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德性的二律背反.doc

1、1幸福与德性的二律背反摘要道德原则问题实际上就是善恶的区别问题。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立：立足于自然这一道德前提，从普罗泰戈拉到杜威的一批伦理学家认为，人性在于人的感觉性、经验性，道德的基础在于人的自然本性，满足人的自然欲望，追求世俗的幸福生活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德性不过是实现人生幸福的一个必要且有效的手段；立足于自由这一道德前提，从苏格拉底到麦金泰尔的一批伦理学家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有理性，正因为有理性，所以人可以不受自然法则的制约而自由地追求德性，追求德性才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总体上，幸福与德性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是绝对的。 关键词幸福 德性 二律背反 中图分类号B

2、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005-05 一、幸福与德性的相对统一 西方伦理学很大程度上为幸福主义所统摄，不过，不同的伦理学对幸福的理解很不一样。有的伦理学把幸福理解为生理快乐、感性幸福、功利欲求，把享乐与获利理解为幸福。如，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典型的幸福论者，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指出人的自然本质就是追求幸福，对于幸福的追求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的基本的和原始的追求。 “同其他一切有感觉的生物一样，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 ”以此为根据，2费尔巴哈把追求幸福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明确地说：“善就是肯定追求幸福的愿望，恶就是否定这种愿望” 、 “善就是

3、与人对于幸福的追求相适应的东西，恶就是显然与这种追求相反的东西” 。他还以讽刺的口吻与坚持“德性就是幸福”的伦理学家辩论道；“没有德性就没有幸福：这个话你说得很对，你是道学家，我衷心地同意你，我已经这样承认你！但是，你须注意：没有幸福就没有德性，因此，道德就归属到私人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领域中来了。如果没有条件取得幸福，那就缺乏条件维持德行生活的基础也就是道德的基础。如果由于饥饿由于贫穷你腹内空空，那么不管在你的头脑中，在你的心中或在你的感觉中就不会有道德的基础和资料。 ” 幸福论伦理学和德性论伦理学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幸福，黑格尔就说：“道德意识决不能放弃幸福，决不能把幸福这个环节从它的绝对目的

4、中排除掉。 ”在德性论看来，幸福论的错误根本就不在追求幸福这个问题上，而在于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幸福。康德说：“幸福是个很不确定的概念，虽然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幸福，但他从来不能确定，并且前后一致地对自己说，他所想望的到底是什么。 ”德性论伦理学并不完全否定幸福观念，只不过与幸福论者主张幸福就是德性不同，德性论者主张德性就是幸福。在德性论者看来，幸福仅仅在它作为有德性的行为的结果时才有价值，而当幸福是幸福是通过刺激我们本性中低级的、感官的东西和压制我们较高的精神能力而获得的时候，这种幸福只能看作是卑下的。毕达哥拉斯认为，人是灵魂和肉体组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的善恶和幸福都取

5、决于灵魂。他说：“在人身上最3有力的部分是灵魂。灵魂可善可恶。人有了好的灵魂便是幸福的。 ”康德并不要求人们抛弃享受幸福的权利，但在至善概念中幸福不能居主要地位，只有德性才是最高的：“道德乃是至上的善（作为是至善的第一条件） ，至于幸福则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只有仵划分了这样一种先后次序之后，至善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对象。 ” 幸福与德性之相对统一不仅体现在德性论者并不拒斥幸福本身，而且体现在幸福论者并不完全否定德性观念。实际上，幸福论者所理解的快乐往往既包括肉体的、感官的快乐，又包括精神的、心灵的快乐。赫拉克利特说，幸福在于追求高尚的快乐，即“精神的完善” ，其中包括德行、教养特别是审美趣

