针对政策和课题来交锋,而不会借抨击行动党最年轻的、最具争议的候选人陈佩玲不成熟来捞取选票。本届大选反对党虽然也提出了不少异见,但很少见其与执政党壁垒分明地相抗衡。 “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党都会趋向中间路线,两9个政党政纲相近的话,并没有错,不一定要对立。其实成熟的民主,它有对立的成分,也有互补的作用。虽然彼此竞争,有不同理念,但都希望新加坡人会过得更好,新加坡会更进步。 ”10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针对不同类型的反对党持有不同的态度:对于诸如惹耶勒南、邓洪亮等对立性较强的外党人士会进行强势批判、压制;对于刘程强、詹时中等极具建设性的人物则态度温和。所以反对党
19、推动自身向理性、务实、负责任的方向发展,客观上也拓宽了自身的生存空间。 第三,反对党之间加强相互合作,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内耗。新加坡的反对党长期积弱,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跟执政党相抗衡,因而充分有效地加强合作,具有整合、提升反对党整体竞争力的实际意义。本届大选,参选的 6 个反对党以战友的团队姿态,尽可能地发挥异党制衡的功能。 大选期间反对党的合作主要表现在选区的分配上。为了避免三角战,反对党多次召开跨党协调会议,商讨选区的分配问题。假如某个反对党本身可在某个选区以 51%的得票率击败行动党候选人,但如果有两个反对党同时派出候选人参加竞选,它们可能只各得 25%和 26%的选票。民主联盟助理
20、秘书长莫哈默纳齐姆指出,反对党的时间、人力和资源都有限,不应浪费资源在同一个选区角逐议席。 “如果有两个反对党在同个选区竞选,那只会让行动党笑掉大牙。 ”11为了让最适合的政党去适合的选区,不少政党都做出了让步:为避免同工人党和民主党正面冲突,国民团结党放弃摩绵加冷集选区和裕华区竞选。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说:“我们再度呼吁反对党避免三角战,集中资源与行动党较劲。 ”最终,一10向貌合神离的反对党,协力同心地以一对一的方式向执政党下了战书,并在群众大会上互相支援,默契十足。 三、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 除了制度层面的规定、各政党的政治素养和竞选运作之外,选民的政治理性水
21、平构成了另一个影响新加坡选举文化的重要因素。本届大选除了丹戎巴葛选区的 14 万选民因没有反对党前去竞选而无法投票,全国其余 221 万合格选民均行使了投票权,国民投票率高达 93.7%,使本届大选成为多年来罕见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性选举。反对党的积极参选,为新加坡国民提供了一个得以展现其选举水平的舞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选民都能凭借自身的政治选举素养,充分把握投票机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其在大选期间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 (一)新加坡公民意识的觉醒 选民对待选举态度的积极程度与其公民意识的觉醒程度成正比。随着代议民主制度的成形,大众政党的出现,参与选举或投票成为公民主要参与政治的机制。 12虽然新加坡的强制性投票制度可以促使国民积极行使其投票权,但行为积极不代表心理积极。人民行动党长期连续执政的新加坡,一成不变的大选结果及政治生态会让很多选民对选举产生无力感,认为自己的一票并不能左右大局,参与的兴致自然不高,最终导致其对选举政治的日渐冷漠。但是本届大选,常被外人评价为低调甚至沉闷的新加坡选民,却勃发出异常的热情和积极,表现出其对手中选票和自己公民身份的额外重视。 本届大选有接近 1/5 的选民是第一次投票,绝大多数的“首投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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