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里程碑.doc

1、1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里程碑摘要：范凡著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注重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调查统计，围绕图书馆学核心内容进行阐释，有着宏大而开放的学术体系，全面展现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规模与特色，是近年来有关民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继往开来，对推动民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图书馆学学术史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方面将晚清以来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发扬光大，一方面为 1949 年以后的图书馆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

2、一时期，中央政权式微，社团组织勃兴；同时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从世界边缘大国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定时代赋予了图书馆学以特定内容，或者说，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有着承平时代所不具备的独特内容。也因为如此，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学也特别繁荣，有着独特的时代特征。而真正能够体现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繁荣的方式就是图书馆学论著的出版。 有关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研究，1950 年代有李钟履、1980 年代有蓝乾章、程焕文等，分布在大陆和台湾。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和台湾，在 19501980 年代交流绝少，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然而两岸学者在图2书馆学研究方面，却有共同志趣。这

3、表明两岸学者心心相通，学术研究不受时空制约，毕竟都是炎黄儿女。李、蓝、程等先生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概貌。而引领我们进入民国图书馆学论著园地远眺近观的，当属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范凡博士著，2011 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范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该书在其同名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倾注了作者数年心血。该书吸收了李钟履、程焕文等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了蓝乾章等台湾学者的学术著作，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形成的第一部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学术著作，全面展示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规模与

4、特色。可以说，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是关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研究的集大成者。 该书的特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至少有这样几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1 注重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调查统计 调查是研究的前提。我国现代图书馆学自萌芽以来一向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民国时期如 1918 年沈祖荣先生的中华全国图书馆调查表 、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全国图书馆调查、1931 年教育部主持的全国图书馆调查、1935 年许晚成的全国图书馆调查录 、1936 年申报年鉴社和浙江省立图书馆联合进行的全国图书馆调查、抗战期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调查和图书损毁调查等；当代学者如程焕文先生的建国以

5、来3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研究论文调查统计总表 ，等等。范凡博士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承袭了中国图书馆学的优良传统，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论著进行了充分而详细的调查统计。调查对象包括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调查、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统计、民国时期五大图书馆学系科课程设置调查等等。这些调查统计不仅将原先的研究推向精确化，而且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借鉴。 该书在各种调查统计中，最有价值的是提供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总体规模和确切数据。共得到 943 条书目记录，并尽可能多地列出了这些著作的基本信息，如书名、作者、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等。这一统计数据是此前任何研究都没有达到的高度。其次

6、是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调查统计，共列出 113 条期刊目录，包括刊名、主办者、创刊年、知见卷期等四项内容。113 种图书馆学期刊也是以前研究所没有达到的规模。该书著作和期刊调查统计的结果不一定绝对准确，而且可以推测，一定低于实际数目，但在现有的各种调查统计中，无疑是最准确的。笔者曾经对颇有特色的有关近代中国的数字资源进行过检索，包括浙江大学图书馆的“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DAL） ”（该数据库现已不对外开放）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民国图书民国期刊民国法律数据库、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台湾地区相关学术网站，等等，也检索了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发

7、现范凡博士提供的数据确实丰富，基本上涵盖了分布在大陆、台湾、日本等地数据库的相关内容。这 943 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和113 条民国图书馆学期刊目录，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对4治学者来说，无疑提供了颇具学术价值的资料线索，其意义不言而喻。2重视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专题研究 该书将民国时期的著作分为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史、图书馆建筑设备和图书馆管理法、图书分类和编目、目录学 5 个专题，进而展开论述，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每个大专题下面，又分若干个小专题，琳琅满目。如“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史”专题，下分“图书馆事业调查” 、 “图书馆法令与公约” 、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规

8、划” 、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总结” 、 “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 、 “国外图书馆史” 、 “中国图书馆史”等小专题。阅读这一个个专题，犹如移步换景，美不胜收。 这些小专题，虽然小，但都很别致，选题都很清新。其次，每个小专题的阐释都很严谨，严丝合缝，如“图书馆事业调查”小专题，作者将调查主体分为个人调查、图书馆组织调查和教育部调查三种类型。每种类型的调查也都列举了两个案例，如个人调查方面，列举了沈祖荣、许晚成两位先生；图书馆组织调查方面，列举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调查；教育部方面，列举了 1932 年和 1936 年发表的两次全国图书馆调查报告。对这些图书馆调查的价值，作者都予以中肯

9、评价。虽然没有涵盖民国时期所有的图书馆调查（如抗日战争时期新闻媒体工作者夏颂明的图书馆损毁调查等） ，但作者的努力，足以使我们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的调查问题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作者选择小专题，显然经过了慎重考虑，特别注意小专题在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以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划为例，作者对李小缘的中国图书馆计划书予以详细介绍，5并称：“无论怎样强调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应当都不过分。因为李小缘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有一个非常系统而全面的考虑，在当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中华图书馆协会历次年会上的那些提案，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很多都能在这个计划书中找到根源。

10、”这一看法，与蓝乾章对该文的评价“李氏此计划书在精神上应是一部中华民国图书馆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过分看重，往往过犹不及。 “独一无二”这个评价不甚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据笔者阅读所及，梁启超先生 1925 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的“中国的图书馆学” 、刘国钧先生于 1928 年 5 月向全国教育会议提交的“请规定全国图书馆发展步骤大纲”提案，均属于民国图书馆事业的规划范畴。不过，在 1927 年前后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关口，李小缘的计划书显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是不能否认的。 3 抓住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进行阐释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11、 20 年代。杨昭悊、梁启超、杜定友等先后提出并讨论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其中以梁启超的“中国的图书馆学”最为著名。按照梁的看法，中国的图书馆学首要解决图书的分类与编目问题，其次目录、图书馆人才教育等都是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梁氏的观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设立了分类、编目、索引、教育等组，分别就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展开研究。1944 年，沈祖荣先生仍然呼吁图书馆的中国化。时代在变，图书馆学内容也随之变化，但核心内容却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范著对近千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内容排序时，前 6 位分别是公共图书馆、学6校图书馆、编目、文献目录学、图书馆管理、分类。在前 6 位中，图书馆