6、味：“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 ”伊壁鸠鲁学派从乐生术的角度强调不为外物所累的精神快乐。伊壁鸠鲁是从反面来判定快乐本身的，认为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而不是肉体享受的快乐。他说：“快乐的量的极限，就是一切能致使痛苦的事物的排除。 ”他把快乐分为精神快乐和身体快乐，认为肉体快乐是低级的，精神快乐是最高的快乐和最高的幸福，肉体快乐只是达到精神快乐的手段。穆勒不仅承认快乐有量的大小，也有质的高下，感官的快乐是低级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是高级的快乐。这样，功利就加进了德性的内容。 同时有很多幸福论者主张，快乐不应该是极端的赤裸裸的享乐，相反，他们认为享受和谐的感觉与快乐才是有教养的表现。

7、赫拉克利特就强调，快乐要适可而止，而且不要满足于这种快乐。他说：“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享受更加强。 ”伊壁鸠鲁说：“当我们说快乐是一个主要的善4时，我们并不足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不断地饮酒取乐，亭受童子与妇人的欢乐，或享用有鱼的盛筵，以及其他的珍馐美馔，都不能使生活愉快。 ”梅特里也认为。极度的享乐是坟墓，他说：“官能的快乐如果不善加节制，便丧失它的全部活力，不再成为快乐” 、 “饮食有节制是一切美德的根源，就像无节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幸福论者霍尔巴赫也指出：“要谨慎、节制、清廉，因为纵欲、放肆和无度将会摧毁你的生命并使你成为可鄙的人。 ”可见，许多幸福主义伦理学家都力图使享乐主义

8、变成合理的享乐主义，即合乎理性的享乐主义。 人人都追求美德，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但幸福论者从幸福的角度看德性，并把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看作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德性如智慧、公正、节制、勇敢等不是与幸福无关的东西，而是求快乐的工具。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德性从属于人生的最高目的，是达到幸福的手段。德性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给人以幸福。德性之所以为人们所遵从，只是因为它能确保人们获得快乐。霍尔巴赫说：“德行，对所有的人来说，乃是达到幸福的最可靠的道路。 ”德性假使不能给人以快乐就没有任何价值。穆勒表示，功利主义并不否定人们追求美德，而且主张美德是应该欲求的。但穆勒强调，幸福是人类行动的唯一目的，美

9、德之所以为人们所欲求，是因为美德是达到幸福的工具和手段。作为工具和手段，与其他工具和手段一样，美德本无重要之处，但美德一旦与其所追求的目的即幸福相联系，那么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们追求美德也就意味着追求幸福，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二、幸福与德性的绝对对立 5幸福主义与德性主义的对立贯穿于整个古希腊伦理学之中，一方面是居勒尼派和伊壁鸠鲁派，另一方面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在近代也同样出现了这一对立，一方面是经验主义的伦理学家，另一方面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旧理性主义思想家和追随康德的德国哲学家。前者主张按照感性原则生活，理性服从感性；后者主张按理性原则生活，情感低于理

10、性。根据幸福主义者的意见，主观上的快乐感情不管是怎样产生的，都是绝对善的；人生的目的和动机在于追求快乐，除了快乐与不快乐的情感之外，没有什么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根据德性主义者的意见，理性的美德是绝对的善，而不管它是否产生快乐。其中古代的德性主义者全力论证道德属于内在目的，有道德的生活本身即是幸福，是唯一应当追求的目的。近现代的德性主义者崇尚理性力量，高扬人的道德情操，认为幸福在于按照理性的命令行事，至于感官快乐则只会玷污理性，贬损德性。 康德发现，现实中德性和幸福往往是背离的，有德之人往往得不到幸福，而缺德者却有不少人有高官厚禄。在他看来，幸福与德性之间没有绝对的同一性，存在着二律背反。幸福与德

11、性的对立根本上源于人性中感性和理性的对立，即自然性与自由性的对立。前者使人保持现状，使人处于形而下的物质界，后者使人处于形而上的精神界，为人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生活。物质的惰性力抵抗着自由的创造，而自由的创造又注定要打破物质的惰性。没有人能置身于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之外。在人性中，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自由性多么对立，在伦理学中，幸福与德性就有多么对立。 6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点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如果人被限定在他的生理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而德性观念的诞生有力地证明人有一

12、个建设理想世界的力量。 “人类的社会文化的生活非设准道德不可。如果人类的社会文化的生活没有道德，那末势必归于萎废，甚至归于崩解。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小无道德则小乱，大无道德则大乱，全无道德则全乱。 ”康德认为。人固然是有感性欲望的动物，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正是理性保证人不完全顺从感性欲望的驱使而与动物同流合污。如果人仅仅是一个感性存在物，只追求感性的幸福，那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人作为感性存在者，要追求物质利益，追求幸福；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只追求德性。如果从不同领域去看人，德性与幸福没有矛盾，然而人却是双重存在的统一，人既追求幸福又要有德性，这就陷入了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最高的道德境界

13、至善，必须是德性和幸福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在现实中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德性与幸福的结合只有在超感性的道德世界中才可能，在现实感性世界无法解决的矛盾在本体的道德世界中可以解决。因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思想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认为对幸福的追求就能产生德性意识，这是绝对虚妄的。相反，德性的养成时常以感性幸福的巨大牺牲为前提。 幸福论者边沁说，在任何既定条件下，当我们必须在两种行为或政策之间进行选择时，永远应该选择可以产生最大数量的最大幸福的行为7或政策可以导致最大可能数量的幸福和最小可能数量的痛苦的行为或政策。边沁认为，由我们的趋乐避苦心理所支配的对幸福的追求与对最大多数

14、人的最大幸福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幸福论者从人的苦乐感觉引出道德，因而道德原则没有必然性，它以人的自爱自利和个人欲望为根据，所以是主观的，缺乏公共性，没有普遍有效性。幸福原则是偶然的，不能以此为基础引申出统一的道德命令。这就是霍尔巴赫所说的：“幸福对于任何人不能都是一样；同样的快乐不可能使各式各样被形成r 的或改变了的人受到同样的感动。无疑地，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道德学家，对于幸福究竟在于何处以及如何去获得它这些问题，很少取得一致的原因所在。 ”如果硬要根据经验事实来确定道德原则，那就会破坏道德原则的纯粹性。不同的快乐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不存在任何可用来衡量它的质量和数量的尺度。考虑到

15、快乐和幸福的多样性特征，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观念不具有任何明确内容。显然幸福论者取消了德性，却又不能给向往崇高生活的人们指明一条超越之路。 幸福论伦理学的问题在于把“可欲的”和“值得欲求的”看成一回事，这就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正如摩尔所说：“事实上， 值得想望的并不像可见的意味着能见的一样，意味着能想望的 。值得想望的东西仅仅意味着应当想望或者该想望的事物。 ”值得想望的就是应该可以想望的，而实际想望的不一定是可以想望的，因此实际想望的不一定是值得想望的。如果把值得想望的和实际想望的视为同一，也就谈不上更好的和更高贵的想望对象。认识到这种区别，那么，无论我们怎样证明幸福实际上为

16、人们所想望，最多不过是描述了一种心理学事8实，而不能说明它是应该想望的，进而不能说明它是善的。幸福论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正在做什么，但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有理由把“事实上”的东西当作“应当的”东西即“善的”东西加以追求和赞美，那么，区分善恶的任务就没有了，伦理学也就无事可做了。 历史上德性论与幸福论的对立是根本的。德性论坚持的是重义轻利原则，即重道德价值轻物质价值。准确地说，是以义为利，认为义及其实现本身就包含利，只要循义而行即可得利。其特点在于：把道德看作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无关的东西，物质利益实际上从未获得其应有的独立地位。幸福论则奉行重利轻义原则，不是把道德看成人类自身完善的一