12、事业与图书馆学各占半壁江山。这一排序结果令人吃惊。要知道，图书馆学是基础性研究，不像图书馆事业那样需要社会大众参与。排序结果只能说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繁荣状态。 范著的主体内容恰恰是围绕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展开的。范著分 5 大专题，其中“图书馆学通论” 、 “图书分类与编目” 、 “目录学” ，均属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其他两个专题，也不乏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如“图书馆史” 、 “图书馆管理法” 。真正属于图书馆事业的内容只有“图书馆事业” 、 “图书馆建筑设备”两个小专题。不仅 5 大专题，即使“民国时期图书馆学重要论文”一章，也属于民国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范畴。该章除了列举

13、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外，小专题分别为“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遗产” 、 “密切跟踪国外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 、固字应用之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之争等等。可以说，范博士自觉不自觉地根据民国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在编排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这不是巧合，而是范博士图书馆学深厚学养的实际展现。也因为范著阐释的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恶果”：此后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必须先好好阅读该书，看看范博士是怎么说的，才能继续深入下去。筚路蓝缕，功在后来。 4 以开放的姿态对待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研究 与众多封闭性学术著作不同，范著对有关民国时期图书馆

14、学著作的研究持一种开放态度。如，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范著得到 943 条7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著作目录。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成绩，但作者却表示：“限于个人的思维定势，学术水平以及各种资料的可获得性，统计结果仍然不可能完整无缺，只能做到相对全面。 ”虚怀若谷的态度令人敬佩。又如，论及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的内容分类时，作者表示：“由于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新材料，思路和认识也随之不断变化，相应的统计数据也多次改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 ，每次改变都需要重新计算，其工作量很大。好在本研究并不需要特别精确的计算，需要的只是一个相对的结果”_l这无疑是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本文的细节可能存在误差，或不

15、严谨。本文的统计数据只是具有相对价值。换言之，作者并不排斥新材料的发现可能对其论证过程产生冲击，但在基本结论上，作者自信不会有任何偏差。诸如此类，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在计量分析研究中，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根据台湾学者张锦郎、黄渊泉先生的研究，从 19121949 年，中央政府通过的图书馆法令 15件，其中抗战时期 8 件。然而，根据笔者所见，张、黄的统计仅抗战期间的法令就有诸多遗漏，如 1940 年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组织条例 、 社会教育机关服务人员养老金及恤金条例 、1941 年的县市立图书馆设置巡回文库办法 、1944 年的全国各县市普及教育文化事业实施办法 、1945 年的国立西北图

16、书馆组织条例等等，均属荦荦大端，还不包括1937 年的出版法等有关图书馆内容的很多法令。这也印证了范凡博士在书中的论断：“笔者曾经根据等书做过一个初步统计，得知民国期间先后公布图书馆法令 15 个（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确实，实际数8字更多。笔者完全赞同范凡博士严谨而开放的治学态度。范著体系宏大，与其开放襟怀不无关系。考诸历史，凡是声名卓著、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必定有着结构宏大的开放体系。从这点来说，范著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如同任何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一样，范著中有些内容也不见得全部准确无误或没有争议，至少对笔者来说，有些内容存有疑义或不甚赞同，值得商榷。试举一例：范著提及东方图书馆复

17、兴时，写道：“1934 年 2 月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成立，成立之后立刻在国内外设法筹款征书，到 1934 年 10 月，已征书 10 万余册。 ”不知这“1934 年”是否准确？根据东方图书馆纪略载：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章程为 1933 年 4 月 29 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决（16 页） ， “筹备复兴” （14页）工作也开始于 1933 年。范著这一材料并没有注明出处，抑或受不良材料影响而蒙冤？当然，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怀疑也不一定合理，也不影响整个著作的学术价值，仅供参考。即使细微处偶有瑕疵，那又何妨？5 结语 在信息科学中，图书馆学是冷门；在图书馆学中，图书馆学史又是冷门，因此研究图书

18、馆学史，更是冷若“雪上加霜” 。那么，图书馆学史研究就不重要吗？也不是这样。图书馆学史对图书馆学的基础性意义已经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同时，图书馆学史的“冰冷”也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史就不严谨，或者说要求就会相对降低。相反，图书馆学史是交叉学科，其难度和要求是大于单一图书馆学或历史学。毕竟，一方面，9如果没有深厚的图书馆学作为学术背景，图书馆学史研究就没有力度；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广博的历史基础，图书馆学史著作也难免缺乏历史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敢于研究图书馆学史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一种挑战。而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将图书馆学和历史学完美结合起来，既有图书馆学的理论高度，又有历史学的厚重深度，堪称交叉学科结合的典范之作。这大概是有目共睹的。 对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卓有成效者，文华一代以严文郁、蓝乾章先生为代表，过渡时代以谢灼华先生为榜样，壮年一代的领军人物则非程焕文先生莫属，第四代的精英当推范凡博士。这不是恭维，而是一种责任。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世代相传，下一代总要接下上一代的责任。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已经打开了一片新领域，希望范博士再接再厉，有更多著作问世，在推动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