17、种方式，而是仅仅当作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幸福论直接把现代社会引向了物质主义。所谓物质主义就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规定着社会的各个领域。物质主义把物质作为估价一切问题的“度量衡” ，物质俨然成了新的救世主。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精神的高度空虚是功利主义带给人类的尴尬结局。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口号的感召下，物质财富获得空前增长，但同时人类从此也就打破了自在生命的完整，成为物质的寄生虫，跌落到物质主义的深渊。人若时时念着物，追求物，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物的陷阱，成为物质世界的奴役，精神生活就会从内部腐烂，人生之理想境界也就不再存在了。在幸福主义那里，及时行乐是最聪明不过的了，德性只

18、是一个空洞的梦。然而，人不能仅仅停留于功利追求和感性幸福。单纯追求财富不应该是人类最终的命运。如果说幸福也可以算是一种道德原则的话，那至多只能算是世俗的，问题在于道德恰好是超世俗的。就此而言，幸福论也许是讲道9德的伦理学中最不讲道德的。 三、德性的复归 如果幸福与德性是绝对对立的，那么伦理学就将变得毫无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幸福与德性的二律背反对伦理学构成了巨大挑战。我们认为，伦理学本来是幸福哲学，应该呵护人的幸福。幸福与德性不应该是绝对对立的。 在古希腊人看来，一种好的生活不仅要靠政治学和法治，而且要靠伦理学和德性。根据研究者考证，伦理学的原始含义就是创建人可以安居其中的有意义的“家园

19、” 。从这里，可以引申古典伦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有意义的、好的生活？我们知道，西方第一个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都提出并思考过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伦理学理解为研究“好生活”的一门学问。正因如此，亚里土多德的伦理学特别强调“实践”或“行动” ，他认为：“好生活”即幸福是人生的目标， “好品质”即德性是实现“好生活”的力量。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决不在消遣和游戏之中” ， “幸福生活可以说就是合于德性的生活” 。对爱德性的人来说，真正的幸福就是灵魂合于那最美好最完满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所以，亚里士多德断言，如果把善的事物分为三个部分（外在的善、灵魂的善

20、和身体的善） ，那么，灵魂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德性或灵魂的善是维系城邦共同体和谐共处的力量，因而是幸福（好生活）所必需的。亚里士多德说：“幸福需要完满的德性，并须终其一生。 ”可以说，是否具有德性的品质关系到人生的目的是否正确，关系到这种正确的人生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因而也直接关系到个人的人格是否完善，人生是否幸福。德性是个人幸福之10基。德性是幸福所必需的品质，个人不具有德性，个人就不可能幸福，社会成员不普遍具有这种品质，社会就不会有普遍幸福。 “幸福与德性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在今天德性已经成为获得和享有幸福的前提、保障、动力和源泉，在广义上看，也可以说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手段。德性之所以是幸

21、福的主要手段，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是人的智慧的体现和结晶，是人的道德智慧，而道德智慧以及智慧是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 ” 可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 、工业革命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导致了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但也严重地削弱和冷落了德性的力量。在暴涨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不再像古希腊时期那样欣赏和相信德性的力量，人的全部热情为自然物和作为人造物的商品所牵引，完全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人丧失了自我，或者说，自我只知道享受物质和崇拜商品，只是寻求一种“虚假需求”的满足，而丧失了对高贵的德性的向往，丧失了对自由和解放的“真实需求” 。结果是内在的德性比不上外在的产品，灵魂的优异比不上财富的华美。人与物的关系颠倒了。这种颠倒体现出物的价值上升的同时是人的价值的下降，导致了幸福与德性的分裂与剥离。 伦理学是不允许斩断伦理学与人的内在生活的联系的，而是应该告诉人们如何去定位自己的生活目标，并为实现一种善的生活追寻和培植自己的内在品格与美德，而这正是伦理学原初的理想和本来的状态。近代以来，个人似乎也在努力寻求好的生活，但却并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生活。这种不清楚明显地表现在个人甚至要在外在世界中来定位好的生活。可是，那样一来，可以找到的所谓好生活注定只能是外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